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后期六部侍郎平章事职权的变化

一、六部侍郎平章事成为宰相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废尚书令一职，使本为尚书令副贰的左右两仆射成了尚书省的实际长官。两仆射既与中书令侍中共同行使宰相职权，所谓“佐天子执大政”，又坐居尚书都省，与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并称八座，执掌尚书省诸司行政事务。六部侍郎则仅仅作为尚书之贰，位极四品，主要协助本司长官分理政事。

随着宰相群人数的不断扩大，除三省长官以外的其他官员，不需本官逐级迁转，可特承制命，以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各种名目，直接进入“中书门下”参行宰相之职。高宗乾封二年（667年）六月乙卯，赵仁本以司列少常伯（吏部侍郎）同三品擢登宰辅，开启了唐朝六部侍郎直接拜相的先例。

考察《新唐书·宰相表》（以下简称《宰相表》）的记载，对唐前期六部侍郎以同三品或同平章事等名直接拜相的授受情况，进行逐一统计，结果表明：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至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这类授受共23次，计有22人充任，其中本官为兵部侍郎10次，吏部侍郎9次，刑部侍郎2次，户部侍郎1次，工部侍郎1次，而礼部侍郎无授受；再按各朝分布情况看，高祖、太宗两朝无授受，高宗朝4次，武周朝17次，中宗朝1次，睿宗朝1次，玄宗朝无授受。

由此可知，唐前期六部侍郎同三品或同平章事的授受，主要集中于兵、吏两部侍郎，这种命相方式始见于高宗朝，虽经武则天的倡导，成为六部侍郎直接升登宰辅的一个途径，但玄宗继位后并没有因循沿袭，显示出唐前期六部侍郎进加同三品或同平章事的授受，非唐初确定的制度，属于临时性措施。

经过安史之乱，唐后期的中央官制体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八座或作中书、门下侍郎平章事的兼官，或作功臣节帅的勋衔，从而脱离了尚书省的实际职掌。在诸尚书经常虚位的情况下，六部侍郎掌管尚书省诸司行政事务的实权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以本官直接进加平章事拜相的现象，也较唐前期更为多见。

唐前期高宗朝开始出现的六部侍郎进加同三品或同平章事的授受现象，至唐后期已转变为因循的制度、拜相的门运。六部侍郎直接挤身“中书门下”，成了宰相群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唐后期六部侍郎均有进加平章事的授受现象，以兵、户两部侍郎居多，尤其是户部侍郎的进加次数较唐前期明显增加，所谓“元和以还，号为清重之最，宰相登用，多由此而去”。反映出唐后期朝廷对经济事务和户部侍郎平章事的关注和倚重。

唐后期，六部侍郎更多地进加平章事拜相，表明“中书门下”对尚书省诸司行政事务的影响和干预大大加深了。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又敕：“天下诸使及州府，须有改革处置事，一切先申尚书省，委仆射以下商量闻奏，不得辄自奏请。”德宗贞元二年（876年）三月二日也敕：

“尚书郎除休暇，宜每日视事。自至德以来，诸司或以事简，或以餐钱不充，有间日视事者，尚书省皆以间日。先是，宰相张延赏欲事归省司，恐致稽拥，准故事，令每日视事。无何，延赏薨，复间日矣。”

然而，这些旨在恢复尚书省诸司职权的努力，仅仅奏效于一时，毕竞难以在唐后期动荡不定的政治形势下长久维持。尚书省诸司的原有职权实际上已无法重整，它一方面转向“中书门下”，另一方面转归六部侍郎。

从统计资料看，唐后期中书、门下侍郎平章事兼职官的授受约计189次，其中与六部尚书互兼达110次，与两仆射互兼达43次。中书、门下侍郎平章事所兼职官，大部分集中在尚书省六部，无疑从官制体系上弥补了两仆射、六尚书用作勋衔后出现的漏洞，从而对尚书省诸司职权产生了影响。事实上，宰相干预尚书省六部行政事务的现象极为多见。

对户部事务的干预，主要是通过中书、门下侍郎平章事频繁充任经济诸使职的形式，把国家财经大权直接置于“中书门下”的控制之下。对刑、工两部职权的干预，虽因缺少足够史料，尚难断定其程度，但在总趋势的影响下，两者不可能没有更直接的联系。由上述诸事实得知，唐后期，“中书门下”对尚书省六部职权的干预进一步加深了。

同时，六部纷繁的具体事务则主要转归侍郎承担，以维持中央行政机器的正常运行。德宗贞元时，“（薛播）为礼部侍郎。朝廷难贡举之任，以播素有监裁，遂膺其命”，宪宗元和六年（811年）八月，“中书门下”奏曰：“得兵部侍郎许孟容等状，当司准六月二日，减省官员，及厘革三卫等应管京官及外官，共三千三百二十九员。”大和三年（829年），“（高钺）为吏部侍郎，铨综之司，官业振举”。

此类事例尚能举出不少，足见唐后期六部侍郎的作用。由于六部侍郎与行政具体事务联系密切，实掌本司，负有责任，所以当时以侍郎为贵，尤重其人选。长庆四年（824年）十月，

