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距离”背后的双向奔赴

本文转自：桂林日报

“零距离”背后的双向奔赴

——从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点看农村金融“最后一米”□本报记者 黄敏

从金田镇理村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点的杨坤松站长身上，我们看到了把一个农民变成“银行家”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正在广西农村把以农民为个体、以村屯为单位的点串连成一个巨大的网络。

在桂林银行总行一楼大厅的墙面上，LED大屏时刻显示着一张布满近7000个亮点的广西地图，而这些亮点还在以匀速动态地增加着。杨坤松以及他的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点只是这些亮点中的一个。桂林银行称之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图”，密密麻麻亮点背后所代表的是一个深入田间地头的渠道网络，聚合成一种有别于同业的服务乡村振兴模式，一条城商行转型发展的新道路。这背后，还折射出一种以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双赢”为思想导引、构建农村普惠金融生态体系的战略定力。

在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却面临诸多现实难题的背景下，桂林银行正在用一些数据证实，他们通过这种“服务乡村振兴新模式和城商行转型发展新道路”的探索，稳步地接近预想中“拓展生存空间、赢得发展动能”、成为“服务乡村振兴的标杆银行”的目标。

●对于“乡村金融”的解读

乡村金融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之前，普遍的观点都认为，乡村金融就是用金融服务好“三农”，所以一度大部分的金融机构都进行了“网点下沉、代理体系建设和构建农村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实践，形成了多层次农村金融供给体系。一时间，似乎大家一心奔向服务“三农”，乡村金融的目标就实现了。

然而，现实中的反馈却不如人意。

各类银行涌入“三农”市场，在增加金融服务供应的同时，也都在扎根乡村的过程中出现行业性的困难，有的甚至暴露出重大金融风险，左抵右挡，难以为继。其中最直观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金融机构在村镇上的物理站点只剩下“一具空壳”，关键时刻靠不住。

如何适应乡村模式，如何发挥出各自特点在激烈竞争态势中在农村站稳脚跟，没有现成答案，却又亟待回答。

桂林银行在解读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他们独特的思路。

他们认为，农村金融有其长久的构建历史，乡村振兴伟大战略背景下，今天的乡村金融要回答的重大问题，不应是表面化的思考如何服务“三农”的问题，而是要思考“如何重构一个既能实现社会目标又可形成商业可持续的金融生态体系”的问题，要依靠金融机构通过自身业务模式的创新来实现，要对乡村金融服务的硬件和软件进行重新布局：硬件是以构建顺畅的服务渠道为目标对乡村金融服务网点重新定位，软件是重新确立经营模式以及远景使命和目标，由此从根源上驱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真正打通服务，提升农村普惠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服务质量与满意度、可持续性，如此才能在农村站稳脚跟。

在普惠目标下，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米”、在农村站稳脚跟，催生了桂林银行“市—县—乡—村”四级服务网络体系，这个体系表面看上去与之前很多银行下乡的模式并无不同，甚至与扎根中国乡村70多年的农村金融体系也大同小异，那么它的内在差异何在？

杨坤松就是答案。

●把“银行”建到村里

2019年，桂林银行就着手打造多元化、广覆盖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构建“市—县—乡—村”四级服务网络。最初，组建一支2000余人的服务普惠金融专业人才队伍走进乡村，走到农民身边。

将渠道网络下沉至村一级单元，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通过构建“县域支行+乡镇社区/小微支行+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点”，以市级分行为大脑、县域支行为引擎、乡镇小微支行为支撑、村级服务点为触角延伸并下沉，将各种金融、非金融服务直接下沉至田间地头，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米”。

截至2023年10月末，已在广西设立地市级分行12家（贵港、河池均已在筹备中）、支行159家（其中县域支行79家）、社区小微支行661家（其中县乡社区小微支行364家）、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点6621家，服务网络（含控股村行）已覆盖广西70个县域的90%，辐射超2000万农村人口。

这些数据，构成了桂林银行“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图”的实质内容，服务目标明确、服务网络形成、服务渠道独有，随着“推进版图”的扩大，其服务乡村振兴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我们从杨坤松身上，找到解读这张“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图”的密码。在构建任何一个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点时，有一个类似质量标准的硬性要求：找关键人（站长）——做关键事（提供基础金融服务、整合资源赋能站点、收集并解决村民诉求等）——建立根据地（扎根、扩大影响、赢得认可）。这是标准，也是桂林银行的秘诀。

桂林银行这种在建立村级服务点上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基于这样的理解：农村微型金融机构必须实现并不断深化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正规政治组织和社团组织、农村各类乡贤精英、各类商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等社群机构组织的合作关系，通过与村社组织以及村社精英合作互动的过程生成密切的信息沟通和共生共赢关系，以更好地发现客户、降低风险、沟通信息，从而与他们形成“命运共同体”。

