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刘备称帝各有其据，孙权何以问鼎中原，称帝之由何在？

中原朝代更迭的消息传至蜀地时已被曲解，传言称曹丕不仅自立为帝，还害死了汉帝刘协。于是刘备率先痛哭不已，带领汉中王府的群臣们在成都为刘协举行了葬礼（山阳公刘协：？？？）。

随后，刘备的群臣纷纷劝其即位，眼见时机成熟，刘备便在成都的武担山下举行了登基仪式，宣布自己将承接汉室的延续。这一系列称帝的举动如行云流水般顺利进行，刘备之所以能够如此自信，依仗的正是他那刘姓皇族的血统（尽管他属于西汉宗室）。

三国时期的孙权是如何登基称帝的呢？这事还得慢慢道来。孙权的帝位之路：大魏吴王

在曹丕和刘备相继称帝之际，孙权也曾有称帝的意愿，但时机尚未成熟。很多人习惯性地认为，只要拥有实力，任何人都可以称帝。话虽如此，但实力仅仅是内在因素，而战略形势则是外在条件。当年袁术在淮南无视孙策的反对，贸然称帝，结果被曹操、孙策、吕布和刘备等联手围攻，不久便迅速衰败，最终在长江边上发出悲叹，结束了一生。他的失败虽有狂妄自大的成分，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忽视了对战略形势的审慎判断。

孙权的处境颇为不利。

曹丕称帝之时，孙权因背弃盟约夺取荆州，已与刘备交恶。为了应对刘备，孙权转而向曹丕示好，试图与其结盟，共同对抗刘备。

实际上，三方对于政治同盟的本质都看得十分清楚。魏文帝曹丕尤其坚持一个观点：如果孙权不将儿子送来作为人质，这个同盟便无法令人信赖。

孙权绝不可能交出自己的儿子，他只是接连释放了魏国被俘的将领和官员，如浩周、东里衮、于禁等，以此表示诚意。曹丕一度相信孙权最终会交出儿子，因此礼尚往来，派遣使者邢贞前往吴地，册封孙权为吴王。

孙权接见吴王时，邢贞故意摆出朝廷使者的架子，在经过孙权所住宫殿的大门时，刻意刁难孙权的君臣。根据礼节，抵达帝王的宫殿时，所有人都应下车步行进入，而邢贞却坚决不愿下车，坚持坐车进入宫殿。

这一幕让现场的孙吴官员极度愤怒。在这一关键时刻，孙吴官员中的“大佬”张昭出面劝解邢贞。劝说到最后，张昭丢下一句：“你以为江南很弱小，甚至找不到一把方寸小刀吗？”听到这句话，任何聪明人都能明白其中的底线，邢贞于是决定下车步行。

邢贞再次看到道路两旁，徐盛等武将怒火中烧，甚至泪水盈眶，他们认为孙权接受吴王的行为是莫大的耻辱，邢贞心里也清楚，吴地的文臣武将们对这一切显然非常不满。孙权称帝之路：摇摆不定

尽管孙权接受了大魏吴王的封号，但在“送儿子为人质”这一关键问题上，他依然在敷衍曹丕，摆出一副假装配合的姿态，实际上是为了拖延时间。

另一方面，刘备也曾尝试与曹丕接触，以缓和双方的敌对关系，减轻自己在东征吴国时的压力，从而增加胜算。然而，曹丕坚决拒绝了刘备的和谈提议。尽管如此，刘备依旧决定启动东征吴国的计划，他离开蜀地后，还任命黄权为镇北将军，并在江北扎营，以防备魏军的进攻。

刘备亲自指挥大军在夷陵与陆逊及吴军将领展开对抗，但最终被陆逊击败，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刘备逃回白帝城。经过大半年的时间，刘备含恨而终。随后，诸葛亮接掌政务，开始务实地开展外交工作，与孙权展开交流，努力寻求和解，甚至试图再度结成同盟。

孙权对曹丕的拖延策略也取得了显著成功。在夷陵获胜之后（闰六月），孙权的儿子仍然没有被送出。曹丕在这场绵延不断的谈判中，耐心也几乎耗尽。孙权继续试图欺瞒曹丕，甚至装作屈服以求宽恕：“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其潜台词是：我宁愿被流放，也不会交出儿子。曹丕气急之下，发布诏令发动三路魏军进攻吴军的长江防线，但吴军早已做好充分防备，经过几场激烈战斗，魏军仍无法突破。

在这一时期，孙权派遣使者郑泉前往白帝城与刘备接洽，同时继续与曹丕保持书信往来，内容大多是东拉西扯。曹丕心知肚明，孙权并非真心投靠自己。当孙权与曹丕的关系逐渐恶化之际，正是诸葛亮务实的外交策略，使孙权看到了新的出路和希望。孙权的称帝之路：利益优先

