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图拉真的“时代精神”是指什么

引言

纵观罗马帝国初期发展的大势，我们可以说这是西方古典文化在分布上最为广延，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上最为统一、稳定的时期，这既与帝国统治的巩固有关，但更重要的则有赖于它已集奴隶社会发展之大成，达到了古代世界生产力的最高水平。

从地域上看，这时罗马已囊括古代地中海文明区域的全部，不仅希腊与之合一，埃及和西亚也归其掌握；从时间上看，继埃及、巴比伦的青铜文明之后，波斯、希腊的铁器时代也经历了长期发展，到罗马帝国终其成之时，地中海文明已有持续三千多年的历史。因此罗马不仅是接受了希腊的丰富遗产，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接受了埃及、西亚等等古代东方文明的遗产。

▲罗马时期图拉真广场遗址

若从丝绸之路的开通、远东的中国和极西的罗马有所接触、欧亚大陆间联系的加强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开展看，那么罗马这种古代世界最高水平的生产力的促成，也有受赐于洲际间的中西交流之处。由此可见，分布的广延不仅具有罗马文化和古典文化遍及于各地的意义，也有各地各族的优秀成果综合汇总于罗马的意义。

在这个广延的基础上，帝国所促成的各种体制的统一，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便意味着古典传统又有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我们将会看到，无论是政治领导、公民权利、法制观念以至文化风格的统一，无不体现着古典的原则与特色。

罗马帝国政治文化的统一理论

政治领导的统一，在帝制条件下，当然是指皇帝的专制权力。罗马的历史发展要求帝制取代共和，皇帝以一人君临天下，反而可以缓解共和制造成的一些矛盾，帝国初期的繁荣便是明证。可是，帝制由共和蜕变而来，也决定了罗马皇帝的统治具有和东方君主专制不同的特点。罗马公民虽接受皇帝统治，却也不能忘怀于共和传统，因此奥古斯都不得不搞一个披着共和外衣的元首制以求君民双方相安无事。

▲奥古斯都雕像

从外衣的角度看，这是皇帝的统治手腕；但从不得不如此的角度看，那就表明了罗马不同于东方的历史特点。整个帝国初期的三个王朝，尽管有越来越加强君主专制权力的倾向，元首制这个基本体制却保持不变，只是表现形式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在奥古斯都时期，主要是保留一些原有的共和制度，到安敦尼王朝的五个“好皇帝”之时，制度已无关紧要，但元首的名分与统治的理论仍奠基于共和时期形成的各种观念，这样一来，共和外衣就以古典思想为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了。

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斯奇比奥集团以来罗马统治上层一直服膺的斯多噶哲学，从斯奇比奥经西塞罗、凯撒、奥古斯都一直到图拉真以后诸帝，都或多或少按斯多噶派的哲理阐述其统御万民的理想。即使是最为暴虐无道的尼禄，还以罗马的斯多噶派权威塞内加为其老师（至于他的所作所为和这些哲理的背离，也不外是所有暴君口是心非的本色）。

▲暴君尼禄油画形象

这种理论从人性的统一、文明的统一发挥到帝国的统一、领导的统一，莫不以古典文化崇奉的人性原则为归依。连终身忙于军政要务的图拉真都自奉为斯多噶派的哲人，那么舞文弄墨的哈德良、守成持重的安敦尼必步其后尘且有过之无不及，当是可以想见的，至于马可·奥理略，那就不言自明了，因为他本人就是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斯多噶派哲学家。

图拉真与“时代精神”

图拉真曾把这种基于人性而求天下大一统的思想总称之为“时代精神”，并把它作为指导帝国政务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写给他的部下、小亚细亚一个行省的总督普林尼的信中，他是这样提到“时代精神”的：

