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中致和：从二里头遗址看上古都邑建设中的政治哲学

“执中致和”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源远流长且影响深远。《尚书·大禹谟》有云：“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允执厥中”深刻揭示了“中”作为政治实践最高准则的地位；而“和”的理念则在《周礼》《大学》《中庸》《论语》等典籍中被反复强调，成为社会秩序的理想状态。偃师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原地区夏商时期重要考古遗址，在时空上处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阶段，在物质文化层面保存了丰富的“执中致和”理念的实践证据，无论在空间布局、建筑规制，还是在器物组合等方面，均呈现出“中”的宇宙观与“和”的社会理想，反映了早期中国通过都邑建设实现政治合法化与社会整合的智慧。

一、考古发现中的“天下之中”空间实证

学界普遍认为文字、城市、金属冶炼和金属生产生活工具的制作、礼器与礼制建筑是构成文明的四个基本要素。而在考古发现中，这四个基本要素主要集中在都邑遗址中。二里头都邑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重要遗址发现，是考察夏代早期文明进程的关键历史遗址之一。二里头都邑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北部，伊河、洛河偃师段夹河滩的中北部，是夹河滩的最高点，比最低点的岳滩镇岳滩村高出6米以上。据考古发现，二里头都邑遗址存续于约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30年的近二百年间，遗址东西长而南北宽，呈长方形状，东西约2400米、南北约1900米，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由四合院式宫殿区、作坊区、祭祀区、墓葬区、墙垣等构成，“因其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规模最大的都邑性聚落”。原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许宏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明标志着东亚地区最早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作为夏早期的中央王城，二里头都邑已经具备了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的功能特征。那么为什么先民要选择二里头区域作为都邑所在地（随后的偃师商城、洛阳古城等均在此宏观区域内选址）？这里面又体现出什么样的地理智慧？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关于古代都邑选址，近年来学界进行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研究，如赵春青的《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钱耀鹏的《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许宏的《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燕山出版社，2000年），严文明的《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三秦出版社，1997年）、《聚落考古初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聚落演变与中国早期文明》（文物出版社，2015年）等。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对古代都邑选址合理性的论证主要有四种观点：其一，着重于地理因素考察，即都邑所处宏观和微观地理条件的优越与否；其二，着重于人口因素、食品生产与食物供给、交通便利程度、水利设施等；其三，着重于都邑的防御能力，即防御外部入侵和维护生存安全条件的好坏；其四，着重于都邑选址的人地关系，认为自然条件的优势性在于人的价值判断和技术运用，在于能否与人的多元需求及能力边界相契合。我们认为，考察上古都邑选址不能站在今天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来蠡测，而应结合古地理环境和人口分布状况等进行多维度分析。

二、“致和”：文献与实物的互证逻辑

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从宏观气候、地理条件看，在《板块、区域差异：中华文明历史演进的空间地理因素》一章中我们已经阐明，从历史演进的长时段视角来看，单一的地理结构也可以催生出灿烂的古文明。然而，这种单一性通常会导致这些区域在面临自然环境剧烈变化时缺乏功能上的互补性，在抵御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动时缺乏必要的张力，抗打击能力较弱。气候的变化必须带来农牧业生产的变更和食物供给量、供给结构的变化，而食物供给量、供给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引发人口量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聚集于更适合生存的温湿地区，成为上古时期人口迁徙的不二选择。二里头文明产生于距今约3700年前，考古发现在此前的数百年间并无大量的人口聚集，也未形成相应的聚落。3700年前，二里头区域大量人口的突然出现，如果没有发生重大气候变化，是很难作出合理解释的。葛剑雄认为，“人口是社会、自然和人类本身能动作用的复杂产物，人口数量的重要意义在于，它集中反映了人类利用自然条件、从事物质生产、通过一定的社会结构实行管理和控制的能力”。影响人口数量增减和聚落成散虽然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不同历史时期却有着处于核心位置的因素。二里头时期，由于4.2kaBP事件持续性影响，西北、东北等区域变得更加干冷，而今天的江淮及其以南地区则由于水量骤减而影响了农业生产，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以抵御自然风险就成了必然。

