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征调，对东三盟地区产生了什么影响？

捻军农民起义战争虽然发生在内地，但是对远在关外的东三盟地区仍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此次镇压捻军起义，东三盟马队成为清廷的征调对象，连年征战，马队官兵伤亡惨重。

除马队官兵外，清廷还通过捐输等途径征调大量马匹、银钱等军需物资，给东三盟地区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东三盟马队异于清朝正规军，外藩蒙古兵属于兵民合一类型，遇有盟会略事操演，战争时披甲从征，多数时间主要从事畜牧、农耕、狩猎生产。

此次镇压捻军起义，大量官兵奉调出征，连年征战，生还者无几，这对东三盟人民的社会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征调东三盟官兵3000名，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即奉命撤回，并未经历战斗。抵御太平军北伐期间调遣的东三盟马队官兵3000名，战后亦多数得以遣撤回籍。

第二次鸦片战争，征调哲里木盟、昭乌达盟马队官兵各1000名参战。

征调卓索图盟马队官兵1000名驻守山海关，后续又征调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三盟马队官兵各1000名驻扎古北口，战后驻扎于山海关、古北口的三盟马队官兵均遣撤回藉，而征战沙场的哲里木、昭乌达两盟所剩1200余名马队官兵，则跟随僧格林沁前往皖、豫、鲁一带镇压捻军起义。

以上每次征调，都不少于三千之数，且均为青壮年男丁，

对于“兵民合一”的东三盟蒙古社会来说，这无疑是大量劳动力的流失。

外藩蒙古士兵无固定军饷，“行粮”是其出征期间唯一的经济来源。内忧外患使得清廷财政与地方财政极度空虚，东三盟马队官兵的出征“行粮”常被拖欠，自身军需吃食都得不到保障，补贴家用则更属绠短汲深，必致出征士兵的家庭收入严重缩减。

内外战争爆发，清廷财政紧张，地方捐输成为清廷充实军需的重要手段。除内地外，外藩蒙古东三盟地区也在征调捐输的范围之内。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蒙古王公、台吉等即有主动向朝廷捐银、捐马者。

如咸丰三年（1853）正月，驻京之科尔沁镇国公棍楚克林沁，就曾“捐银一千两以备军需。”

此后不久，财政几陷绝境的清政府就将对蒙古各部的捐输视作一项重要收入，并定有专门的奖励制度，以鼓励王公贵族等“慷慨解囊”。

咸丰六年（1856）奏定“蒙古王公台吉等捐输银两议叙并捐输驼马议叙章程”，按捐输银两、驼、马的多寡分别给与“记录”、“加级”、“封官加爵”等赏赐。据捐输章程规定，札萨克汗、亲王、贝勒、贝子、公、闲散王、贝勒、贝子、公、等捐银等级，从100两到2400两以上不等，捐驼马从25匹到600匹以上不等。

内外札萨克各旗札萨克、头等台吉、塔布囊，闲散头、二、三、四等台吉、塔布囊捐银等级，从50两到5000两以上不等，捐驼马由8匹到800匹以上不等，可见捐输的支出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而为向清廷表示忠心，蒙古东三盟王公贵族无不积极响应捐输，“内外各札萨克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额驸等，或捐输驼、马、银、米，或捐输应得俸银”，使得清廷从当地征调走了大量的银两、驼马、米面等物资。

清廷对捐输的牲只还有严苛的质量要求，必须挑选年岁小且膘壮的马匹。

对于传统的游牧、农耕社会来说，牲畜既是生活资料，又是生产资料，东三盟地区每年要向清廷捐输大量牛马驼等牲畜，必然会对其生产力造成破坏性影响，导致农牧生产的萎缩。

为缓解蒙古东三盟因派调官兵入关参战、又捐输马驼、银两、米面等所带来的负担，清廷于咸丰七年（1857）八月下令，停止了路途较远的内札萨克王公来京年班的制度。

可见，蒙古台吉、王公来京年班所需费用，对各札萨克旗来说，都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清廷的需索、征调本就给蒙古东三盟地区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自然难以再承担王公、台吉们年班的费用。

因此，清廷的停止来京年班之举，实际上可以折射出沉重军役、捐输负担之下，内札萨克蒙古财政的窘迫，以及牧民生计的艰难。除清廷的征调、捐输以及各札萨克旗年班等开销外，东三盟地区的自然灾害使得旗民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随着蒙地开垦等政策的实施，东三盟境内的牧地大量被开垦，再加上战乱等原因，流民纷纷涌入，东三盟地区的农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频繁遭受自然灾害。

如咸丰六年（1856）遭遇旱灾，“秋不雨，岁大饥”；

清廷频繁的征调以及自然灾害的破坏，使得东三盟地区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