“我的亲爱的普林尼，你所采用的审讯那些在你那儿被控为基督徒的案件的方法是非常恰当的。要订出任何一种可以作为固定标准而适用于所有这类性质的案件的通例，是不可能的事。这些人不必加以调查；当他们被告发并被找到罪证时，他们就必须受到惩处；不过，也要有个限制，就是在当事人否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并以敬拜我们的众神来证明他不是的时候，纵令他过去已经被人怀疑，然而由于悔改，他必受到宽恕。没有签署原告名字的密告就不应该被看作告发任何人的证明，因为他将开创一种很危险的先例，同时对于时代精神也是极不合适的。”

▲图拉真铜像

这位普林尼又叫小普林尼，因为他的早期基督教木雕，反映圣母玛利亚得知自己怀上耶稣的“受养父老普林尼是著名的罗马科学家。小普林尼也是很有修养的学者，与图拉真友谊甚笃，对信中所言的时代精神自然是心领神会的。原来小普林尼曾写信向图拉真报告他在小亚细亚的俾西尼亚地区审讯基督徒之事，他在信中强调“将我全部的疑点向您请示，这是我坚定不移地遵循的一条规则，还有谁比您更能指引我解决疑团或教给我那些我所不明白的事理呢？”

▲罗马斗兽场遗址

所以图拉真回信也耐心分析，慰勉有加。除了反映他们君臣之间关系密切、请示汇报巨细无遗的特点而外，这封信也表明图拉真深谙宽严相济、循理遵规的统治艺术。由于基督教的信仰反对帝国万民一统的皇帝崇拜，自在镇压之列，因此图拉真明确指示小普林尼只要抓获罪证确凿的基督徒即可惩办，但有悔改表现则可宽恕，同时要防止诬告株连，否则便有违于“时代精神”。可见帝国的理想统治，便是理性的统治、法制的统治，虽然皇帝独断专行可以高于一切，但其正确依据仍不外理性与法制。哲学家的马可·奥理略更用哲学语言把这些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试看他如何剖析人性一体、整体与局部的哲理：

“不管宇宙是原子的集合，还是自然界是一个体系，我们首先要肯定，我是自然界所统治的整体的一部分；其次，我是在一种方式下和我自己同种的其他部分密切关联着。因为要记住，由于我是一个部分，对于一切出于整体而分配给我的事物，我都将满意，因为如果凡是为了整体的利益而存在的，对于部分就不会有害。因为整体不会包含着对于它没有利益的东西；一切本性固然都有这个共同的原则，但是宇宙的本性却另有这个原则，它甚至不能由任何外面的原因迫使它产生任何对它自己有害的东西。因此，由于记住我是这种整体的一部分，我就会对一切发生的事情满意。而由于我同与我自己同种的那些部分在一种方式中密切地关联着，我就不会做不合乎人群的事情，而宁愿使自己趋向与我自己同类的东西，会把我的全副精力放到共同利益上面，而使它离开与共同利益相反的事情。那么，如果这样办，生活就一定过得愉快；你可以看到，一个公民，经常所作的事情都是对其他的公民有利的，并且满足于邦国指派给他的一切，这样他的生活就是愉快的。”

▲以弗所古城图拉真喷泉遗址

他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对应于公民与城邦、个人与帝国的关系。这一思想可以说是斯多噶哲学在帝国时代的新发展。皇帝代表整体统治世界，同时也就是按人性和理性统治，因为在罗马人的思维中，人性、本性、自然、整体是可以互相通融、等同的名词，因此马可这位哲学家皇帝分析他自己的本性说：

“符合于一个人自己的气质与本性的，就是对每一个人有用的。但是我的本性是有理性的和合群的；按我的姓氏属安敦尼家族说，我的城市与国家是罗马；但就我是一个人来说，我的国家就是这个世界。因此，对于这个世界的邦国城市有用的，对我才是有用的。”

因此，皇帝——“元首”，在哲学家眼中，或者在皇帝本人的哲学思考中，不过是众民之首、元元之首，他用来劝勉公民的哲理，也同样用来督促自己：“要使你自己适应于你的命运注定要同它们在一起的那些事物，以及命定要你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些人，要爱他们，要真正地、忠实地这样作。”

参考资料：

《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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