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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政治社会矛盾接踵而至,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国库亏空,王权统治岌岌可危。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开始网罗人才挽救危局,赞皇李氏在内的不少人也因此获得了政治机缘。
赞皇李氏家族中有6人在整个唐朝时期出任过宰相,地位显赫一时,即便是在后唐衰微之时,赞皇六宰相的社会地位以及名声都非常之高。在元和以及会昌时期,赞皇李氏扮演的政治角色对当时的政局有重大影响。
一、财政崩溃
唐代前期,统治者兴利除弊,进入了政治经济高度繁荣的大时代。但唐玄宗晚年沉迷酒色、铺张浪费,扩大官僚机构,再加上改府兵制为募兵制扩大了军费支出,由此到中唐以后政府财政开支巨大。安史之乱后,经济又遭破坏,藩镇垄断地方财权,原本混乱的财政此时濒临崩溃,可以说中唐以后的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
1.军费支出
德宗登基不久即起用杨炎在税制度上实行改革,推行“两税法”,使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因新税制相对使税收负担比较轻,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苦人民的税收负担,暂时性地缓和了阶级矛盾,但并未彻底解决中央财政危机。
此后,德宗武力削藩,不仅无果,还加剧了方镇的叛乱。由于社会动荡,不少人为了躲避战乱和征兵纷纷逃匿,导致中央管辖的区域内纳税人口减少,中央政府财政危机依旧。德宗为此又任用崔造等人进行财政改革,但因妨碍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以失败告终。
中晚唐财政开支“最多者为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安史之乱后方镇方镇势力坐大,割据一方,并数次爆发叛乱。为压制和镇压叛乱的方镇,也为安抚和拉拢拥护中央的藩镇,唐中央政府每年需要耗费大量的钱财,可以说“整个中晚唐时期,政府财政都处于崩溃状态”。
宪宗时期为平息魏博叛乱,派遣裴度前往魏博,以一百五十万缗军资犒赏军士、慰问军,队,最终收复魏博;穆宗年间为抵御藩镇,在军事上花费三百万缗之多,以致“府库空竭,势不能支”。
可见中晚唐军费需求之巨大,国库不堪重负。此外,中央对于军费的支出不仅在于方镇,吐蕃等少数民族不时侵扰边疆,为此政府不得不对其进行物质安抚和军事镇压,这也为政府增加了不小的军资负担。
2.官奉、土木建设支出
中晚唐官僚机构膨胀,俸禄支出耗资巨大,也为财政增添了不小负担。玄宗为彰显他的大唐盛世,在开元年间增加了不少官职,并为官员提供丰厚的待遇,长此以往造成政府官僚机构膨胀,官俸支出耗资巨大。
统治者的挥霍浪费是造成中晚唐财政崩溃的另一个原因。玄宗在位大兴土木,造成国库紧张,之后的君主,如穆宗、敬宗都爱修建园林宫殿。皇帝的大兴土木,挥霍无度,不仅直接增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还因为统治集团的上行下效,导致奢靡腐败之风泛起,政府财政危机更加严重。
可以说自中晚唐以来,军费和官俸开支的增加、统治阶级的奢侈挥霍,使国家财政岌岌可危。而这一时期的统治者也都意识到这一危机,开始不断对财政进行管理和革新,虽收效甚微,但有胜于无。
二、内廷腐朽
1.宦官专权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皇帝为防范外廷官员与方镇节度使,普遍信任内廷宦官集团,导致宦官势力增长,宦官专权现象一时兴起。肃宗时期宠信宦官李辅国,军国大事皆出李手,代宗更是在其拥护下才得以登位,为此称其“亚父”,尊为相国,显赫一时。
再有鱼朝恩,代宗任其为宣慰使掌管军权,其权威更是力压宰相。德宗时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及时出兵镇压地方兵变,德宗深感二人功德,故令二人掌神策禁军,宦官权力更加鼎盛。
随后,宦官养子制度开始得到统治者的承认,他们可以明目张胆地以家族形式延续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开始收养子女,助其为官扩张势力,培养在外廷的影响力。
