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准科学防控跨域环境污染问题？

本文转自：中国环境报

◆唐中林 文传浩

水环境污染、大气环境污染等问题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作为典型的跨域公共事务和公共议题，环境污染及其风险防控、监管的跨域特征已在管理权限、地理范围等方面打破了传统的行政区划概念。因此，为了实现新时代环境污染的精准防控及治理，加强区际协作、实行跨域治理，实现区域协调一体发展，已成为环境污染治理领域的新命题。

随着2018年河长制、湖长制的实施，以及山长制、林长制、田长制等系列制度相继在各地开展，我国应对跨地域、跨流域环境污染及其风险的防范组织体系已日渐完善。但在当下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制约，跨域环境污染问题防控及治理依旧面临不少挑战。

一是赋能不足，行政惯性须转变。多地在跨域环境污染问题的防控及监管中，依旧秉持唯一权力中心的行政思维惯性，存在权责不明、职责不清、权能碎化等问题，亟待强化在跨域环境污染防控及监管中的规范与协调等治理能力建设。

二是本位主义，隐匿污染难监管。尽管环境污染问题的跨域治理已成各方共识，但部分治理主体囿于局部利益而对区域整体环境污染治理采取“搭便车”的不作为态度，导致环境污染问题跨域防控及监管流于形式，其在省际交界处问题更为突出且更为隐匿，难以监管。

三是抓大放小，污染防治不全面。当前，对于大江大河、名山峻岭的跨域治理已有较成熟的治理体系及举措，但对于农村水系、小微水体、小微山体等关注不足，监管上尚存在部分真空地带。以小微水体为例，作为大江大河的毛细血管，其水体环境质量不仅直接关乎民生福祉，更与大江大河的水体安全息息相关。同时，受限于基层治理、监管水平，小微水体、山体等往往也容易成为跨域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盲区。

四是举措不精，污染治理偏泛化。对跨域环境污染问题的空间认知不清、污染类型及作用半径现状不明的现状约束下，会导致跨域环境污染治理中规划缺位、协调机制缺位、生态综合补偿制度缺位等问题，带来“就保护而保护”等举措泛化、不精准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建议：

一是着眼现实问题，进一步强化机制设计及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环境污染问题防控及监管的跨域协作、沟通、治理机制。深化河湖长制等制度设计及制度创新，深化省际、区际协作，从全域视角完善跨域协调与合作机制，对于跨域环境污染源，列清单、划红线、强执法，做到精准防控无序输出，严把输入，源头治理，防范无序转移。完善跨域生态环境污染防控及监管的法律法规，使得跨域环境污染治理权责明确、有法可依。在跨域的流域尺度、重要生态系统尺度上健全和完善综合生态补偿体系，深度挖掘市场化、多元化的综合生态补偿机制。强化利益共享机制，加大对流域中上游等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鼓励发展飞地经济、园区经济、循环经济等利益共享、集约性强、循环程度高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二是立足系统整体，进一步强化小微受体污染风险监管。小微污染受体作为重要流域及重要生态系统组成中的末梢及毛细血管，是流域及其他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正常发挥的稳定器，但往往在跨域环境污染防控及监管中容易被忽视。因此，建议立足跨域环境污染防控及监管大局，强化对小微受体的污染风险环境管理，如农村水系、小微水系、小微山体等，在省、市、县、乡的河湖长制等体系下，补足末梢管理空白，推进村级河湖长制等设立，最大限度发挥群众跨域环境污染防控及监管中的能动性。

三是紧盯技术前沿，进一步加大环境污染研判力度。构建跨域环境污染识别标准及评价技术体系，组织相关职能部门、科研机构开展重点流域、重点生态系统的环境污染精准识别及科学评价，以明确环境污染源的类型、空间分布等基础信息，以及明晰各环境污染类型、作用半径、作用强度等污染信息，实现“点、线、面”多维空间尺度上的跨域环境污染精准识别与评价。加大对跨域重点流域、重点生态系统环境污染的物防、技防投入，可基于区块链技术架构，广泛采用5G、物联网等在内的新型技术手段强化对跨域环境污染源的主动、实时监控；基于数据可视化技术等，搭建覆盖全流域、全系统的跨域环境污染实时、动态地图（集成平台），提高跨域环境污染识别及应对能力。

四是完善策略组合，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能力提升。强化跨域环境污染精准防控及监管的超前思维，坚持规划先行，产业发展规划与空间规划并重。精准划定重点流域、重要生态系统的产业布局红线，并融入“三线一单”模式，严防高污染产能向重点流域上游、支流地区及省际交界处转移，切实降低隐匿环境污染，严控环境污染源头，最大限度避免风险滋生。强化监管，未雨绸缪，构建多风险情景下的应急管理策略组合，完善环境污染问题应急联动机制，即完善跨域的环境污染监管机构设立及工作机制的建立，构建多风险情景下的应急策略组合体系，并形成完善的跨域环境预警和应急机制，常态化联合开展跨区域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

作者单位：唐中林，重庆工商大学；文传浩，云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