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何以华夏》随感

李琳之先生把有关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文献资料与考古成果结合起来，鉴别梳理，精细选择，加之哲学分析，合理想象，深入研究上古时代的历史，连续出版了《前中国时代》《元中国时代》《晚夏殷商八百年》三部大书，在学术界好评如潮。近来，他在前三部著作的基础上，大量引用考古成果与文献资料，又出版一部《何以华夏：从传说时代到西周》(研究出版社2023年11月第1版)。对这部著作，学界评价很高。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先生认为：“李琳之第一次把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作为重大历史问题提出，并且完满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作者以考古成果为核心资料构建上古史体系，开拓了中国古史研究的新方法、新领域。全书以三分之二的篇幅勾勒传说时代‘三皇五帝’之史，这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初始阶段，恰好弥补了《史记》没有载述‘三皇’史的遗憾。可以说，本书与《史记》互为补充，互相参照。”

这样的评价，特别是其结语“可以说，本书与《史记》互为补充，互相参照”，够高的了。

有鉴于此，我对李琳之新书的意义无再多的评价。我只就其中的一个方法论作一点肯定性评论，同时对书中的一些提法提一些不同的意见。

他对自然环境决定论的反思引起我的关注，即有关自然环境对上古时代人类生活与社会活动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

李琳之把敬天的八卦、占卜与祭祖的鼎器作为华夏民族的重要标志。从伏羲画卦作为全书的开头，每涉及一处考古时期，他总是会提到八卦、占卜与祭祖器皿。这里放下祭祖不提，只说敬天。天，实际就是大自然，就是人类借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以及自然规律。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出“吃饭哲学”这一概念。人类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首要的实践活动就是解决吃饭问题的生产活动。越是远古时代，解决生存问题的生产活动越是依赖于自然环境。李琳之在《何以华夏》中，多次提到全球气候变化对上古时代人类迁徙、扩张、争斗、融合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原始人的迁徙，往往是因自然气候的变迁引起的，人类要追寻适宜生存环境的区域。作者在第一章的《迁徙和交流》一节中，叙述了自然气候变化的影响力。书中说，距今8500年，地球进入全新世大暖期，东亚大陆人居环境优良，原始先民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选择，由此，人类开始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第一次迁徙浪潮。地球在进入全新世大暖期后，曾在距今8200年、5200年和4200年，三次出现世界范围的气候突变。每次突变干冷气候都会持续数百年甚至更久，从而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造成极大影响。距今8200年时，在大西洋北部与北美洲、非洲、亚洲突然爆发了干旱和降温现象。中东地区的干旱竟然持续了200年之久，结果是地中海东部的黎凡特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地区的农业部落纷纷废弃，但随之而来的暖湿期则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地区早期灌溉农业的发展。这次气候突变对中国各地自然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了寻找适合生存的栖息之地，原始先民不得不向异地迁徙，中原大地因此出现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第一次的迁徙分流场景。之后的章节里每每涉及部落族群迁徙流动的论述，都要提到当时自然气候的变化。

从基础性或者根本性上来说，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常常以自然环境或地理环境为基础，因为不管什么水平的生产力始终离不开自然环境。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因素多条件相互作用的合力决定人类生存与社会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种因素的决定作用力量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在研究上古时代的历史，更要注重自然环境的作用。

另外，李琳之在书中列举了伏羲时代七大贡献之后总结说，伏羲最大的功绩主要有两项：一是创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神秘符号——八卦，画出了阴阳八卦图。二是创立了龙文化。伏羲被中国人称为始祖，更被中国人称为龙祖。龙文化和八卦思想一脉相承，其核心理念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仁者爱人的主体观、阴阳交合的发展观和兼容并包的和合观。龙文化可以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哲学概括。

这里，李琳之只是提出了论断，而没有进行论证。我对他关于龙文化的评价有不同看法，就不展开说了。

这里，仅依据个别章节对李琳之的《何以华夏》作出简单评论，或有以偏概全之弊，不妥之处在所难免，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