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春秋时期楚国的赏赐制度

就疆域而言，春秋时期的楚国无疑是东周第一大国。

楚国从小国逐渐称霸一方，与中原各国相比，其国力富强的同时权力没有出现下移，这在诸夏政权纷纷下移的春秋之际可称奇迹。

楚国能够实现政治权力的平衡，其国君对赏赐制度的控制是重要原因，但这样的赏赐制度对楚国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

楚国在春秋时期的赏赐极具特色，赏赐的内容和对象都严格控制。楚国用什么作为赏赐？赏赐他人的原因何在？

一、春秋时期楚国赏赐的原因

春秋时期的楚国赏赐对象主要集中在有功劳的贵族中，据《淮南子》记载：

“楚庄王对共雍说：‘有德行的人可以受到爵位官禄的赏赐，有功劳的人能够得到田地府宅。’”

从然这段记载中至少能够看出在楚庄王之时，功劳是楚国进行封赏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楚国的君王也会在刚刚即位或国家政治发生较大变动时进行普遍赏赐，从而达到安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的效果。

第一，有功贵族。春秋时期许多诸侯国的主要赏赐对象都是有功贵族，楚国也不例外。不过，楚国赏赐的有功贵族主要集中在同姓贵族。

这实际上是由于这一时期楚国的选官范围几乎不出楚王族血统，这部分同姓贵族身居要职，立功的机会多，受到封赏的机会也多。

据《春秋大事表》记载，楚国设置令尹担当国政，子文之后的斗氏、成氏、蔿氏、薳氏、阳氏都是楚国公族的子孙。

闻氏是春秋时期芈姓世族，其子孙中不少人都官居令尹等显职，孙叔敖就是其中之一，楚庄王曾将寝丘之甜赏赐给他。

到了楚康王时，孙叔敖的后代在消灭舒鸠的战役中立下功劳，于是他的后代也获得舒鸠的赏赐。

与同姓贵族在楚国受到的优待相反，楚国常常排斥异姓，加上原本异姓为官者就不多，因此更难获得丰厚的赏赐。

《左传》中有一则关于申侯的史料记载，申侯受到楚文王的宠爱，文王临终之际将玉璧交给他，让他离开。

又告诫申侯：“以后会有人馋毁你，你一定不能幸免，如果我死了，你就赶快离开。”

最初，申县被楚文王所灭，申侯是楚公子冒母亲家的族人，他的子孙用申作为姓氏。

申侯虽然受到楚文王的宠爱，但在楚国其他同姓贵族的眼中，申侯一般的异姓贵族不过是“羁人”、“细人”，是政治上要严加防范的对象，不能让他们接近国家政权的核心。

楚文王临死之际也仅赐给他玉璧，让他逃离楚国，由此可见申侯在楚国当未获得丰厚的奖励。

第二，安抚民心。《史记》赵世家提到楚国“每王且赦”，是说楚国国君每次更替时都会采取一些政策安抚百姓，赏赐也是其中一种做法，遇到其他政治变动时也会通过这种方法维持社会的安定。

在楚国的众多君王之中，楚庄王是非常有野心的一个，在位期间连年征战，因此庄王便开展了广泛丰厚的赏赐。

庄王去世后，刚即位的共王年仅十二，面对齐国的讨伐和群臣不如先前的内政，次年便进行了赏赐活动。

楚平王历经叛乱，最终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施舍百姓，维持其君主地位的稳定，次年更是分贫振穷，缓解多年战乱给平民百姓造成的困境。

第三，争取盟国。春秋时期的郑国位于战略要地，是各国争取的对象，中原得到郑国就能抵御楚国，楚国得到郑国则有机会窥伺中原，郑国是齐国和楚国争夺的军事重地。

楚国深切知道郑国所处位置的重要性，楚文王时期就对郑国进行过多次征讨，然而因为郑国与齐国的结盟始终没有攻下。

楚成王刚刚即位之时，积极结交中原，终于取得与中原各国抗衡的资本。正值楚成王的霸业蒸蒸日上之际，齐桓公的霸业却走向衰落，于是郑国开始亲近楚国，背叛齐国。

齐桓公死后，背齐从楚的国家很多，郑是其中一个，郑文公更是在齐桓公死后的第二年就朝楚。

楚成王因各国诸侯的臣服喜不自胜，为了稳定郑国这个盟友，赐金给郑文公。

第四，留住人才。在楚昭王到楚灵王时期，楚国一度衰落，尤其是楚昭王继位后，楚国更是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随着与中原来往越来越多，楚国深刻认识羁旅之人的重要性，他们原本都是各国的精英，任用他们来侦察敌情、出谋划策无疑非常重要。

