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远举的历史原型

“军统六哥”郑耀先的历史原型可能是军统局行动处处长程一鸣，“四哥”徐百川可能是原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程一鸣直到1962年才从澳门潜伏回来并公开身份，徐宗尧在北平解放时投诚，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当了政协委员——这跟《风筝》最后一集政协委员徐百川一直在寻找六弟郑耀先基本吻合。

影子韩冰的历史原型不止一个，甚至连影子也不止一个，前一段时间笔者与读者诸君讨论，有人说影子实际是一个小组，每个人都可能是假的，但每个假的都可能变成真的，是真是假取决于谁最后暴露。

还有人认为原山城地下党负责人，解放后任山城公安局副政委的袁农，也是影子之一，只不过他死在了韩冰之前，所以人们才会认为韩冰才是真影子。

袁农在《风筝》中不但领导山城地下党，还能调动、指挥山城游击队，却在“被捕”后从渣滓洞集中营幸存下来，这就难怪后来被怀疑为叛徒了——当年没有在1949年11月30重庆解放前被解救出来的全部牺牲，袁农怎能毫发无伤地进入山城公安局任职？

在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的回忆录中，还真有一个山城地下党的负责人，被重庆绥靖公署第二处少将处长徐远举抓捕后叛变，他就是当年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在解放前，各城市的工委书记，一般都直接领导地下工作的。

据沈醉回忆，老蒋从重庆迁回南京后，便在重庆成立了绥靖公署，徐远举被毛人凤任命为绥靖公署第二处少将处长（此前为保密局行动处副处长、川康区代区长，军衔上校）。

1948年春，重庆地下党把一份《挺进报》直接寄给了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朱绍良马上把专管特务活动的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叫来痛斥，徐远举看着朱绍良摔在自己面前的《挺进报》也会十分尴尬：“报告主任，我也接到这报了！（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朱绍良平时对徐远举还留三分面子，但是《挺进报》寄到手里，传出去自己可能要丢乌纱帽，所以朱绍良毫不客气地痛骂了徐远举一顿，一向嚣张跋扈的徐远举知道自己工作不力，只好忍气吞声表示自己一定会全力破案。

徐远举跟沈醉曾经是很铁的朋友，他告诉沈醉，朱绍良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你掌握的第二处工作做得太差，工作人员太无能，这张报已发行了十多期，都没有能破获，直到今天欺到了我的头上，叫我怎么向总裁交代？怎么还有脸来担任这个绥靖区主任？”

徐远举被朱绍良每天拎过去骂一顿，骂得他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最后还是毛人凤命令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琨（后调往成都站）和继任站长颜齐举全站之力协助，事情才有了转机，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影子们就出现了：“徐远举在紧张不安的心情下度过了一个多月后，忽听说保密局重庆站已派特务打入了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并且取得了信任，正逐步深入中。”

徐远举和颜齐是特务处时期洪公祠特训班的同学，颜齐把重庆站特务打入地下党组织的获取的情报全都交给了徐远举，于是徐远举再1948年4月破获了地下党开设的一家小书店，逮捕了任达哉、陈柏林等，任达哉很快叛变，并供出了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然后又通过任达哉的供词，抓捕了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这个市委书记竟也是一个软骨头，稍受威胁，立即叛变。他这一叛变，一下就交出一大批地下党员来。十来天时间，重庆市委领导下的地下党员，几乎有一半被捕。更有一个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也和刘国定一样，被捕后，稍经威胁，又看到他的上级书记已叛变，也就跟着叛变了。”

不管袁农的历史原型是刘国定还是冉益智，他被捕后都叛变了。沈醉证实：冉益智叛变后，也和刘国定一样拼命卖力。他亲自带领特务去万县逮捕了江姐江竹筠和川东地区另一工委书记涂孝文，涂孝文被捕后，在冉益智的诱劝下很快叛变，并带特务抓了川东十多位共产党的主要干部，其中就包括川康特委蒲华辅（此人先后化名陈国瑞、郑理中，和任达哉合起来，可能就是《红岩》甫志高的历史原型）。

任大哉和、蒲华辅、涂孝文等四个叛徒在解放前都被保密局特务枪毙了，被捕的重庆一百三十多位地下党员达一百三十多人，除其中二十余人通过各种关系获救，其他大部分被分批杀害，最后一批幸存者，也在1949年11月27日的大屠杀中遇害——那场大屠杀，没有人幸免于难。

当年军统（保密局）的刑讯手段有多残酷，沈醉是十分清楚的，就连经过特殊训练的老特务都扛不住：“我亲眼看到戴笠派人去扣捕重庆稽查处长陶一珊，这个在重庆人民眼中的恶魔陶一珊，一看到他们，脸孔马上变成惨白，连话都说不清楚。因为特务们比别人更清楚，他们的光临所带来的灾难是无法抵御和不堪设想的。”

能让恶魔发抖的刑具，怕挨红胳膊箍打而悬梁的袁农，会不会变节，读者诸君心中想必也有一个判断，沈醉笔下的“望龙门”看守所（就是徐百川让赵简之无差别枪杀在押人员的地方）就是鬼门关：“军统的审讯首先在这里进行，所以各种刑具齐全。一进去就会使人发抖，满墙都挂着各种各样的手镣脚铐，以及血迹未干的皮鞭、藤条，真是应有尽有。当时重庆许多人一听到‘望龙门’三个字，马上联想到这个特务机关的残暴，莫不又恨又怕。”

真正被捕后坚贞不屈的刘国鋕（《红岩》中刘思扬历史原型）、江竹筠（江姐）全部壮烈牺牲。

很多叛徒虽然变节，但也没有得到毛人凤的信任，除了被徐远举周养浩枪毙的那四个叛徒，刘国定也于1951年2月经公审后执行枪决——毛人凤败逃的时候，叛徒大部被抛下，然后纷纷落网，如果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没有同学郑介民和蒋建丰说情，他也跑不掉（吴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出来的叛徒）。

那么多战友全部牺牲，袁农却全须全尾地活了下来，他在那特赦十年里的表现，即使不可疑，也没干好事，起码他的做法，与钱副部长和公安局长陈国华是有很大差别的。

袁农最大的可疑之处，就是他与江万朝的关系：江万朝“影子”身份暴露，在审讯中自杀，袁农顺利接任副政委（袁此前为副主任），而江万朝承认自己是“影子”，恰好是袁农去医院“探视”他之后。

一开始袁农坚决否认江万朝有“影子”嫌疑，他自己还毫不避嫌地去医院单独会见“晕倒”的江万朝。袁农大声表示完全相信江万朝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他小声跟江万朝说了些什么，别人听不到，能看到的，就是江万朝哭了。

就在袁农私自会见有重大嫌疑的江万朝后，那个一出现就会让江万朝暴露的蹩脚小特务也及时出现了，于是江万朝的“影子”身份坐实，另一个“影子”韩冰则安然无恙——如果“影子”不只是江万朝和韩冰，袁农是不是也有重大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