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党禁打击异己政治力量，给当局造成很大压力

如果说专制时期，厉行党禁是为了打击异己政治力量，实现政权独享，那么到了民权思想渐盛的近代，新兴的社会力量已经不甘于做皇权统治的顺民，强烈要求自己的政治话语权。

清廷在不变则亡的情势下实行新政，允准变革成法，并摆出立宪姿态，而所谓立宪之国，必有政党，政党的发生和政治活动的展又必然要求党禁的放，于是放党禁在民间逐渐取得了广泛的认同。但是清廷始终不愿意放权，戊戌旧案牵涉的政治关系又十分复杂，所以党禁的放过程颇费周章。

立宪运动发端于戊戌以前，

慈禧太后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懿旨，

国内立宪派热情高涨

康、梁为摆脱国事犯罪人员的身份四处奔忙，立宪派通过组建社团以争取早日实现宪政主张，一些官员为促成立宪，稳定政局也积极襄助，谋党禁的各各种呼声在此时汇成合唱。

立宪运动发端于戊戌以前，兴盛于庚子之后，立宪派包括国外以康、梁为首的保皇派和国内以张謇、汤寿潜等为代表的绅商和社会名流等拥护立宪的人士。

康、梁以获罪之身积极运动放党禁自是形势所迫，国内立宪派在党禁放问题上的态度虽不似康、梁等人急切，但党禁的存在始终有碍宪政思想的传播和宪政人才的培养，对其立宪活动多有掣肘。

慈禧太后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懿旨，国内立宪派对清廷的这一举动，报以极大的期望和热情，甚至“感动奋发，不能自已”。

虽然政治结社在此时仍悬为严禁，但有感于预备立宪的东风，欢欣鼓舞的国内立宪派争相组建政团。这些政团的组织形式和活动特点各异，但都以实行宪政为最终目标，其中以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和湖南的宪政公会规模最著，影响最大。

预备立宪公会

郑、张、汤三人，

是当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立宪政团，

给当局造成很大压力

预备立宪公会于上海成立，郑孝胥任会长，张謇、汤寿潜任副会长，郑、张、汤三人在政界和商界均有着广泛的影响，该会以速国会为目标，广泛联络国内外立宪人士，是当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立宪政团。

郑氏家学渊源深厚，与传统士绅往来密切，他对宪政运动的追捧，体现了传统士绅阶层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张謇、汤寿潜在东南实业届享有很高威望，他们对立宪的鼓吹表达了东南实业界人士的参政要求。

预备立宪公会以敦请清廷速国会为第一要务，同时对各省咨议局和地方自治也颇为关注，为了早日达成立宪目标，他们通过出版书籍、报纸鼓吹宪政思想；组织各商会编纂商法，以促进商业有序运行；并开办法政讲习所，为将来实施宪政培养和储备人才，就学人员来自全国各省，影响颇大。

同时预备立宪公会还是全国各立宪政团的领导中心，往往在风气之先，引领全国的立宪团体运动在国会，在预备立宪公会的精心组织和策划下，各立宪团体组成“国会期成会”，积极倡导速立国会，给当局造成很大压力。

宪政公会以开设民选议院为中心目标，

以日本宪政运动的历史，指导中国宪政运动的方针

宪政公会以开设民选议院为中心目标，杨度为此曾积极组织在东京会员数十人上书清廷，清廷对此不加理会，杨度又回国筹建分会，湖南长沙、湖北汉阳、北京等地相继会，宪政公会“以学会形式而实充其宪政之党势，凡足迹所到之处，无不为讲习会势力范围”，势力和影响盛极一时。

长沙宪政公会还曾经请到，当时日本著名的政治家犬养毅到会发表演说，以日本宪政运动的历史，指导中国宪政运动的方针。犬养毅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是因为在上无责任之政府，下无监督之机关。

为解决这一问题他建议：欲求有责任之政府，必设监督之机关；监督机关的设置，不能求之政府，必求之人民。宜使人民先有立宪之智识与立宪之道德。其下手之法，第一为广布新闻纸，使立宪思想，普及于人民；第二为广派演说员，分布于各地方，以宣讲立宪之主义。使知立宪之义者日多，而后团结范围始广。欲改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舍此道莫由。

宪政公会此后活动颇受此影响，杨度等在国内极力促进宪政思想的流布和立宪活动的展，清廷对此深为不安，随着清廷对会社态度的逐渐趋紧，宪政公会的声势渐弱，并趋于消沉。

宪政公会此后

政治色彩更加明显，立宪目标更加明确，

并实质性地开展了一些党团活动，

此时的各类政团在组成人员和活动特点上，均较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政治色彩更加明显，立宪目标更加明确。各政团中以商界名流或知识界精英为主体，如张謇、郑孝胥、杨度等，这些人的民主意识和独立精神较强，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也更为广泛，由其所领导的社团在组织活动上更具现代政党的特征。

除了大量的宪政理论宣传以外，还积极敦请政府国会、设议院，对时政的干预力度逐步加大，政党职能的逐渐显现从客观上，突破了清廷党禁政策的限制，为此后真正意义上的政党的生成储备了人才，营造了形势。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此时的社团虽然对西方的政党理论和宪政思想大力宣传，并实质性地开展了一些党团活动，但是人们立会不称党，往往以“会”、“社”称之，这又表明。

虽然党禁政策实质上，已经由于大量政团组建所造成的巨大冲击而形同虚设，但是受制于传统观念中对党的菲薄和排斥，以及对于政党理论和政党制度的肤浅认识，立宪人士仍不愿意被人目之为党类，对党字的恶感和忌讳始终没有消除。

总结

中国的专制积习太深，清廷立宪的表态虽然令政治氛围变得宽松，但是人们头脑中的禁网依然存在，普通社团自不待言，即便是具有政党功能的政治团体，亦不敢或者不愿犯忌而称政党，很怕被人攻击指斥为“朋党”或“乱党”而遭到攻击。

立宪团体的出现实际上是政党出现的前奏，但是由于多年来取缔和防范乱党的政策没有变，人们对“党”仍旧十分敏感，加之当时的议会还没有建立，客观上对政党的要求还不迫切，因此，这些政团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真正意义上的党禁放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