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出使：唐朝前期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一幕

唐前期，官员出使是一种常见现象。

宰相出使是官员出使中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宰相作为百官之长，需要在朝中辅佐皇帝与指挥百司处理政务，其出使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

（一）用宰相身份以示重视

唐前期，出使会因事务的重要程度，派遣官位高低不同的官员前往处理。

“故事，州县官有罪，品高则侍御史、卑则监察御史按之，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此处虽说的是御史出使监察，但其他官员出使也常遵循这种规则。

宰相位望崇高，唐王朝常借其身份以表示对某些事务的重视，“常以领他职，实欲重其事”。宰相出使往往也看中了宰相崇高的身份。

唐前期宰相出使最多的形式，就是领兵作战。

唐前期官员尚存前代文武不分途的遗风，在“国家安不忘危，不可无大将”思想的指导下，诸帝十分重视选任有军事才干的官员出任宰相，军功入相的情况在唐前期仍时有出现。

宰相群体中，像李靖、侯君集、李勣、刘仁轨、王孝杰这类有将略的成员有许多，在任相后曾多次领兵出征。

此种宰相出使常以出任行军大总管的形式进行。

战争中，诸路进军，各道统兵的行军总管地位较高，需要有位望更高的官员来统筹诸道行军，精通军事的宰相自然就是最适合的人选。

战争外的一些重大事件，亦需借用宰相崇高的身份，出使前往处理。

在武德八年（625），突厥举国入寇的情况下，左仆射裴寂作为高祖最宠信的大臣，出使突厥进行和议。

而监察与安抚出使，宰相所前往的地区，也是在政治、经济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地区。

如贞观八年（634），在向全国派遣巡察大使时，因为畿内事重，所以使右仆射李靖担任大使。

仪凤时，在经济重心河北、河南受灾后遣宰相薛元超、来恒前往安抚等。

宰相出使有时也是提升、显示某些人地位的一种手段，以宰相充任这些人的下属，以显示他们的崇高地位。

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武则天朝。

武则天时期，武氏亲贵地位崇高，“宰相皆下之”，在武氏子弟出使时，常以宰相担任副手，如在武三思出任榆关道安抚大使时，姚璹为副大使。

另外武则天为提升薛怀义的地位，使其充任朔方道行军大总管，而以宰相李昭德、苏味道分任行军长史、司马。

对此，清代学者赵翼指出，“薛怀义入侍床第，宠冠一时，至命为行军大总管，率十八将军击默啜，以宰相李昭德、苏味道为其长史司马，可谓爱之极矣。”

（二）制度的保障

隋唐时期，宰相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

由于法定宰相位望崇高，君主并不轻授，“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唐前期加衔宰相大量出现，三省六部的许多官员乃至部分寺监与十六卫的官员都有加衔为相的记载。

据周梓翔的统计，唐前期共有宰相191名，数量众多。据笔者统计，这191名宰相中，有162名曾任加衔宰相，占宰相总数的84.8%。

加衔宰相的出现，使宰相群体大为膨胀，君主可以选择的范围较大。

另外，在四等官制下，政务由部门内各级官员配合完成，其出使不会对政务运行产生较大的影响，君主不必担心宰相出使会令国家大政无人主持。

唐前期72次宰相出使中，有40次是由加衔宰相充任的，占到宰相出使总数的55.6%。

法定宰相出使时，亦有加衔宰相在京处理本部门事务与商议国家大政。

（一）宰相先前经历的影响

宰相出使处理某些事务，常受其任相前的经历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宰相自身家世的影响与先前政治经历影响两部分。

部分宰相出使的地域与自己家族籍贯地域临近，家族在当地有较大的影响力，朝廷以其出使，有时也有利用其家族在当地威望的考虑。

唐高祖任命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领兵前往河东抵御刘武周。裴氏为河东大族，至裴寂时虽已衰败，但裴氏在河东的影响力尚在。

在李渊南下长安时，裴寂成功以书信招降绛州，“前次绛州，迩于桑井。乃驰一札，喻此百城。老幼相携，如归景亳。襁负俱至，若就岐阳。”对南下起到了一定的助力。

高祖命裴寂出征，也看中了裴寂在河东的影响力。

贞观十七年（643），李勣平定齐王李祐叛乱也与其出身及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李勣为曹州离狐人，家境富裕，在河南赈济穷困，在当地有良好的声誉，“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与其父盖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此外，李勣还曾出任过齐州都督，与当地官民有一定的联系。

这些都有利于收揽河南民众人心，减小叛乱影响，从而迅速结束战事。

一些宰相在任相之前，有履职地方的经历，熟悉地方风土民情。

在其任相之后，地方出现某些重大事务，也会以宰相出使前往处理。

如贞观时期宰相李靖先后担任代州道行军总管与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平定突厥，就与其曾数次与突厥交战，并有战功有关。

武德八年（625），突厥入寇太原，李靖为行军总管统江淮兵一万，前往抵御，“时诸军不利，靖众独全”；武德九年（626），李靖也曾率军阻击突厥，有丰富的同突厥作战的经验。

李勣在任相之前任职并州十六年，期间令行禁止，在周边民族中拥有很高的威望，“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