公元223年，吴国大臣们趁着夷陵对蜀汉、长江防线对曹魏的大胜局势，劝孙权称帝。然而，孙权拒绝了这一提议。孙权在战略上有着远见卓识，他清楚自己已经得罪了两个国家，虽然当前能够在与这两国的战斗中取胜，但无法保证未来能继续保持胜利。因此，他不愿再陷入与两国同时为敌的困境。

因此，孙权非常希望能与魏国或汉国中的其中一方结盟。然而，这一二选一的问题存在诸多障碍，使得孙权陷入了犹豫不决的境地。

然而，如果选择魏国，孙权面临的情形也非常明确：首先，若孙权一直保持大魏吴王的头衔，而未能在政治上寻求独立，那么称帝的道路将完全被封锁。其次，曹丕无疑会继续要求他交出儿子，这也是孙权无法接受的。

蜀汉方面，刘备去世，刘禅继位，诸葛亮掌握政权。诸葛亮安排邓芝作为蜀汉使者前往孙吴，意图与孙权重新缔结同盟。

邓芝最终说服了孙权，他原本态度犹豫不决，经过一番劝说，才做出了决定。

孙权说道：“虽然我内心深处非常希望与蜀汉结盟，但考虑到蜀主刘禅尚且年幼，蜀汉的国力也相对薄弱，若遭到魏国攻击，恐难以抵挡，因此我才迟疑不决。”

邓芝解释道：“我们两国有山川和长江作为天然屏障，唯有结成联盟，唇齿相依，才能共同抗衡魏国。进则可以灭魏统一天下，退则可以鼎足三分，这乃是顺应自然的道理。若有一日魏国发兵讨伐你们，我蜀汉必定趁机出兵。到那时，你们还能否保住江南都成了问题。”

《三国志·邓芝传》记载：（孙）权起初持怀疑态度，没有立即接见（邓）芝。邓芝于是上表请求见孙权，说道：“我此次前来，不仅仅是为了蜀国，也是为了吴国。”孙权这才接见了他，并对邓芝说：“我确实愿意与蜀国和亲，但担心蜀国的君主年幼，势力微弱，容易被魏国乘机攻打，难以自保，因此犹豫不决。”邓芝回答道：“吴、蜀两国共拥有四州的土地，大王是当世的英才，诸葛亮也是当时的俊杰。蜀国有重山险阻的屏障，吴国有长江天险的保护，两国优势互补，唇齿相依，进可以并吞天下，退可以三足鼎立，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大王如果现在归顺魏国，魏国必定会要求大王入朝为臣，下令太子作为侍从。如果不听从命令，魏国就会以征讨叛乱为借口进攻，蜀国必然顺江而下，乘机而进，江南之地便不再属于大王了。”孙权沉默良久后说道：“你的话很有道理。”于是断绝与魏国的关系，与蜀国缔结同盟，并派遣张温回蜀国答谢。

邓芝的逻辑是：曹丕会要求你去见他，或者把儿子交出来做人质。如果你不服从，他就会对你动武，而他一旦动武，我也不会对你手下留情。

孙权终于明白：在三国鼎立的局势下，唯有两个弱国结盟，才能保全各自的独立。孙权称帝之路：石亭之战

孙权与蜀汉结盟后，魏文帝曹丕虽然曾亲率大军南下进攻，但最终却只能在江边叹息，无奈撤兵而返。

公元226年，曹丕去世后，孙权趁机发起了伐丧行动，进攻江夏，但最终未能占到任何便宜。此时，他的猛将韩当病逝，韩当之子韩琮却带着部属秘密联络魏大司马曹休，投奔了魏国，随后成为魏国将领，这让孙权十分愤怒。此外，翟丹等人也相继归降魏国。

孙权借此机会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与鄱阳太守周鲂秘密策划，由周鲂向曹魏帝国的大司马曹休假意投降。

公元228年，曹休受到周鲂的诱惑，率领大军出动。尽管曹休对周鲂的动机心存疑虑，但在接触的过程中，逐渐察觉到自己中了计谋。然而，曹休凭借大军的强大实力，仍然执意与吴军一战，希望借此挽回颜面。不料，孙权派出的陆逊突然出现，魏军最终惨败。

