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牛李党争，探讨中晚唐到灭亡的内在因素

中晚唐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段以党争和动乱著称的历史时期,自安史之乱爆发，至十世纪初朱温灭唐，这一时期唐帝国在地方的控制力被藩镇极大削弱，中央权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弱化趋势。而本文所要探究的，正是从牛李党争，探讨中晚唐到最终灭亡的内在因素。

唐代牛李党争代表人物李德裕、牛增孺

中唐党争的最终结果是牛胜李败，牛党的科举选人标准成为主流。在这样的士族文化所主导的科举体制之下，具备实干素质的士人逐渐到向朝廷的对立面——藩镇一方，唐帝国的统治基础被削弱，最终使得藩镇朱温政权取代了唐廷。至于这一时代政治舞台上的另一大势力——宦官，作为皇权的衍化品，即便某个宦官被皇帝宠信非常，也不会造成太过严重的后果，唐玄宗朝高力士就是典型代表。

安史之乱以后，文官为了党争与宦官进行结盟，宦官官僚体系也进一步发展成为足以与文官抗衡的势力，其又掌握了禁卫与神策兵权，最终使得宦官反噬了皇权，成为了控制皇权的新势力。此外，中晚唐的群相政治的出现以及固有的党争，逐渐从中央走向地方，使得晚唐政治体制进一步趋于崩溃，唐帝国的灭亡是在多种因素推动之下的复杂进程的结果。

一、浮华当国——牛李党争中不同政治集团对于唐代科举体制的改造与变异

一方面，假如公卿子弟的政治资源可以为己所用，那么自然也是属于"孤寒"的范畴，简单如众周知，"奖孤寒"与"重浮华"的科举铨选取向在中晚唐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安史之乱后,高层管理人事者往往以"拨寒素""抑浮华"为由进行新标准的政治甄选，所谓"孤寒""寒素"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之下，所指的大体上就是没有政治背景、却有相当才能和政治声望的备选官僚群体，"浮华"则往往被用来称呼倚出身为傲的公卿子弟。

牛李同朝

这种铨选方式实际上是主政者试图克服当时士子的浮华之弊，力图消除公卿子弟于己不利的政治影响的尝试。但另外来说，在现实的权力政治运作下，奖拔"孤寒"既具有排除既有的政治势力，也就是破除朋党的作用。不过，在这样的同时，其又在另一个程度上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利益集团，促使了新"朋党"的产生。

放到中晚唐最为著名也是时间最长的党争——牛李党争的环境来说，李德裕素来被认为是"寒族地主利益的代表"，但实际的政治分野并非如此。李德裕一党中有不少是当时的公卿子弟，这在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尤其明显，李德裕所任用的高层实权官员当中，就有不少出生于士族阶层。诸如郑覃就是公卿子弟，其父郑珣瑜虽然出身孤寒，但仕途上十分成功，从大历六年应讽谏主文科入仕，到贞元十二年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当中，就由起家到入相，在当时是号称"天下重望"的一代名臣。他的仕途显然就是中唐执政者奖拨孤寒的一个显例，但到了郑覃这一代，由于其父显赫的仕途，他已经脱离了原本"孤寒"的政治属性，以门荫入仕，成为了一个有更多资源可以利用的"高门华胄"式的公卿子弟

柳仲郢

另外一个李德裕任用士族政策可资考证的例子是柳仲郢，出身矜重阀阅的公卿世家，行事风格深受北方士族重视家仪门风的教育影响。时人称其"动修礼法，积习名教"，若以阶级成分及文化背景论之，其自属陈寅恪先生所谓"山东士族之旧家"。无疑，那么他何以又能为的李德裕所擢用呢？以往的学者面对这一问题时，大多避实就虚，谓李德裕"有容人之量"云云，却忽视了柳仲郢的情况在李德裕当中事并非孤例，前举郑覃的例子就可以补证这一点，由此可以看出李有意笼络一些公卿子弟以为己用。而在科举选才上，李德裕也不拘一格，采取士庶并用的取人方式，以为"子弟成名不可轻"，但牛党则不然，其用人以"流品"为先，是魏晋门阀"择定清流"观念在唐代高门的重现。

到了晚唐，牛李党争以李党失败告终，虽然李德裕在咸通初年被平反并追复官爵，但实际李党在当时的中枢政治上经宣宗一朝的整治已毫无整体势力可言，故而懿、僖两朝的政争不过是宣宗朝之公卿子弟同后起新兴士族间的斗争，本质上仍是士族集团内部的政争。这这些出身士族的官员以骨相、仪容、文采等作为提拔官员的标准，对于涉及实际政务的"吏能"却反而嗤之以鼻。在这样的官员主导用人的情况下，选官制度进一步堕落，许多富有才能的寒族士人转投藩镇任职，日后不少都成为大唐帝国的掘墓人，典型如朱温的幕僚敬翔，唐帝国的统治基础也因此被极大削弱。

