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有无屠蜀，数百年来争论不休

据统计，关于张献忠屠蜀的史料，目前发现的共有450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张献忠陷庐州纪》、《蜀难叙略》、《蜀警录》、《蜀破镜》、《荒书》、《蜀龟鉴》、《蜀碧》等等，可谓汗牛充栋，“张献忠屠蜀”之说，已成定论。

鲁迅也由此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深恶痛绝地提到张献忠，骂张献忠乱杀人，把杀人当成一种爱好。

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中，鲁迅悲凉万分地说“第一本拿在手里的是《蜀碧》。这是蜀宾从成都带来送我的，还有一部《蜀龟鉴》，都是讲张献忠祸蜀的书，其实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囯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坏，错字颇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里看见了这样的一条——‘又，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但奇怪的是，近些年来，开始有人为张献忠辩解了。说“张献忠屠蜀”云云，全是满清为诬蔑张献忠的“杰作”。理由无非是如下几项：

一、张献忠入川的本意就是要以四川作为根据地，攻可出汉中定西北，下长江定江南；退则可割据一方，天下有事则坐山观虎斗，天下无事则举蜀而降，也可以封王封侯。所以张献忠没有屠蜀的理由。

二、张献忠死于1646年，但满清直到1659年才攻陷重庆。即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长达十三年的殊死搏斗。如果真有张献忠屠蜀事件，四川已经人烟几近灭绝了，哪来抵抗事？而且，清军杀张献忠，即是解救大屠杀下侥幸活下来人，这些人为何不欢天喜地地开门迎接清兵，反而要与清军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三、张廷玉是三朝元老，官至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彭遵泗则是乾隆二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两人都属于清朝御用文人，所以他们编的《明史》和《蜀碧》关于张献忠屠蜀的可信度值得怀疑。甚至还抓住《明史》《张献忠传》里“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一句，说这些御用文人为诬蔑张献忠，已到了狺狺狂吠的程度。

这么看来，“张献忠屠蜀”是很可疑了。

不过，以上的三条是很容易驳斥的。

以第一条论，鲁迅先生早就在《晨凉漫笔》中解释了。他说：“他（指张献忠）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已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但他还要维持兵，这实在不过是维持杀。他杀得没有平民了，就派许多较为心腹的人到兵们中间去，设法窃听，偶有怨言，即跃出执之，戮其全家（他的兵像是有家眷的，也许就是掳来的妇女）。以杀治兵，用兵来杀，自己是完了，但要这样的达到一同灭亡的末路。”

至于第二条，鲁迅先生的《灯下漫笔》也有间接的解释：“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即“张献忠屠蜀”是实，但没说他把蜀地人民全部杀光杀绝。实际上，张献忠入蜀时间三年，人性泯灭，大开杀戒的是后面那几个月。在这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算你有几十万大军，单凭刀枪棍棒一类冷兵器，是不可能把全蜀地以千万计的人民斩尽杀绝的。何况，四川地盘这么广阔，不说杀人，就算张献忠的士兵要把四川地盘里每个角落逛一遍，单有这几个月时间内也是做不到的。但话说回来，张献忠即使没有屠尽四川人民，但他身上的罪恶是不应该被原谅的。还有，不能认为四川人民恨张献忠就必须欢迎清军，或者说抵抗清军就是爱戴张献忠的表现，这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只能说，四川人民既痛恨张献忠，也不欢迎清军。

重点是第三条。前文已提过，关于张献忠屠蜀的史料，目前发现的共有450种，并非都是满清御用文人的作品，其中有几十部都是南明时期明朝方面当事人的著作。包括反清学者王船山的《永历实录》、彭孙贻的《平寇志》、吴梅村的《绥寇纪略》、谈迁的《国榷》。

此外，还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之子所著《孤儿吁天录》；广安生员欧阳直所著《欧阳遗书》（亦叫《蜀乱》；南充韩国相所著《流离传》；开江冯梦龙所著《劫后录》；大竹双桂堂破山和尚所撰《破山集》；简州傅迪吉所撰《五马先生纪年》；梅亭叶梦珠滨江纂辑《续绥寇纪略》；四川某道人著《张献忠屠蜀记》；当时四川当地士绅所著《雅州受难记》及《汉嘉受害记》等等。

