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渣滓洞一幸存者找到组织，高层得知为何立刻将其处决？

重庆歌乐山的渣滓洞，曾经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煤矿，如今却成为了近百名革命烈士的长眠之地。在上世纪40年代初，数百名地下党成员曾被关押在这座阴森的监狱里，过着极为艰苦的日子。直到重庆解放后，曾被囚禁在渣滓洞的幸存者才得以获救。而其中一名幸存者，在“找到组织”的时候，却不料落入了敌人的陷阱，被判处死刑。那么，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在抗战期间，蒋中正政府一度摧毁了《新华日报》的地下活动基地，将所有工作人员驱逐到延安，从而彻底切断了国民党统治区与我党之间的联系。但到了1948年3月，一份名为《挺进报》的报纸却意外出现在了国民党重庆行政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这份报纸的内容明显是支持我党的宣传。此举激怒了国民党当局，随即展开了严密调查，最终将涉及《挺进报》的所有人一网打尽。

当时，重庆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李克昌接到线报，得知书店店员陈柏林藏匿着《挺进报》。李克昌立刻派出手下的曾纪纲去调查，最终顺藤摸瓜，将陈柏林的上级任达哉捕获。任达哉经受不住酷刑，很快供出了上级许建业。许建业，原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在平日里以志成实业公司会计的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地下工作。

许建业在被捕后遭受了残酷的刑罚。酷刑不断，他全身被烙铁灼烧，甚至被灌水葫芦，身上几乎没有一处是完好的。但即便如此，他始终没有透露任何信息，依然坚强地大喊：“你们有多少刑罚就用出来吧！”实际上，许建业内心无比焦虑，因为他知道，在他的床下藏有十几份工人加入我党的资料。如果这些资料被敌人发现，工人们和其他地下党成员的身份就会被暴露，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可能会陷入危机。

正当许建业焦急万分时，一名看守监牢的人员陈远德找到了他。陈远德表示，自己曾为其他党员送过信，并愿意帮助许建业传递信息。许建业一度放松警惕，信任了陈远德，却没想到，这个人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徐远举的人，陈远德所送出的两封信最终落入了徐远举的手中。徐远举随后展开了大规模抓捕，先后捕获了志成实业公司市委书记刘国定，以及市委副书记冉益智。

刘国定在被捕时，特务并未立即意识到他的真实身份，只以为他是一个负责送信的普通人，因此并未加以重视。然而，刘国定不慎透露了李忠良和余天的名字，这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危险。冉益智的被捕则有些曲折。刘国定的透露使得李忠良和余天未能及时离开重庆，反而被特务抓获。

李忠良对自己的背叛深感羞愧，甚至在没有受大刑之前，就主动供出了30多名党员，甚至还透露了余永安的身份。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地下党同志被抓，重庆的革命队伍遭受了重创。就在这时，地下党的同志李维嘉觉得不能再坐以待毙，主动联络冉益智等人商讨对策。不料，在他们见面之际，冉益智却被捕，特务对其进行了拷问后，他供出了大量党内机密，包括刘国定的身份，使得重庆的地下党及其周边组织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冉益智的背叛让重庆地下党受到严重打击，除了一些核心成员被捕外，来自上川东等地区的共产党员也遭到追捕，最终导致了133名党员被捕，近500人或被捕或牺牲，党组织遭受重创。

到了1949年8月，蒋中正意识到战争形势已经无法挽回，开始安排毛人凤进行“清理积案”。这时，在渣滓洞的地下党战士们被拉到大坪刑场公开枪决，部分人被带到歌乐山电台岚垭处决，另一些则被指定处决，特务将他们从牢房中带出来，走出大门后立即枪杀。

某一日的凌晨时分，国民党特务走进了渣滓洞的牢房，命令所有地下党成员准备转移，并带到楼下的牢房等待。尽管大家心存疑虑，但依旧按指令走到楼下。紧接着，急促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地下党同志们抬头望去，只见特务们端着美式冲锋枪，排成一行，枪口直指他们。哨音响起，随之而来的是枪声，百名地下党成员壮烈牺牲。

冉益智虽然曾背叛过革命组织，但在重庆解放后，他却深感恐惧，躲回了家中避难。然而，他很快发现家里并不安全，于是逃到江北的朋友家中躲藏。冉益智试图伪装成受害者，并打算通过联系地下党恢复与组织的联系。但他并未成功。12月18日，冉益智在经过得胜戏院时被一名熟人认出。李修凯，原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此时已经自首，寻求立功的机会。看到冉益智的出现，李修凯毫不犹豫地大喊：“这人是叛徒，他害死了很多共产党员！”话音刚落，周围的群众立刻将冉益智捉拿并送到了公安局政保处。冉益智坚称自己是渣滓洞的幸存者，但事实早已揭示他就是叛徒。

1951年2月，冉益智被判处死刑，最终死于重庆郊外，尸体被丢弃在荒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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