二、执君大柄——朝臣党争背景下宦官权力的逐步膨胀及其对君主权力的反噬

中晚唐以降，宦官操纵主君废立，借助皇权的威力得以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最为显赫的政治势力。宦官掌握朝政，最初是当时的文官集团出于政争的目的与之联盟。然而到中唐，宦官渐有尾大不调之趋势。

一方面，宦官的内在政治体系逐步成熟，在这一体系之下，枢密使掌握信息与决策，左、右中尉掌握兵权与禁卫，形成了一个可以和反对宦官的官员相抗衡的官僚体系。

另外一方面，宦官对于朝政的影响还体现在其对禁卫兵权的控制及对地方军事的影响上，以往学界论及，一般会引述《资治通鉴》贞元八年十二月丙戍的记载"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坐左迁右领军。自是宦官始专军政。"这条记载一般被认为是唐代宦官完全控制神策军的一个例证。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条记载本身却没有相当的可靠性，按《通鉴》此出记载实出《新唐书.柏良器传》，《新唐书》略云"【柏良器】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贩者,中尉窦文场恶之,坐友人阑入,换右领军卫。自是军政皆中官专之。"，可以看到，《通鉴》的记载大致出自《新唐书》，只是将"中尉窦文场"改为了"监军窦文场"。

《新唐书》

那么《新唐书》的记载又源出何处呢？笔者查考唐人文集，最终发现这条记载实际源出自李翱《李文公集》卷一三所载《唐故特进左领军卫上将军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赠司空柏公〖良器〗神道碑》，也就是李翱为柏良器所写的神道碑，现照录原文如下"明年（贞元九年），公之故人有犯禁宿于望仙门者……遂转右领军卫大将军，所监者乃用其衙将魏循以代将军……自是军中之政，不复在将军矣"，则这一记载的史源事实上是出自李翱所撰写的这一通神道碑。

至于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魏循代为左神策大将军，诸书无考。但《册府元龟》卷九二二《总录部.妖妄》提到德宗时有"神策将魏循"，与此魏循当即同一人，则《柏良器神道碑》的记载大致可信。首先，《新唐书》记载窦文场为神策中尉，然此事发生于贞元八年，而设立神策中尉则是贞元十二年时事，窦文场此时的官职实际上是柏良器的监军，而左神策军真正的主事者柏良器则是"左神策将军知军事"，柏良器为主，窦文场为辅。而《新唐书》此处误以文场为中尉，《资治通鉴》的编纂者察觉到了《新唐书》的谬误，将窦文场的官职改回为"监军"，但并未因此推翻《新唐书》"自是宦官始专军政"的论断。

唐神策军大将柏良器

另外，阑入宫禁在今人看来或属无关紧要的小事，但在当时人眼中却并非如此，在当时，阑入宫禁被认为是国将有妖的表征，所以处罚相当严厉。柏良器作为禁卫军官，他的朋友闯入宫门，冒犯禁卫，自然应该承担责任。更何况"自是军中之政，不复在将军矣"，只是指柏良器失去了对神策左军的控制权，并没有提到神策右军的情况。就史料的解读来看，未必能就此得出"宦官始专军政"的论断。

当然，笔者此处也并无意否定中晚唐宦官势力对于神策军的控制力，但须知控制任何一个军事组织，并不仅仅是取得上对下的，高层的人事任命的权力。曹魏时期高平陵之变中，担任征将军的夏侯玄，虽然是雍凉军事集体的最高长官，但他并不能掌控雍凉的十万大军就是最佳案例。更多的时候，中层军官才是决定军队归属的决定性因素，而这种中层军官控制的完全实现，恰恰就是在牛李党争中完成的。我们看到，早在文宗继位的时代，宦官就能调动左、右神策军及六军飞龙兵这样的内廷精锐来讨伐刘克明，大量的宦官亲族也在此阶段进入神策军任职。

唐代宦官中除了出身"白养"，也就是平民者，还有很大一部分出自长安周边的军人家庭，其子弟都具备一定军事素质。如果说讨伐刘克明尚属在内外廷配合之下平定叛乱，至少算是"师出有名"的话，那么到了甘露之变爆发时，仇士良已经能够左右神策调兵遣将，彻底击败宰相李训等人的武装。这里的神策军已经俨然变成了宦官的私兵，至此，本来为皇权之藩屏的神策军已完全沦为宦官手中的弄权工具。

至于宦官在实际政治党争中扮演的角色，笔者此处想以当时的一条记载为例进行说明。曾慥《类说》卷七引《文武两朝献替记》云"京师久早,德裕拜相，即日大雨。枢密使日:'禁中喜此雨，呼相公名讹下一字，曰'李德雨'"。就今天来说，久旱而雨不过是一种正常的气象景观，但在当时却是关乎国政的大事，因为古人相信人君"应天受命"，宰臣"燮理阴阳"，汉晋时代，久旱或久雨都会使高层政治格局发生变动，策免宰相或三公。