如果还有人认为这些著作即使不是为满清政府服务，也是在痛悼前明灭亡在痛斥和丑化张献忠的话。

那么，还是让我们避开这些作品，用一些过硬的证据来说话吧。

这过硬的证据，是指《纪事略》、《大西通纪》、《滟滪囊》、《圣教入川记》这几种书籍。

《纪事略》的作者佚名，但据文中自述，其曾在大西国供职，记述得之于亲身经历，信实性较高，收集有若干张献忠颁布屠杀四川人民命令。

《大西通纪》的作者同样失名，从内容看，应该是张献忠部下逃死遁世后所写的私史。原叫《劫后传信》只二卷，记载虽然简略，但所记甲申至丙戌三年成都的事都比较可靠。

《滟滪囊》为通江李馥荣（锦山）所撰，内容主要从《山城纪事》、《荒书》、《蜀乱》、《滇蜀纪闻》等书收录。但也有很多其他书所没有的资料，这些资料，多直自叙事，不言出处，但标“轶其名”三字。专家考证，这“轶其名”者，身份可能是张献忠从龙功臣，或者就是撰《大西通纪》的作者，又或者极可能是孙可望或李定国。原因是其他书每记录孙可望及李定国的事迹，都与《滟滪囊》的“轶其名”的事迹相同。

《圣教入川记》的作者是被张献忠封为“天学国师”的西方传教士利思（意大利人）、安文思(葡萄牙人)，此二人都是张献忠制造四川大屠杀的目击证人，因此他们所撰写的《圣教入川记》也应该说最具有权威性。国内长期不知此书，直到1917年上海教会的法国传教士古洛东（Gourdon）才把它翻译成中文。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利、安两名传教士的口述。他们在张献忠称帝那年，经人推荐，被张封为天学国师，直到张献忠被清军射死都在献忠身边。《圣教入川记》这本书所记甲申至丙戌三年成都的事比较可靠。利、安两人是用传教士的眼光看待张献忠的，在他们的记载里，1646年以前的张献忠是彬彬有礼的，1646年以后就成为一个暴乱无状的狂人了，二教士用“然有精神病，残害生灵，不足以为人主”来评价张献忠，并不厌其烦地、多处记录张献忠大规模杀人。其中“深恶川人”、“大杀川人”之类的字眼频频出现、屡见不鲜。

最令人发指的是，《圣教入川记》记，张献忠出川时，深虑人马上路，行程较迟，因各营中妇女众多，有如妨进行。如献忠除有正后四名外尚有妃嫔三百人，文武官员及各营将官有妇女多人，而兵弁犹多，皆由搂抢而来。献忠见妇女多，不能急行。于是，下令集文武各官及各营将校计议，表明意见，饬令次日将妇女引至大营外一律杀之。献忠除留后妃二十人服役诸事外，余二百八十尽皆杀绝。至于各营妇女，齐集一处，号令一下，乱砍乱杀，叫冤哭惨之声，震动天地。妇女尸身堆集如山，血流成河。献忠残暴，令人骇闻。计是日所杀妇女之数，已有四十万之多。献忠杀妇女后，狂喜欲舞，并向百官称贺，谓已脱妇女之扼，身无挂累，前行无阻，定得天下。次日由成都城下拔队起行。但因川道艰难，行程不易，每觉难处，疯威大作，杀向导官无数，竟至无敢引导者。献忠自行引路，向前直去。翻山越岭，歧途众多。每走至无路可行之处，人马困乏，备极辛苦，且恼且恨，逢人便杀，遇房便烧，以雪愤恨，计每日被杀者当有一两百人之数。

《圣教入川记》所记，可以从很多地方得到印证。

比如，张献忠死后，并无一子继承他的事业，就知《圣教入川记》记张献忠杀妻杀子事是真。

而1647年张献忠在西充县境中箭身亡后，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人经过开会商议，明确下令：“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并处死了张献忠的“皇后”和深受张献忠信任的左丞相汪兆龄。这明显是痛改张献忠滥杀无辜的疯狂行动，以此来安定人心。

郑天挺等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收录有《南明兵部尚书李乾德答孙可望书》，书中，李乾德痛陈张献忠屠蜀事，而孙可望、李定国等均无半句辩解之辞，显是默认了李乾德所说。

想想看，连孙可望、李定国等人都无法替张献忠辩解的事实，今人的辩解岂不是可笑？

所以说，张献忠屠蜀是实，已经无可置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