又参与了灭亡突厥的战争，在其任相之后，三次领兵征讨薛延陀，也与其在并州任职的经历有关。

刘仁轨自显庆五年（660）至麟德元年（664）十月，长期担任带方州刺史，在百济屯田、作战。

在任相后，刘仁轨又先后出使担任浿江道行军总管、辽东道安抚大使与鸡林道行军大总管，前往辽东作战、镇抚，也与其此前长期在海东屯驻、作战有密切的关系。

韦待价在任相前曾先后出任兰州刺史、凉州大都督府司马、肃州刺史、检校凉州都督，“频有守御之功”，任相后出任安息道行军大总管。

万岁通天元年（696），狄仁杰出任魏州刺史，在任时有惠政，“百姓咸歌诵之，相与立碑以纪恩惠”，后任河北道行军副元帅、河北道安抚大使等等。

（二）宰相具有相应的才干

吴宗国先生认为，“宰相成员的安排和配置……要考虑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以及处理当时面临的各种问题宰相所需要的素养和才能。有时还可以通过宰相人员的安排来弥补制度中某些环节存在的问题。”唐前期，因为突厥、吐蕃的强盛，加之对于辽东的征讨，应对契丹的反叛，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唐王朝十分注重选任有军事才干的官员出任宰相，在其任相之后，又常使其出使领兵作战。

李靖、侯君集、李勣、刘仁轨等名将，皆因突出的军事才能被擢为相，其后再以宰相的身份出任行军统帅。

如李靖曾被高祖称赞：“李靖是萧铣、辅公祏膏肓，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武则天时期，突厥入寇频繁，唐王朝被迫抵御。

魏元忠曾学《九州设险图》，了解山川险要，熟悉“古今用兵成败之事”，因此在武则天时期多次出任行军统帅抵御突厥。

姚崇也因为在契丹入寇时表现出优秀的军事才干而被任命为宰相，对于边境军事设施了然于胸。在突厥入寇时，又使其出使安置军队，领兵作战。

此时即使官员无辅政的才干，但只要有军事才能，皇帝也会任命其为宰相。

如韦待价“自武职而起，居选部，既铨综无叙，甚为当时所嗤。”其他出使也看重宰相相应的才干。

监察与安抚出使肩负有为国选才的职责，出巡的宰相往往有识人之明。

如刘祥道家族长于铨选，在当时有很高的声望，刘祥道本人也长期任职吏部，曾上书言铨注之弊，故以刘祥道为使巡行关内，选拔人才。

薛元超为官“好引寒俊”，注重拔擢有才干的寒门子弟。

因此使其出任河北道安抚大使，高宗还特别下诏，令其举才。

（三）政治斗争被排挤出京

唐代长安作为政治中心，外官出任京官被视为“登仙”。

朝官不特不愿出任外官，甚至对于临时出使有时也会因为远离政治中心“恐权宠夺移”而不愿出使。

故以出使的形式将政敌排挤出权力核心，是打击政敌的手段之一。

这种排挤宰相，使其离开政治中心的现象出现在高宗以后，在武则天时期尤为盛行，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息息相关。

政治斗争所派遣的出使，往往是没有抓到把柄，不能将其诛杀或者贬官，因此采取了出使的手段，使其远离政治中心，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打击政敌的手段。

仪凤时，刘仁轨与李敬玄出使，就与二人的政治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刘）仁轨后为左仆射，与中书令李敬玄不协。时吐蕃入寇，敬玄奏仁轨征之。”刘仁轨至陇右后，李敬玄又利用职务之便，对刘仁轨进行打击报复。

“刘仁轨西讨吐蕃，有所建请，敬玄数持异”。刘仁轨本就是被李敬玄排挤出京，在外又遭李敬玄掣肘，乃上书妄称李敬玄有军事才干，“西边镇守，非敬玄不可”。

李敬玄向高宗表明了自己并无军事才能，刘仁轨使自己出使，乃是出于报复。“敬玄辞以非将帅才，且仁轨逞憾，故强臣以不能。”但李敬玄任职吏部期间，与山东大族联姻，在朝中形成较大的集团，“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引起高宗不满，但高宗并未显露，而是采取出使的形式使其远离政治中心。

岑长倩出任武威道行军大总管也是因为武氏子弟的排挤。

长寿二年（693），凤阁舍人张嘉福等上表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而岑长倩反对拥立武氏子弟为皇太子，并“奏请切责上书者。由是大忤诸武意，乃斥令西征吐蕃，充武威道行军大总管”。

在武氏亲贵的打击下，岑长倩被排挤出朝廷。

此外，宰相因为政治斗争被排挤出京还包括武则天末期，姚崇出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

姚崇为相王心腹，与张易之兄弟不睦，在张易之兄弟的操纵下，姚崇被任命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

中宗时，侍中苏环因为流放郑普思，得罪韦后。

但苏环为人忠恳，在当时有长者的美誉，为官并无过错，不能将其贬官或者诛杀，故被韦后等人排挤，将其派往河北赈灾。

（四）自己申请出使

唐前期，宰相也会主动申请出使。

这主要是因为宰相想要通过领兵出征获取军功以稳固自身地位。

裴寂与韦待价领兵作战就是如此。

武德初，裴寂与刘文静之间的政治斗争，使得裴寂想要获取军功以同刘文静争权。

而韦待价也是因为升迁太速，“累登非据，颇不自安”，于是上书请求出征，凭借军功巩固地位。

张亮出任平壤道行军大总管也是在其劝阻太宗征辽不果后，请求参与出征的。

唐前期宰相出使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个，分别是利用宰相身份以处理一些重大事务；宰相具有相应才干；宰相以往经历的影响。

而政治斗争导致的宰相出使主要是在高宗、武则天时期，并且不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主流，因此不是主要原因。

而长安作为政治中心，极少有官员愿意外出担任“一介之使”，宰相主动申请出使也很少见。

唐前期宰相出使的原因是复杂的，不单单受某一方面的影响，而是往往同时受到以上几个因素的影响。

如裴寂出任晋州道行军总管，即受与刘文静之间政治斗争的影响，也是其主动申请出征的结果。

李勣担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既需要借助其崇高的地位，以统御诸军，也因为其有卓越的军事才干，在辽东作战经验丰富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