到了晚唐牛李党争的时代，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影响力犹存。文宗开成四年，是年"夏蝗大旱"，又相继出现彗星等诡异天象，在延英问对中向宰臣表示自己愿意仿照上古的商汤，放弃帝位，以拯救民众。文宗的这一表态更多是带有表演性质的礼仪活动，和上古时代商汤祈雨的"汤之三事"具有相同的性质，但也可说明当时高层对于这类特殊气象的重视，表示武宗会昌元年牛僧孺罢相。李党就借口"大水坏居人庐舍……举两汉故事，坐灾异策免"将他以中书执政体系中排挤出去，可见这种特异的气象情况对于政治的关联，而李德裕在内廷被呼为李德雨。

正是这种政治文化和政治思想的影响，这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上也是深有渊源。以这条记载来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尚书.说命》中明君武丁训诫贤相傅说的句子"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对于一种特殊的天象，验占者既可以做对宰臣有利的解读，也可以做出对宰臣不利的预测，例如同样下雨，牛僧孺就因之罢相，李德裕却因之入相，明乎此，我们就可以对这条史料作更深层次的解读。

《尚书》

显然，这是高层宦官为李德裕重新入相的一种政治造势。以往学界讨论宦官干预朝政，往往从枢密院出发，忽视了内廷官员和皇帝日常起居的亲近。本质上来说，唐代所有的宦官，即便两军中尉和枢密，在理论上都是皇室之家奴（因都带内侍省衔）。这为他们营造政治舆论，控制内外廷之间的信息交流，都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三、政由多门——天宝以降中枢权力体制的变动与中唐群相政治的出现

因为政治分野的变动，中古时代晚唐历史世界的中枢每每出现"一人独相"，或事实上独相的情况。直至唐初，隐性的独相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权相政治，仍有相当的案例可循。

在这方面最为我们所熟知的，即是开元天宝间的"双相"体制。在中枢方面一人主政，一人辅政，很明显，次辅之相往往是政治性格柔厚的调和型官员，这就促成了首相成为权相的政治转变，如李林甫，杨国忠即是玄肃之际这种隐性独相制下所产生的政治人物。

李林甫画像

但是时代发展到中唐，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查阅《新唐书.宰相表》可知，在中唐的政治历程变动中，只有德宗末年的常衮曾维持过一段时间的独相，而这种独相事实上也并非独相，因为在常衮当政时尚有"知吏部选事，领省事"的中书舍人崔祐甫与其相抗衡，在人事任命上分宰相常衮选官之权。故其虽有独相之名，却无独相之实。

当然，我们也应当承认，在群相制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种中枢体制上宰相的序列，即首辅和次辅的区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随着官职和使职制度的发展。这种排名在中晚唐有愈加强化的趋势，但并不代表实际事权的划分。中唐以来，首辅次辅均得执政事笔，所以在事权处理上各相的地位实际上趋于平等，以武宗朝讨伐诏义的决策过程为例，首辅李德裕和次辅李绅当时都因故请假，在李德裕和李绅都缺席延英问对的情况下，李让夷和武宗就能完成讨伐昭义的决策。李让夷虽属李德裕一党，但以地位和资历而论，却大大不如当时另一位次辅李绅，他后来又引翰林学士承旨崔铉入相，未尝没有引崔氏以自固权位的意思。由此可见群相政治对首辅之相权力的制约，这一定程度上杜绝了相权的膨胀，但群相制一旦确立，也为中晚唐党争政治的愈演愈烈埋下了伏笔。

四、天崩地解——唐帝国最终灭亡

唐帝国覆灭

牛李党争之后，看似党争政治已然结束，朝政派系处于牛党一家独大的局面，但在懿宗初年，一部分当年被李德裕擢用的士人得势，李德裕一党由此被平反。到了懿宗末年，杨收、路严等出身孤寒的士人入相，号称"势动天下"，一度驾空了皇权，时人有"懿宗末年，政出群下"的感慨。但两人引用孤寒的政策被当时的门阀士族所反感，称为"朋党好贿"，最终懿宗一去世就人死政消，相继被士族集团所攻讦下台。僖宗朝卢携与郑畋的政争，本质上是士族集团内部的政治利益争夺，已经从宣宗懿宗时代的中央斗争蔓延到了藩镇与地方。在面对与黄巢的应对策略时，双方和战不定，最终错失良机，使得唐帝国走向了分裂和衰亡。

十世纪初年，在唐帝国崩坏的废墟之上，军头节帅们纷纷以地方藩镇为蓝本构建起了自身的王朝与皇权。中原正统在经历了"梁唐晋汉周，播乱五十秋"的动乱不安之后，也终于迎来了重复一统的曙光。宋代君臣反思唐帝国灭亡的种种教训，在制度措置上集权收权、大开科举、尊崇文臣，中国历史也由此走向了与唐截然不同的、昭示与代表着文治与内敛的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