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恩令是阳谋并非无解，诸侯为何要执行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发行了一种极为特殊的货币：白币。

这种白币由天子苑中的白鹿皮制成，它的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王侯宗室朝觐聘享”时，必须要有白币才行（做玉璧的垫衬）。

白币的价格极为昂贵，一张便价值四十万，四十万是什么概念呢？

据记载，当时“千户侯”一年的租税都只有20万钱，因而这价值四十万的白币虽价值不菲，但事实上，白币的实际功用恐怕并不比普通兽皮多多少。所以，与其说，它是一种货币，不如说它是汉武帝用来收割诸侯宗室财富的堂皇阳谋。

汉武帝利用白币来打压诸侯宗室、增强国库收入的做法，并不是汉武帝首创，在《管子·轻重丁》一书中便记载了春秋时期的管仲曾经给周天子出过一个依靠“青茅”从诸侯手中赚钱的计谋：

“诸从天子封于太山，禅于梁父者，必抱青茅一束以为禅藉。不如令者不得从……江淮之青茅坐长而十倍，其贾一束而百金……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贺献者，青茅之谋也。”

白币也好，青茅也罢，都是君主利用自己的声望，从诸侯手中捞钱、打压诸侯实力的一种方式。周天子和汉武帝所不同的是，周天子需要借助齐桓公的势力才能实现这一点，而汉武帝却可以依靠其本身的力量来达到“以力服人”的目的。

正因为此，汉武帝在设计白币之谋时，留下了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陷阱：

我知道大多数贵族一年只有20万钱的收益，但是你要想来觐见我就必须购买价值40万钱的白币。

一个华而不实的垫衬售价40万，汉武帝的做法不可谓不狠，更讽刺的是，不论诸侯最后通过什么方式，凑齐了这四十万，短期内诸侯们伤筋动骨几乎是必然的事情了。

而这，仅仅是被誉为无解阳谋“推恩令”的延伸产物之一，光这就已经让曾经不可一世的诸侯们疲于应付了，可想而知真正的推恩令该有多狠了。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明知是汉武帝削藩的阳谋，诸侯们还要主动去做呢？

不得不说，这条阳谋，真是把人性利用到极致了。一、汉武帝推行推恩令的背景；

楚汉争霸之时，刘邦在诸侯们的拥护下击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当时以燕王臧荼、楚王韩信等为首的六大异姓诸侯王们便以刘邦功最大为由，拥立他做了皇帝。

在刘邦所处的时代，正是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型的阶段，他以平民的身份打破血缘贵族继承制后，刘邦深知自己的皇位坐得其实并不牢靠，当时外有匈奴虎视眈眈，内有军功阶层等着瓜分蛋糕。一不小心，刘邦就会步了项羽的后尘，所以他迫切需要搞一种能够被各阶层所普遍接受的分配制度，来调节各阶级的关系，以维系自己的统治地位。

这套分配制度，既需要顾及原本六国百姓对故国的归属感，又需要对六大异姓诸侯盟友做出妥协，还需要依据功勋阶级的功劳合理分配利益。

缺乏管理经验的刘邦，决心以秦制为蓝本，他结合秦制和自己的亲身经历，制定了一套适合当时国情的政治模式——“郡国并行制”。

当时刘邦吸收了“惩戒亡秦，孤立之败”的教训，他在推行秦朝郡县制的基础上，又允许分封制的存在，以此来稳住自己的政治盟友“异姓诸侯王”的情绪。

但这里，刘邦还面临着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他太老了，47岁起兵的他，登基时都已经54岁了。

以当时人的平均寿命来看，刘邦已经步入了晚年，那时的他无论是精力，还是身体素质都大不如前了，他很担心自己死后，自己的后人没有能力压制住这一批陪同他打天下的兄弟们。

毕竟，汉初的政治局势，和后世是有所不同的。

别看刘邦好似是被六大异姓诸侯王合力推举为皇帝的，但这是在刘邦实力、影响力都占据着优势的情况下，诸多势力做出的妥协。

在这一前提下，刘邦既有足够的能力压服诸侯们，也有强大的号召力来维持着团队领袖的位置。

但若是刘邦突然去世，刘邦的后人上来就说自己要继承皇位，这些诸侯们未必就会服气。刘邦的继承人无论是从管理经验、声望影响力，还是从势力各方面，恐怕都难以和这些老牌诸侯们抗衡，这也是为何汉初的皇帝总是要通过扶持外戚势力来制衡朝臣的原因之一了。

深知这一点的刘邦，晚年的时候便开始利用各种理由来清除各大异姓诸侯王，很快，在分割逐一打击的策略下，刘邦很轻易便除去了自己的对手和昔日的朋友。

但尽管在刘邦的心中，诸侯们的存在是影响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他却更加坚信只要像周朝那样利用血缘关系来分封诸侯，一定会是利大于弊。

