黄奕住：给复旦留下一幢精美建筑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

黄奕住：给复旦留下一幢精美建筑

读史老张

左图：黄奕住

上图：奕住堂（今复旦大学校史馆） 读史老张摄 读史老张

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内有一幢老建筑，名为“奕住堂”（现为复旦大学校史馆）——这是复旦迄今现存的最古老的建筑。“奕住堂”的建造经费，来源于著名爱国华侨实业家黄奕住先生。

“剃头住”，曾经一贫如洗

黄奕住（1868年—1945年），福建南安人，1868年12月7日出生，祖上世代务农，父亲一辈子耕作，母亲替人纺纱，家里一贫如洗。黄奕住是家中长子，五六岁时就被父亲送去私塾读书，后因付不起学费，被迫失学回家，帮父亲种田。为了贴补家用，黄奕住12岁起就跟着伯父学剃头。3年后，他自己挑着担子走村串乡为人剃头，受尽歧视和欺凌。

1885年春，黄奕住随亲友赴南洋。关于他赴南洋的原因，有多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某日，黄奕住为一豪绅剃头，在修容时，该豪绅突然咳嗽，黄奕住冷不防，手中剃刀落下，割伤其额角，豪绅顿时大发雷霆、呵斥痛骂，扬言日后再找他算账。黄奕住惹不起他，又怕父母受连累，决定赴南洋避祸。家里没钱为他买船票，父母卖了祖传的一丘田，得价36个银圆，助他漂洋出海。他乘的船，是长他两岁的黄仲涵的木帆船，船票费可以欠付——30年后，黄奕住和黄仲涵都成为印尼“糖王”。

经过颠簸和漂泊，黄奕住经新加坡、棉兰等地，落脚于荷属殖民地爪哇岛（今属印度尼西亚）的三宝垄市。起初，他人地生疏，言语不通，生活非常艰辛。白天，他挑着剃头担子，到码头上找华工剃头；夜晚，只能宿在妈祖庙内。到了第二年春，他攒下的一年工钱，只够偿还欠付的船票费。

两年后，黄奕住已粗通方言，和当地华侨、华工熟络起来，大家都叫他“剃头住”。有一天，老华侨魏嘉寿对他说：“像你这样做剃头匠，贫苦的日子恐怕永远不会到头，何不做点小生意呢？”他一听，立刻表示愿意改行。魏嘉寿告诉他，可以改做小贩试试，并借给他5盾（荷币）作为本钱。黄奕住接过钱后，即把剃头工具用破布一裹，扔进了大海。

从此，黄奕住作别剃头匠生涯，成了挑担小贩。最先，他深入乡村和土著部落，贩卖杂货、咖啡和糕点。1891年，他开了个“日兴杂货店”。不久，杂货店又变成了批零兼营的“日兴商行”，生意做得非常顺手。1897年，黄奕住已拥资近百万盾，先后在中、西、东部爪哇设立了“日兴商行分行”，并成立了“日兴股份有限公司”。后来，黄奕住利用当地盛产蔗糖的条件，开始经营蔗糖贸易。到1913年，他的资产已达到300万至500万盾之间，跻身印尼“四大糖王”之列（另三位是黄仲涵、郭春秧和张永福）。

“要想富，就学黄奕住”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时期，黄奕住的蔗糖生意几落几起，历尽风险。有一次，他大量买进蔗糖，却遭遇糖价大跌，一度濒临破产。直到后来糖价上涨，他才得以峰回路转，起死回生。

最有戏剧性的一次，发生在一战结束前夕。有一天，三宝垄火车站附近某蔗糖货仓着火，黄奕住携长子黄钦书前去察看。黄钦书好动，喜登高，一见被烤焦的成堆糖包，就攀登了上去。到达堆顶，他无意中发现，着火的其实是外围，内层糖包完好无损。他跳下糖包，就把这一情况告知父亲。黄奕住当即找来货仓老板，说要买下这里的所有糖包。老板闻言，当即以每包2盾的价格，将货仓里数万吨糖包悉数出售。双方银货两讫，各自得意……哪里想到，不久，一战结束，糖价涨势迅猛。到了1920年，糖价已猛涨了50多倍。黄奕住以每包2盾买来的数万吨蔗糖售出，获利甚丰。

到一战结束前后，黄奕住已成千万富翁。他一跃致富的故事，迅速在他的福建家乡流传，闽南当地有一句流行语：“要想富，就学黄奕住。”多年以后，他的传奇经历，还被上海的小报编成了“世说新语式”的文字，让人“拍案称奇”：