第二年，孙权凭借石亭之战的大捷，在与蜀汉方面商议之后，再次受到群臣的劝进，这一次他终于应允了。

孙权称帝的理由

当时谶纬之说盛行，登基称帝必须伴有祥瑞。因此，江南一带纷纷出现（制造）了各种祥瑞。于是，孙权决定顺应天命，在建业城外正式登基，定国号为“吴”，年号为“黄龙”。

孙权在《告天文》中这样写道：

皇帝臣权谨以玄牡呈告皇后陛下：汉朝已经传承二十四世，历时四百三十四年，气运已尽，禄位已绝，天下动荡不安，四方割席分裂。曹丕篡夺了帝位，其子曹叡继位后，更是施行了种种恶行，扰乱了国家制度。权生于东南，正值乱世，承受重任，志在平定天下，行使政务，致力于为民。群臣将领、各州郡百城的负责人都认为，汉朝的天命已尽，汉氏已无再祭的资格，皇位空缺，祭祀无主。自古以来的吉祥瑞兆也已混杂不清，历数在身，无法回避。权敬畏天命，不敢违抗，特选择吉日，登坛祭天，即位为皇帝。愿神明保佑，左右有吴氏，永享天赐福祚。

这段话的意思是吴继承了汉朝的传统。其逻辑链为：

曹丕篡夺汉朝的皇位，是一种混乱的政权更迭。

吴国确实是承受天命的，汉朝已经注定要灭亡。

在这篇文章中，关于蜀汉建立的合理性被刻意回避了。前来祝贺的蜀使者陈震在贺词中也同样回避了这一话题。最终，双方达成了同盟，并重申了在灭魏之后，将天下分为两半的承诺。

——实际上，双方都在通过“画饼”来表达各自的“诚意”。

后来，邓芝再次出使孙吴，与孙权会面。酒宴过后，孙权又提起二分天下的设想，不料却被邓芝巧妙地回敬了一番。邓芝说：“天无二日，曹魏灭亡后，如果你们还不明白天命所在，那就将是我们双方开战的时候。”孙权听后并未生气，反而在写给诸葛亮的信中赞扬邓芝：唯有邓芝才能促进两国的和睦。

因此，蜀汉方面故意回避了孙权称帝带来的政治影响，这主要是为了维护双方的暂时利益。所谓的“汉贼不两立”不过是政治口号，实际上只是一种表面的说辞。在利益面前，利益始终是首要考虑的因素，政治感情也是如此。

邓芝、诸葛亮和孙权都心知肚明，各国的高层都了然于胸，所以孙权完全没有感到生气。称帝的理由有高低之分吗？

223年，孙权拒绝称帝的原因在于当时魏、汉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朗，局势极为动荡。他不愿因称帝而成为众矢之的，陷入困境。孙权并不想步袁术的后尘，仅做几天皇帝，最终因一时之快而毁掉自己。

在229年，孙权为了顺利称帝，与蜀汉缔结了同盟关系。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蜀汉在某些方面做出了妥协，并在表面上表示认可和支持孙权的称帝，这使得孙权最终能够放心地登上皇位。

关于他称帝的理由，无非就是写一篇告天文，随便找个借口即可。曹丕和刘备的《告天文》也不过是找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接着就顺理成章地登上了皇位。

当然，曹丕所推崇的是禅让制度，这种制度传说源自古代尧舜时代，因而拥有圣贤的光环，显得极其神圣和高尚。因此，后世许多朝代纷纷效仿这一制度以建立自己的政权。

魏传位给西晋，东晋相继传位给宋、齐、梁、陈，这是禅让的套路。

刘备则依靠其血统，虽然血统的优势不言而喻，但实际上，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并非皇室的主要支脉，他追溯五代才可回到汉景帝。而到了刘秀这一代，皇室的核心地位早已远离。然而，刘秀凭借出色的才能统一了全国，最终将自己这一支血脉提升为帝室。相比之下，刘备面临的困难更大，因为要追溯到中山靖王刘胜，中间隔了不知多少代人。

历史上也有一些国家是通过血统来建立的，比如刘渊创建的汉赵，他自称是刘邦的后裔；还有李昪建立的南唐，他则宣称自己是唐宪宗的后代。这些都是依赖血统继承的方式。

观察孙权，他既不具备禅让的条件，也缺乏血统上的优势，因此他只能强调“天命所归”。这并不意味着后人就不会使用这种策略。

后世许多王朝并未具备禅让或血统的正统条件，他们往往像孙权一样，借天命之说为自己称帝寻找理由。例如汉人最后一个王朝——明朝。朱元璋在其麾下大将徐达击败元惠宗并攻入大都（北京）后，便追封元惠宗为“顺”。由于朱元璋不可能获得元惠宗的配合进行禅让，也不是前朝汉人王朝宋的赵姓后裔，因此他以“天命所归”（顺天明命）为依据，宣示其称帝的合法性，进而建立了明朝。

由此可见，历代开国帝王在登基方式上各有千秋，然而其核心实质却始终如一，“天命”始终是关键所在，毕竟“君权神授”的观念贯穿其中。对于这些历史故事，我们后人不必纠结于表面的形式高低，帝王能否守住国家的基业，这才是实质所在，也是后人评判称颂的真正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