所以，刘邦又向社会各阶层以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共击之。

不过，刘邦显然没想到，自己分封的刘姓诸侯们不仅没起到拱卫中央的作用，反倒在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还成为了动摇国家政局稳定的重大隐患。

这些在各自的领地内拥有独立行政、军事和经济管理权的诸侯们，早已在实际上，成为了和汉天子平等的政治势力，这也是为何汉初老有藩王试图挑战汉天子的权威，自己取而代之的重要原因。

无论是汉文帝时期的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之乱，还是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都足以反映出地方上的刘姓诸侯们和中央的专制君王想要加强自身统治的理想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君王强，则必然诸侯弱，当利益受到冲突的时候，原本血缘间那丝微薄的约束力，并不足以让诸侯们乖乖服从君王的命令。

到了汉武帝时期，雄心勃勃的汉武帝不甘心于这种受制于诸侯的感受，立志要建立一个强大帝国的他，不再满足于祖先留下的黄老无为的国策：

文化上他重用董仲舒独尊儒术来推行一种更加积极的治国理念；

政治上他打压诸侯来加强中央集权；

经济上他改革货币、把盐铁收归国营充实了国库；

军事上汉武帝主动出击，将威胁了汉朝很长时间的匈奴人打得一败涂地。

可以说，不管是出于稳定国家局势的需要，还是要加强君主集权的目的，汉武帝对诸侯的潜在威胁都看在眼里，这也是他为何屡次三番出台政策，要打压诸侯的缘由。

二、为什么推恩令分明是削藩的阳谋，诸侯们还是要往坑里跳；

1、推恩令是如何一步步瓦解诸侯的力量；

在互联网的江湖上，“推恩令”有很多响亮的名头，诸如：千古第一奇谋、古代最无解的阳谋、史上最成功的削藩政策……

但你别看它戴着这么多顶高大上的帽子，你一旦把它掰开来看的话，就会发现这条政策的具体措施其实相当简单。简单来说，就是原本诸侯的权势、财富都是由嫡长子世世代代相继承，如果实行了推恩令的话，那么诸侯家里另外的孩子也能分到一部分财产了。

这个政策很有意思，放在当今社会来看，似乎很稀疏平常，没什么值得惊讶的。即便是放在商朝和西周时期，这样的政策也没多少令人稀奇的地方。

这样的政策，唯独放在嫡长子继承制逐渐流行、军功爵制逐渐建立起来的春秋战国时代，才能发挥起最大的功效。

诸侯国之所以能对中央造成威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治下动辄几十个城市，土地上千里，这样优厚的条件很容易就能发展起一股庞大的势力，一旦几个这样的势力联合起来，就能对中央王朝形成巨大威胁。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汉武帝在面对着这样的潜在威胁时，内心该是多么警惕。但他知道，这样的事急不得，如果把诸侯们逼得太狠，难免诸侯们不会联合起来，再发动一次几国之乱。所以，当主父偃向汉武帝献上这样一种既稳妥，又不会激起巨大反响的推恩令政策时，他的内心该是多么窃喜。

在推恩令施行过后，原本诸侯中最强大的齐国被一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百有馀焉”，可以说，这样一来原本还能和中央扳手腕的诸侯们基本就丧失了和汉武帝对抗的可能性。

2、推恩令之所以难以破解，只因它把人性看得太彻底；

作为阳谋，推恩令本身并没什么复杂的地方，但有趣的是，就靠着这样一种简单的手段，汉武帝却能兵不血刃瓦解诸侯们的势力，诸侯们还要主动入局，这是为何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诸侯们没有抗拒的资本，即便他们不想入局，也不得不主动踏进去。

实力是平等对话的前提，汉初的异姓诸侯王们之所以能让刘邦重视，就是因为他们有和刘邦相抗衡的实力，而到了汉武帝时期，诸侯们中的硬茬子基本都被汉文帝和汉景帝给按平了，剩下的要么是安分守己混日子的，要么就是实力不够不得不屈服的。

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作为想要武装反对的典型代表，轻易就被汉武帝平定了。在汉武帝讨伐南越的时候，不少列侯拒绝出兵，汉武帝霸气出手，直接除掉了106名列侯的爵位。

汉武帝如此强势的举动下，那些敢于直接和汉武帝作对的诸侯们基本都被淘汰出局了，而剩下的诸侯们自然知道该如何选择：

要么接受推恩令将财富分给几个儿子，保全自己家族富贵，要么一无所有。

在一无所有和妥协之间，强硬派毕竟只是极少一部分，剩下的诸侯们很从心地接受了汉武帝给出的唯一选择。

其实，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里面既有商周时期的旧思想，也有贾谊提出的《治安策》分割诸侯们的思想在其中：

“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

二者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汉武帝之所以能成功，也不得不说有机缘巧合的因素，以及他自身能力卓绝的因素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