黄君……少贫，习理发业于爪哇，落落无所遇，会其地有某大糖商，籍闽之泉州，一见深器之，谓其品性醇厚、资质聪慧，而状貌亦似非长贫贱者。一日，又值理发，相与闲话，某问黄君何不为商？以缺乏资本对。某笑曰，是不难，吾货栈中弃糖满地，子可往拾之，簸其尘秽，贱值斥售亦可得白金，用之设小肆，则绰乎有余矣。黄君称谢而去，即责令往告货栈之司事。既得弃糖，顾不即售，亡何？糖价飞涨，始货之。竟得五百余金。此五百金者，实为黄君发轫之第一批资本。由此操奇计赢，机缘奔凑，驯（迅）至三千万之富云。（梅瘦《中南银行与黄弈（奕）住》，1937年7月13日《上海报》）

“申报馆之晤”，开创中南银行

1919年，51岁的黄奕住决定回归祖国。动身前，有人曾劝他：“你坐拥金山，哪里不是好地方？”他一笑应之：“我身为中国人，怎么能受人盘剥、寄人篱下、隶人国籍呢？”

4月起，黄奕住在厦门鼓浪屿定居。他带回国内到底有多少钱，没人知道。有人推测，最低数字应该在2300万美元（约合中国白银1600万至1700余万两）。这些钱，不少被黄奕住用来捐助福建的公共事业。例如，他曾力挺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慷慨捐赠图书和设备。至今，厦大仍保留着“黄君奕住，慷慨捐助，有益图书，其谊可著”的纪念碑刻。

回国后不久，黄奕住就把投资目光瞄准了上海。上海是工商大埠，到底该投资什么项目呢？他决定亲自投石问路。黄奕住在厦门每日必看《申报》，觉得主持《申报》的史量才一定见多识广，于是打定主意，登门造访，“我以华侨资格，去拜会社长，他总会见我的”（章淑淳《我与中南银行》）。他们一行人轻车简从，来到了汉口路上的申报馆。

据说，史量才起初以为对方是一般访客，并没把他放在眼里。后来有一则报道，曾描述过这次“申报馆之晤”：

（黄奕住）首至申报馆拜访史氏。惟侨胞素性质朴，故服装均极朴素。维时，史氏于接见黄弈柱（即黄奕住，原文为错写——引者注）时，见其类似乡愿，殊不知为赫赫有名华侨富商，故晋接之倾亦不甚重视。嗣黄氏询史氏云：本人欲在祖国经营一最大事业，应从何方入手？史即漫应之云：以开银行为最好耳。旋黄复称：若开银行，究需多少资本？史称五十万亦一银行、一百万亦一银行，听君自择。黄氏聆言，即夷然示不屑状云：祖国设一银行，岂只此浅浅者即可举办耶？史氏天资颖慧，闻言之下，即知黄为非常人物，乃即转其口风云：顷余所言者，为一般起码小银行耳，如果酌乎其中，则一二千万成立一银行，始可有为也。（虎吼《史量才与中南银行》，1934年11月18日《时代日报》）

经过几番交往，黄、史二人一拍即合，决定成立中南银行。“中南之者，示南洋侨民不忘中国也。”在史量才引荐下，黄奕住结识了前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的胡笔江，晤谈甚欢。黄奕住本拟出资1000万元，独资经营银行，胡笔江告诉他，国内商业银行“皆在500万元以内，且以股份公司责任有限为宜”，遂定第一期缴足资本500万元，黄奕住认股350万元，占70%。

1921年7月5日，中南银行在上海开幕，总行设在汉口路4号（后为110号）。黄奕住任董事长，胡笔江为总经理，史量才等为董事。据报道，“当日柜面收入存款银洋，共合五百余万元，查侨商组织银行，此为首创，而资本之雄厚，亦为商业银行所仅见”（《中南银行开幕志盛》，1921年7月6日《申报》）。中南银行成立后，黄奕住来往于厦门和上海之间，其子黄浴沂于1928年任中南银行协理（1939年胡笔江去世后任总经理），代表父亲参与经营。

不久，中南银行就取得了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相同的银行券发行权，成为北京政府治下的三家发钞银行之一。1923年3月起，它还与盐业银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统称“北四行”）联营，成为“北四行”的中坚，先后成立了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四行准备库和四行储蓄会，并建造了著名的“四行仓库”。1932年，四行储蓄会拨款500万元，在上海跑马厅北侧建造国际饭店。1934年冬，高78米的国际饭店建成，四行储蓄会随即迁入营业。国际饭店雄踞上海，保持了“中国第一高楼”之名达50年之久。

与李登辉交集，与复旦结缘

黄奕住在上海创办中南银行之际，正是复旦校长李登辉在江湾大兴土木之时。1918年1月，为筹建复旦新校园，李登辉赴南洋募捐。6月，他筹得华侨资助的15万元款项返沪后，即在江湾购地70亩。7月，他向毕业学生表示，江湾校园“近由美国来华之工程师穆飞氏（即墨菲——引者注）估计建筑费”（《复旦大学中学毕业纪》，1918年7月3日《申报》）。1920年，奠定复旦永久校基的蓝图，就在江湾徐徐展开。