“以韦颐为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以御史中丞郑覃为权知工部侍郎，以刑部侍郎韦弘景为吏部侍郎，以权知礼部侍郎李宗闵为权知兵部侍郎，以工部侍郎于敖为刑部侍郎，以中书舍人杨嗣复权知今年贡举。是日，尚书六曹无不更换，人情异之”。

一日之内，六部侍郎皆换，显然朝廷对这次人事变动十分重视。六部侍郎以任才望、当省务，更多地进加平章事直接拜相，活跃于唐后期的政治舞台，逐渐成为令人羡慕的重要官职。

据上分析，唐后期，在诸尚书虚位情况下，六部侍郎职掌尚书省六部具体事务的实权地位，为其以本官直接进加平章事，提供了较前期更为有利的条件。这种授受的日益频繁和广泛，构成了唐后期宰相结构的新特点。六部侍郎平章事既能进入“中书门下”参议大政，又有在尚书省诸司直接处理政事的合法身份，使“中书门下”与尚书省诸司更紧密地连为一体，便于迅速贯彻“中书门下”旨意，应付日趋严重的政治、军事、经济危机。

二、六部侍郎平章事本官更多地迁转中书、门下侍郎

六部侍郎以同三品或同平章事等名直接升登宰辅后，除罢相﹑病故、被杀外，往往本官还要按一定顺序迁转。考察唐前后期这类迁转的变化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后期六部侍郎平章事职权地位的提高。

据《宰相表》的统计，及佐以《唐仆尚丞郎表》等诸种史书，玄宗天宝以前，在六部侍郎23次进加同三品或同平章事的实例中，只有吏、兵，刑三部侍郎平章事的本官迁中书、门下侍郎，即高宗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戊寅，魏玄同以吏部侍郎平章事本官迁黄门（门下）侍郎；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三月乙卯，姚元之以夏官（兵部）侍郎平章事本官迁凤阁（中书）侍郎；长安四年（704年）十一月丁亥，张柬之以判秋官（刑部）侍郎平章事本官迁凤阁侍郎。

若将唐前后期的统计结果作比较，可以看出，唐前期六部侍郎同三品或同平章事的本官，大多并不直接迁转中书、门下侍郎，而唐后期同样的迁转已涉及六部，共达51次之多，其中以兵、户两部的迁转最为多见，分别是26次和17次。显然，唐后期，六部侍郎平章事已成为中书、门下侍郎平章事尤其是中书侍郎平章事人选的重要来源。

唐后期，尽管六部侍郎平章事与中书、门下侍郎平章事并列为宰相，但相权地位仍不尽相同。通常情况下，六部侍郎平章事主要负有两种责任。其一，协助中书、门下侍郎平章事决策。

时柳浑为兵部侍郎平章事，对军情应该是熟悉的，但在参议最高决策中的作用却有限，所谓“浑，儒生，未达边事”，表明德宗最初对柳浑的建议并不重视。这类事例，不在少数，从中我们可以推知，在参预决策中的相权地位，六部侍郎平章事仍不能与中书、门下侍郎平章事侔比。其二，具体负责某一紧迫事务。

户部侍郎第五琦和工部侍郎程异都以钱谷奋进，本官进加平章事，且仍负责主管财政经济事务。从“自以非人望，久不敢当印秉笔”一语中，足见朝廷直接擢用六部侍郎为相的目的，是想用相职来提高他们在尚书省诸司机构中的职权地位，以便迅速有效地处理经济、军事等最急迫的政务。六部侍郎平章事虽可对某一具体事务独负责任，其相权地位毕竟与坐居“中书门下”和实掌中书、门下两省的中书、门下侍郎平章事不同。只有本官入迁中书、门下侍郎，才真正取得了总掌朝政之大权。

同时，唐后期，“中书门下”与尚书省诸司机构之间的政务联系日趋密切，为六部侍郎平章事本官更多地迁转中书、门下侍郎，尤其是中书侍郎，开了方便之门。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中书令张说曾将宰相商议国家大事之地政事堂奏改为“中书门下”，并设立了直接隶属于“中书门下”的五房办事机构，此五房办事机构的常置，使中书、门下两省长官能够及时掌握政情和干预尚书省诸司行政事务。

唐后期，两省长官中书令和侍中经常空位，其原有职权为中书、门下侍郎平章事所取代。从中书、门下侍郎平章事频繁兼任尚书省六部长官的背后，似乎可以隐约看到，“中书门下”五房办事机构在唐后期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相府与尚书省诸司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中书门下”及五房办事机构均常设于中书省内，使中书侍郎平章事有较多的机会接触政治，经济、军事等具体事务，客观上也就要求中书侍郎平章事充任者更须具备精于政事的素质。

在这方面，谙熟行政庶务的六部侍郎平章事无疑是晋升政府最高级官员的合适人选，他们以本官直接迁转中书、门下侍郎尤其是中书侍郎的形式，荣登宰相之极任，坐居“中书门下”执大政，可谓驾轻就熟。

结语

总之，唐后期，六部侍郎平章事本官的迁转，较唐前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更多地直接迁转中书、门下侍郎，尤为中书侍郎，大大缩短了进入中书、门下两省和执掌“中书门下”大政的周期，成了进至宰相极任的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