宦官本是皇帝的家奴,听命于皇帝,到中晚唐却是皇帝屈从宦官,可见皇权旁落之严重。内廷除宦官外,还有翰林学士,他们都是中晚唐政治中枢机构的重要成员。
2.内廷腐败
德宗时期翰林学士开始进入中枢,参与政治决策,如陆贽曾因帮助德宗处理政治事务而凌驾于外朝宰相之上。宪宗开始翰林学士已经开始掌握国家机密,甚至成为晋升宰相的主要途径。
总的来说,德宗及之后的统治者为防止外朝和方镇威胁,提高翰林学士地位,并令宦官掌握兵权。随着政治纷争的激烈、方镇叛乱的频繁,帝王对于内廷的宠信远胜于外朝官员。
内廷势力的增长虽加强了皇权,但因皇帝放权过多,导致内廷专权,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而且外朝为巩固地位与内廷相勾结,腐败渐起,到元和以后内廷擅权,乱象横生。宪宗时期的制科案标志着唐代“牛李党争”时代的开始,唐长孺曾言牛李党争是唐后期政治腐败的最深反映。
元和三年三月制科举,翰林学士元稹、李绅、李德裕等人状告此次科举不公,主考官韦贯之、杨於陵等人利用职务之便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其中因涉及家族、入仕出身、座主门生、个人恩怨等因素,矛盾越来越大,牵扯越来越深,使无数朝臣参与其中,最终形成牛、李两大党派,纷争愈演愈烈。
到了穆宗、敬宗、文宗之时,都因君主庸懦,不能像宪宗时震慑朝臣而导致党争一发不可收,最后连内廷都参与进来,这样的政治纷争一直持续到武宗时期牛僧孺去世、李德裕被贬才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两方的政治决策与官员频繁变动,行政混乱。从元和至会昌时期,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党争,使朝野上下一片狼藉。
三、藩镇割据
1.安史之乱
唐代藩镇,也作方镇,由边防军发展而来,关于唐代边防军发展成为藩镇,要从府兵制的终结说起。玄宗年间府兵制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边镇募兵又被称为“长征健儿”,因长期由地方将帅统领,逐渐形成将帅的专用兵。为巩固边防,玄宗时期不断向边境增兵,使边境兵力几乎占全国兵力的九成以上。
长此以往,边镇节度使的军权扩大,形成威胁中央的地方割据势力,安史之乱就是由此爆发。代宗虽平定了叛乱,但为快速结束叛乱,“瓜分河北地”来安抚叛将,继续任命部分叛将为地方节度使,为藩镇割据埋下隐患。
2.五镇之乱
三镇节度使拥有独立的政治、军事、经济权力,官吏自辟,不纳贡赋,俨然自治。而且河朔藩镇与中央的对抗也是最为激烈频繁的,德宗时期北方爆发“五镇之乱”,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甚至于北方称帝,虽被镇压,但也令北方更加脱离中央控制。
德宗以后,中央与方镇的局势更加紧张,据新旧唐书相关资料统计,宪宗至武宗时期的藩镇叛乱就有数十次。方镇的频繁动乱俨然已成为唐后期统治者的心病。
恰逢此时期国家财政收入较德宗时期增加,也因整顿漕运使江淮地区,大量财务输向中央,中央国库充足,军资充沛。随后,宪宗任用李绛、李吉甫等人平定刘辟、李琦、李元济等人的叛乱,就连河北藩镇,也摄于中央权威暂时归顺。
除方镇动乱屡禁不止外,边境少数民族的叛乱也偶有发生,因唐后期内乱不息,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开始骚扰北方边境,令中央头疼不已。纵观宪宗朝至武宗,甚至整个唐中后期,政治局势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动荡不安。
四、总结
赞皇家族在唐代的发展轨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中古门阀士族的盛衰景象。然而,中古贵族时代终究已经到了其发展的尾声,赞皇李氏终将与其他士族一样,随着科举制的发展而慢慢退出历史的舞台。
当然,赞皇李氏并不一定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如果它能顺利转型,将能以另外一种身份继续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即抛弃士族身份,转向官僚士大夫身份。这种身份转换实际上在唐代的很多家族中就已经出现,而赞皇李氏是其中做得不错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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