那彼时的人口迁徙为什么会聚集于以二里头为中心的郑洛地区尤其是洛阳盆地呢？这就要从二里头遗址所处地理环境来作出解释。其实，早在二里头文明之前，郑洛及其以西地区就已经是早期中国的发祥地，这里曾是早期中国人口的重要聚落之地，如裴李岗遗址、仰韶遗址、大河村遗址、双槐树遗址、灵宝城烟遗址、灵宝西坡遗址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魏兴涛研究员认为，只有地理空间上相对独立的一个地理单元才应是文化、聚落和社会发展相对完整的一个基本单元。豫西、晋南、陕东这一狭长的空间具有比较复杂的地形地貌，按照不同的地理单元可以分成洛阳盆地、三门峡盆地、运城盆地、卢氏盆地、渑池盆地、垣曲盆地等。而这些盆地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也是可以相互连接的共同地理单元，从考古学上看，早期中国文明遗址主要聚集于这些地方。但据统计，洛阳盆地、三门峡盆地数量要多于其他地理单元。如洛阳盆地，新中国成立以来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聚落200多处，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两岸及伊河、洛河、瀍河、涧河等河流的台地上，这些聚落遗址包括孙旗屯遗址、王湾遗址、矬李遗址等。三门峡盆地有新石器时代遗址182处，各时期聚落315处，如北阳平遗址、仰韶村遗址、窑头遗址等。以上遗址与二里头遗址的物理距离并不远，且都属于同一文化空间区位，这就说明郑洛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肇始就已经是人口聚集的中心区了，这也印证了“都邑选址必然位于古人活动的核心区域之内”说法的合理性。

如果说河南中西部、陕西中东部、山西东南部为传统意义上“中原”和早期地理上的“中国”的话，那么河南中西部环嵩山地区则是早期中华文化圈或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形成的核心地带，从裴李岗文化、龙山文化到仰韶文化时期，这里就先后出现了古城寨、王城岗、瓦店、新砦、告成、石羊关、花石镇、谷水河等聚落，体现了“择中而立”的聚落理念。二里头遗址发现者、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徐旭生在《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中谈到如何确立“夏墟”遗址的考古范围时就讲到，多数史书均据“择中而立”“择中立都”的理念将“夏墟”指向了两个区域，“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地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一带”。经过多年考古发掘最终确定二里头遗址的断代和地位。王立新研究员也曾论述到环嵩山地区在都邑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嵩山南北的龙山晚期聚落群大多仍处于相对独立且相互抗衡的状态，与文献记载中‘万邦林立’社会格局高度契合；至二里头文化阶段，伴随文化面貌走向整合，聚落形态呈现出金字塔式分布架构，显然是统一政治秩序构建以及区域内多元背景人群整合的直接结果”。

从微观地理条件看，二里头遗址处于黄河及其支流洛河、涧河、瀍河、伊河的交汇处，所处地貌有中低山地、丘陵、台塬和平原。这样的地理条件对于二里头都邑的设置有以下益处：第一，在区位上无论宏观和微观上均符合“择中立都”的传统选择理念；第二，由于北靠黄河，东面冲积平原，西、南两面有群山环绕，因而既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和地理纵深，又有充足的防御保障能力；第三，气候条件为温带季风区的温暖半湿润气候，加之河水充沛、灌溉便利，十分适合以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这些自然要素的交织，共同构成了二里头都邑选址的优越条件。其后偃师商城遗址（距离二里头遗址大约6公里左右，属于商代早期都城遗址）的发掘与确证，也足以说明二里头都邑选址的合理性。

聚落与都邑有联系也有区别，当历史的车轮将“方国”时代带向“王国”时代之时，建造都邑就成了王国最为重大的政治活动。二里头都邑布局与更早时期的良渚城邑、鸡叫城城邑、石峁城城邑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小的区别。其“井”字形布局和功能分区，既体现了早期政治王权统治秩序与都城政治文化生活的高度匹配，也体现了夏代先民都邑建设的政治智慧。

从大量的考古实证可以看出，二里头都邑呈现出十分明显的“井”字形布局结构，虽然这里尚未充分展现宫城内部的“中轴线”结构理念，但已经出现了多网格式布局。从1959年第一阶段起，二里头遗址已经历了四个阶段近70年的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和相关专家经过与同时期其他都邑遗址进行对比，发现二里头都邑主体构成有四个基本要素，即都邑路网、大型礼仪建筑、官营手工业作坊和高等级墓葬。礼仪建筑、手工业作坊、分等级墓葬在鸡叫城遗址、凌家滩遗址、良渚遗址等都曾出现过，但规划有笔直平行都邑路网以及与路网相对应的夯土墙却是二里头的特色，“在二里头文化之前的中国史前城址内，很少发现道路和夯土墙，当然也尚无多网格式布局的实例。二里头都邑的多网格式布局、规划，是二里头先民的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创造”由路网分割成“井”字形的都邑，被划分为若干区。象征着王权的宫殿区位于“井”字形路网的中心位置。宫殿区前面（南向）为官营作坊区，负责制造宫城贵族所需要的军事、生活、祭祀等用品；宫殿区后面（北向）为祭祀区。自北向南，祭祀区、宫殿区、作坊区一字排列，居于都邑的中路区域，类似于今天的西安、北京都邑的“中轴线”建筑群。而生活区、墓葬区、作坊区等又以“品”字形拱卫着宫殿区。这种设计既凸显了王权的至高无上，又便于宫城内外的交流交往。同时，整个都邑呈半开放状态，与后期出现的偃师商城都邑相比，缺少小城、府库、仓储、城门等更具防御性质的建筑物。不少专家认为，二里头都邑之所以呈半开放状，主要原因是距离不等的外围城邑已经起到了拱卫都邑的作用，因而无需再行构筑城门等。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二里头都邑出现的与路网相对应的墙垣（且是夯土很厚很硬的墙垣）又是作何用处呢？学者通过考证推测，这些墙垣主要是用于居民间隔和防护的，“新发现表明，除宫殿区、作坊区以外的多个区域外侧也以围墙间隔、防护，在其中多个网格内发现有不同等级的建筑和墓葬，每个网格应属不同的人群”。这样二里头都邑内部就形成了以宫殿区为中心，其他区域为辅助的向心式城邑结构。