桂林银行认为，这是“微金融”真正的生命力所在。

●让农民做“银行家”

桂平是广西淮山主产地之一，金田淮山种植面积3.74万亩，鲜淮山年产8万吨。在成为桂林银行金田理村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点站长之前，杨坤松就已是村里的淮山种植带头人。

“你中学都没毕业，哪里搞得懂金融业务？”这是二嫂（杨坤松爱人）最初对杨坤松接受桂林银行邀请时的质疑。

但杨坤松用事实证明，桂林银行的选择是对的，农民做“银行家”不是神话。

桂平桂银村镇银行乡村振兴工作部总经理陈德彪说，作为站长，杨坤松要配合支行下乡做宣传活动，要向服务区域内的农户推介产品和服务项目，要反馈农户的金融需求，推荐贷款给意向客户，要了解农户日常经营情况、收入来源情况与家庭重要变化情况，要配合建立农户信用档案和评级档案，要充当银行与农户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协助进行客户日常维护等。“完成这些工作内容，不是我们随便派驻一个工作人员就可以实现的，这必须得杨坤松这样的人去做。因为只有信任和了解，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杨坤松和他的乡亲之间具备这样的条件。他有自己的农业产业、有和睦的乡邻关系、有长期积累的良好口碑、有值得乡邻信任的人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有加入我们服务体系的兴趣……”

兴趣，来源于杨坤松在自己致富后，想为家乡变美、乡亲致富贡献一点微弱力量，桂林银行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他也因此从中学未毕业的农民变身为一位“农金人”。杨坤松说他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新农人”。

而在全广西，近7000个“杨坤松”在“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点站长”的位置上提升自己、完善自己，在与桂林银行互相成就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的超越。

●物理贴近与心理贴近

这是桂林银行与农民以心换心实现双向奔赴的非凡远征。

“从来没有一家金融机构能像桂林银行这样同农业、农村、农民贴得这么近。”有业内人士如此评价桂林银行的四级服务网络。

贴得近，近在物理距离。

如杨坤松站长所在的理村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点，地址在理村村口，对面为便民广场，是村民每天的必经之地。利用站长自家门面建立服务点，为村民提供小额取款、转账汇款、各类缴费、养老认证等20多项服务，并实现365天、24小时不间断营业。“每个服务点的选择我们都有考量，从农民的角度出发，找到他们方便的地方。”陈德彪表示，目前桂林银行所有基层服务点的选址都是这个标准，务必把服务点建到村里，或者直接开设到农民家里。

贴得近，近在心理距离。

站长一般是本村的两委干部、超市或驿站负责人、致富带头人、乡贤精英等村社组织内的特定群体，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公信力，接触面广且具备较好的人际交往沟通能力，这样才能在“生活圈”内面对面地提供金融服务。“村民比较信任我，有什么事都会来找我给他们出主意。”如杨坤松般在当地“受欢迎、得信任”，是桂林银行制定选择站长标准的考量之一。

“村民有金融需求，现在都会来找我，因为他们相信我。”

“村民不小心划破了手，也会来服务点请我帮助包扎伤口。他们说看到我有便民服务箱。”

对于站点与村民的“双向奔赴”，杨坤松充满自信。

这份自信，基于他对桂林银行“成为服务乡村振兴标杆银行”愿景的认可。面对记者，杨坤松兴之所至全文背诵了桂林银行《价值纲领》手册，连在场的县支行负责人都对他竖起大拇指。他觉得他赞同这个愿景，而他参与其中，能改变自己，也改变乡亲们。

在与杨坤松短暂的接触中，我们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放在他身上没有丝毫的违和感，而每一张从服务点门前经过的笑脸，是杨坤松和他的服务点的成功写照。

“改变一个人，致富一个家，造福一个村。”桂林银行“市—县—乡—村”四级服务网络的构建，从找关键人到做关键事再到根据地，不仅有效延伸了银行的市场触角、降低尾部金融风险，还真正地让金融服务来到农民的身边。

数据佐证，这是一条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子，在这条道路上，桂林银行正和许多“杨坤松”这样的小伙伴们把金融活水源源不断地送到田间地头。

毫无疑问，在这条路上，与桂林银行结成“命运共同体”的“杨坤松”会越来越多，和“杨坤松”们产生黏合的农户个体也会越来越多。

无怪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吴东很自信地表示，桂林银行已经越来越不像一个银行了。但它有一个无比庞大的“朋友圈”，有一个无比强大的市场空间。

这种越来越不像银行的服务，或许就是构建“可持续农村金融生态体系”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