墨菲设计的江湾校园，原本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由于资金所限，1922年校舍落成时，只造了三幢楼：办公楼、教学楼和第一学生宿舍。复旦老校友于右任曾说过，当母校迁至江湾时，仅此“三座屋宇”也。这“三座屋宇”，呈品字形排列，雕梁画栋，飞檐翘角，被称为“黉宫”。其中，办公楼坐南朝北，由黄奕住捐资一万余元建造，建成后被命名为“奕住堂”（1929年添建两翼）。它与坐西朝东的教学楼“简公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捐建）、坐北朝南的第一宿舍一起，构成了江湾校舍的最初形态。

提到捐建奕住堂，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黄奕住为什么会捐资给复旦？他又是什么时候认识李登辉的？有人说，李登辉之认识黄奕住，是源于1919年复旦校董唐绍仪（唐少川）的介绍。此说的依据，是校长秘书季英伯的回忆文章《李校长与其建设复旦之略历》（《复旦同学会会刊》1933年第2卷第7期），但我查了这篇文章的原文，“嗣由唐少川先生介绍，获得简氏（指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引者注）大宗捐款”，文中并没有提及黄奕住。

实际上，有关黄、李相识的史料很少，两人生前也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现在，我只能通过李登辉的活动轨迹，来拼接一下他俩的历史交集。

第一，李登辉祖籍福建同安，1872年生于印尼爪哇岛西部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他与黄奕住既是同龄人（两人相差4岁），又同籍福建。1890年，李登辉赴美留学，后毕业于耶鲁大学。1901年上半年，他回到巴达维亚，任当地耶鲁学院（又译雅鲁学校）校长。耶鲁学院后因经费不足，交由当地中华商会接办。而黄奕住曾任印尼中华总商会财政董事，管理中华总商会所办学校的经费，两人有时空相交的可能。

第二，1904年冬，李登辉回国。1905年李登辉来到上海，创办寰球中国学生会，并到复旦公学任教。1918年上半年，李登辉赴南洋募捐，得到了印尼福建会馆等华人社团的帮助。此时的黄奕住，事业正如日中天，李登辉极有可能与他会过面。

第三，对于寰球中国学生会，李登辉向来倾注心力。查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寰球中国学生会年鉴》，李登辉几乎每期都荣登“本会创办人”“董事”之榜，而恰在同时，黄奕住被列名为“赞助本会最力者”。

第四，1921年中南银行筹备时，在《中南银行招股宣言》中，除了“创办人”由黄奕住、史量才署名外，还有一百多名来自各地的“名誉赞成员”署名，李登辉就是上海的“名誉赞成员”之一。

综上所述，黄奕住与李登辉，很可能在爪哇就已相识；他们的联谊，最迟也不会晚于黄奕住回国之时（1919年）。而且，从黄奕住捐建复旦（后成为复旦校董）、赞助寰球中国学生会等行为来看，黄、李二人的私交应该也不错。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复旦“三座屋宇”中：第一宿舍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简公堂则被掀掉屋顶，后虽经修缮，但已不复当年雄姿；唯有奕住堂，在抗战中保存完好。长期以来，它与简公堂并称为复旦最古老的建筑。几年前，简公堂被拆除重建，奕住堂就成了复旦现存唯一一幢历史最悠久的老建筑。

值得一提的是，在复旦校史上，奕住堂曾一直被写成“奕柱堂”（若干年前校史馆门口设置纪念勒石，也刻有“奕柱堂”三字），这与黄奕住的名字常被错写成“黄奕柱”有关。事实上，在当年报纸上，黄奕住的名字有“黄奕柱”“黄弈住”“黄弈柱”“黄羿住”等多种写法，这当然是因人工排版误植所致，但也反映了黄奕住的一贯低调。好在，近年来已有复旦学者对此进行了考证和辨正（参见王晴璐《“奕住”还是“奕柱”？——黄奕住生平述略兼姓名辨正》一文），相信假以时日，这些错讹都会得到修正。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黄奕住从厦门迁居香港。1938年5月，厦门沦陷。日方派人赴港见他，劝他出任伪职，他坚决表示：“宁可破产，决不事敌！”结果，他在厦门的企业悉数被日本人侵占。1938年冬，他避居上海租界。1945年6月5日，他在上海病逝，享年77岁。

黄奕住晚年，与复旦是否再有联系？与李登辉校长是否还有交集？不得而知。如今，以他名字命名的奕住堂，作为历年的办公楼、图书馆、中文系、经济系和校史馆“屋宇”，已与复旦人相伴了一百多年……

复旦人会永远铭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