三、上古都邑建设中的政治哲学

二里头都邑形制对后世都城营建的影响可以归纳为“执中致和”。

从“中”的层面来看，二里头都邑呈现了“天下之中”的空间实证。如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最新勘探显示，1号与2号宫殿基址构成的南北轴线误差小于0.5度，与《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的记载形成时空呼应。而北斗七星形制的七处夯土基址分布，则体现了《史记·天官书》“斗为帝车，运于中央”的天文政治观。宫殿区面积10.8万平方米左右，占都邑总面积（300万平方米）的3.6%，符合“天子之居，不过百雉”的礼制约束。绿松石龙形器出土位置（2002年Ⅴ区M3）位于宫城正南200米处，与《周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说法，形成了“物质-文本”的互证。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二里头都邑墓葬区发现的陶文“中”字（Ⅲ区T214出土）与殷墟甲骨文的“中”字（《合集》7368）具有形态上的连续性，从而为“执中”理念提供了文字学证据。“执中立都”的建筑理念，在后来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遗址中更是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例如，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的重要都城，其城市规划鲜明体现了“居中而治”的政治理念。考古勘察显示，该城呈方形，城墙周长约7公里，城内面积达3平方公里。城市布局以宫殿区为中心，位于城内东北部的高地上，形成了明确的中轴线结构。这种向心性的空间组织不仅具有军事防御和行政管理上的实用性，更是一种政治宇宙观的物质表现。在建筑规制方面，郑州商城宫殿基址呈现出严格的等级序列和对称布局。已发现的数十处夯土基址中，最大者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采用了“四阿重屋”的高级形制。这种建筑规制通过空间体量和形式的差异，将“中”的理念具象化为可视的权力层级，体现了“王者居中”的政治哲学。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遗址居于同一地理空间内，因而在逻辑上存在建筑理念的承续关系。

从“和”的层面来看，二里头都邑呈现了“和而不同”的器物实证。遗址呈现出多元文化因素融合的特征，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物质文化方面，既吸收了中原地区的传统，又融合了周边地区的文化因素，形成了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格局。从聚落布局看，二里头遗址显示出功能分区的和谐统一。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祭祀区和居民区有机分布，形成了完整的社会生态系统。特别是宫殿区内发现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如1号、2号宫殿基址），其规整的庭院式布局和明确的轴线关系，不仅体现了权力中心的威严，更营造了一种秩序井然的社会氛围。考古发现表明，二里头文化的玉器制作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玉圭、玉璋、绿松石龙形器等礼器的形制规范化和使用制度化，反映了通过礼制建设实现社会和谐的政治智慧。这种以礼器为媒介的文化整合，正是“致和”理念在物质文化层面的生动体现。《尚书·禹贡》中“九州攸同”的政治理想，在二里头文化的广泛影响力中得到印证。考古资料显示，二里头风格的礼器在黄河中下游多个地区均有发现，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文化认同和政治整合。这种文献与实物的互证，揭示了“执中致和”在早期中国政治哲学中从理念到实践的转化过程。

通过对二里头遗址考察分析，结合先秦文献记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执中致和”理念在早期都邑建设中的具体实践。“中”的宇宙观通过都城的向心性布局和尚不成熟的中轴线设计得以彰显，而“和”的社会理想则通过文化整合与礼制建设得到实现。这种将抽象政治哲学具象化为物质文化的智慧，不仅体现了早期中国先民们的建筑艺术，也为理解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

（作者：马寒，郑州轻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项目“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靶向教学模式研究”（24VSZ16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