当时楚国的人才有不少到晋国任职，泱泱楚国怎能受得了如此大辱？于是吴国的公子掩余、烛庸逃奔往楚国后受到楚王大加赏赐，希望能留用他们以危害吴国。

二、赏赐内容

春秋时期楚国的赏赐有严格的规定，如赏田的数量、质量以及使用期限等。

即使有臣子立下大功也很难得到赏赐，更不用说对其他国家的赏赐了，而且楚国的赏赐还常常反悔，这与中原诸侯有很大不同。

第一，土地赏赐少。在漫长的春秋史上，楚国消灭的国家是最多的，其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扩张史、军功史，相较之下商赐就显得黯然失色。

楚国的令尹子文是难得的治国能臣，楚成王八年时，楚国政府面临极大困难，子文“自毁其家”，解除国家之难。

楚国人在他的鼓舞下信心倍增，政治局面很快安定下来，但对这样的救国之功，楚成王也没有进行较为丰厚的赏赐。

楚国的君主无论明君昏君，都对自己争夺来的土地非常珍惜，不会像周天子或其他诸侯国的国君一样把土地赏给臣子。

楚国贵族的食邑数量不多，就连令尹也只有一两个，赏田规模也小。

春秋后期，“六百畛”可谓楚国赏赐的最高规格，楚国很少直接把食邑赐人，作为赏赐物的土地常常比较零散，往往不足一邑。

此外，作为楚国赏赐品的土地常常是贫瘠之地，如楚庄王赏给孙叔敖的寝丘之地就十分贫瘠。

初秋时期的采邑是大多是功臣世代享有的，但楚国的禄田、赏赐田则是“二世而收”，《左传》中即有许多楚国贵族土地被收回的例子。

据《春秋》记载，楚国在楚文王六年开始与中原进行交往，直到春秋末年的二百年间，楚国对其他诸侯国的赏赐寥寥无几。

如果说齐桓公、晋文公通过赏赐的方式结交其他诸侯国以扩充自身的实力，达到拉拢人心、称霸天下的目的，那楚国的强大就是连年征战的结果，其赏赐与其他大国相比是非常保守的。

此外，在对外赏赐中楚国还有反悔的记录。当时齐国衰落，楚国霸业更显，郑国向楚国屈服，楚成王准备赐金给郑国，但没过多久就反悔，将金铸成三口大钟赐予。

楚成王的考虑有其原因，当时楚国拥兵百万，非常需要金制造兵器，赐金给郑国一方面会造成自身的损耗，一方面也给了郑国铸造兵器的机会。

因此楚成王赐金后先告诫郑国不要用它来制造兵器，后来将金属铸成钟。

金作为楚国重要的战略物资受到楚国人千方百计地保护与垄断，即使对自己的同盟也不例外。

楚国的君主在进行赏赐时都非常谨慎，不会轻易赏赐，甚至赏赐之后还会反悔。

这一方面说明了楚君在进行赏赐时的小心翼翼，一方面也说明楚国的赏赐制度尚不完善。

三、赏赐造成的影响

与诸夏各国不同，在楚国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赏赐滥赏，其严格控制的赏赐制度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不同的影响。

首先，严格的赏赐制度使楚国政权的下移非常缓慢。楚国的地理位置极具优势，但功臣们得到的赏赐却非常单一。

春秋时期，楚国的人口大幅增长，到了楚庄王之时更是疆域辽阔，因此楚国能用来赏赐的土地很多，但臣子所能得到的土地却少之又少，还只能享有两世。

其次，人才流失。“楚材晋用”表面上说的是楚国的皮革流落到晋国，实际上指的是楚国的人才流失。

楚国的刑罚泛滥，赏赐苛刻，同姓贵族能够获得赏赐、建功立业的机会都不多，何况受到排斥的异姓贵族。

与此同时，其他各国都在积极照看人才，晋国更是设有特别的赏赐制度。

于是，在楚国没有受到重视的人才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建功立业，就会选择前往其他国家谋求出路。

仅楚文王到楚昭王时期，楚国流向其他国家的人才就枚不胜举，如有申侯、子哲、蔡朝吴、王孙启、申公巫臣、子雍、子干等等。

在春秋各国争雄、人才急需的背景下，这些人才到其他国家受到重用的同时还会极大威胁到楚国，因为他们来自楚国，对楚国的政治、国情最为了解。

结语

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的政权衰落，各诸侯国纷纷崛起，通过琳琅满目的赏赐进行邦交、吸引人才。

楚国作为春秋大国，其赏赐制度与诸夏相比却十分严格，严苛的赏赐制度一方面保证楚国政权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对楚国造成了极大危害。

可以说，赏赐制度的不完善是楚国最终灭亡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