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崇达携《命运》现身南国书香节，从贴近根系的写作中读懂中国

2023年8月，作家蔡崇达受邀参加广州南国书香节主会场，带来“从贴近根系的写作里读懂中国”《命运》分享暨签售会，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申霞艳担任对谈嘉宾。

广州南国书香节现场

需要有中国作家试图去描绘“命运”的样子

蔡崇达为广大读者所熟知，是因为他创作的长篇散文集《皮囊》，记载了他与故土福建泉州以及家人、好友的故事。这本有着小说阅读质感的非虚构作品，8年来畅销超400万册，引起行业内外的广泛关注。

出版《皮囊》8年后，他的第二部作品、小说《命运》问世。《命运》以九十九岁的阿太一生的故事为主线，书写阿太家族的六、七代人，串联起闽南沿海小镇几代人的人生故事、命运选择与时代浮沉。

《命运》，蔡崇达 著，果麦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广州出版社出品，2022年9月版

关于为何要写一本名为《命运》这一宏大命题的书，蔡崇达坦承，创作《命运》时也特别紧张，“很多老师、朋友一听说我要写一本《命运》的书，都为我捏一把汗。”

在他看来，这本书肯定不好写，而且不容易写好。但是，对他来说，他一直认为写作就是在人难以自我理解和自我表达的部分，就是作家工作的开始。尤其在这个无常、巨变的时代，人们需要看到《命运》的样子。

“我觉得需要有中国的作家去写一本书，试图去描绘命运的样子，因为很多东西你一旦看见了，你就不恐惧了。”他觉得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写这么一本书，“你一旦看见了，你就不害怕了。你一旦看见了，甚至你认识它了，你还能够跟它交朋友，还能够跟它拥抱。”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他把“命运”这两个字高高地立在那边，然后他动用全部的心力，动用他所有的感受和思考，动用文字的千军万马，试图去逼近它。“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到达这个命题，但是我觉得即使往前倒也算是进一步。”

蔡崇达透露，《命运》上市不到一年，实体书销售已近50万册。豆瓣近2万人评，打分9分。当看到不少读者评论，“读完这本书觉得这本书确实只能叫《命运》”，他觉得这是他所有努力最好的夸奖。

此外，《命运》还收到不少赞誉，其中，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评价《命运》，称它是“关于中国的普通的、最基本的，或者说涉及中国人生命根性的一本书。”

中国大地上的女性应该被看到和书写

《命运》的主人公阿太是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形象，阿太也让申霞艳想起了自己的老祖母。在中国的大地上，有一群默默无闻的的女性，她们也许只是普通的乡村妇女，却具有顽强的生命韧性、细腻的内心力量、饱满的人生智慧。

“我们在漫长的文学史上，像阿太这样的人物是不多的。”申霞艳表示，我们所知道的都是男性书写的历史，她还特别提到《活着》，它是男性做主角。“而以一位女性的一生来做主角，而且贯穿了崇达的从《皮囊》到《命运》的写作历程，我觉得这首先其实是一个作家的一个基本的立场。”

申霞艳认为，蔡崇达在书写阿太命运的时候，他是跟中国的大地，跟这样的一个母系，跟这种不容易看见的那一面去接触。

我们很容易看到英雄，很容易看到男性在外面建功立业，但是我们不容易看到女的在家里哺乳，烧饭，安慰自己的孩子，拥抱哭泣的孩子。相比之下，我们不大容易看到这些发生在屋子里、不在阳光下的这一切。

其实，这种母亲给儿子的拥抱，外婆给外孙的祝福、叮咛，这种日常的、在我们生活里面点点滴滴的力量，申霞艳认为，她们是构成我们有力量去迎接命运，去迎接坎坷，去迎接外面风雨重要的安慰。“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魅力，我们漫长中国文化的根基就是在建立这个‘家’的基础上。”

所以，像阿太这样的女性，虽然她自己不能够生育，但是她对于生育，对于生命的力量，对于这种生命的热爱，是贯穿在整个字里行间的。她自己没有生育，但是她养育这么大一群后人，这在中国文学史的人物谱系里面是不多见的。申霞艳直言：“我觉得这种阿太所蕴含的这种生命力，其实是有待于继续去书写的，因为在传统的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蔡崇达：我想代替我的家乡开口说话

蔡崇达的作品一直都在关注家乡，家乡在他写作中占据重要的分量。他经常说一句话，“其实，作家都是土地的农作物，写作之前作家一定得回到他的来处，就是他的家乡。”

只不过，他觉得泉州对他来说可能不只是家乡。他后来才理解，家乡不只是他回到他的来处，其实，他的家乡也是通往我们这块土地所有人精神家乡的通道。

泉州有两条江，分别是晋江和洛江。蔡崇达说，人们在晋朝的时候从洛阳地区迁徙过去，后来唐宋元明各有几次迁徙，“意外的，中原传统很多的精神秩序就保存在我们那个地方。”

蔡崇达说，《皮囊》是在成长过程当中陪所有的人，去我们的土地里寻找我们亿亿万万先人留下来的生命秩序。

《皮囊》，蔡崇达 著，果麦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出品，2014年12月版

“其实，创作《皮囊》这本书时，是我在成长历程当中面临故乡和远方、理想和现实、面对人的生老病死这些无法逾越的人生命题的时候，我自觉是要回家，回到生养我的那片土地里，去寻找那些亿亿万万的先人们生下来活下去的那些话语、那些秩序。我去把它打捞出来，试图疗愈自己，试图支撑自己，当我试图疗愈和支撑自己的时候，事实上也陪很多人去面对成长过程中的故乡和远方、理想和现实。”

《皮囊》持续畅销，现在已经成为长销书，保持着每年几十万册的销售。这一方面让蔡崇达很紧张，“我何德何能，会有这么多读者喜欢我的作品”。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很“自由”，因为他可以不为了出书而出书，他一定要为了写作的本质，或者说一个作家为什么存活于世界的原因而写作。

然后，他找到写作答案，“其实在人”。他认为，作家就是在那些人自我表达和自我理解的表达部分，就是他工作的地方。作家要代替读者找到他们自我难以理解、难以表达，但是现在又必须面对一些命题的表达方式，“当你表达出来之后你就会代替很多人表达，或者你能在那些命题里去陪伴所有人。”

在《命运》的后记里，蔡崇达写道，“我想成为这片土地的器官，代这片土地开口说话。”他认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都是精神世界无比丰富的民族，不仅土地广袤，我们也经历过诸多的灾难。我们这块土地上生活过亿亿万万的先人们，他们跟我们一样，面对过故乡和远方，面对过理想和现实，面对过人的生老病死，面对过巨大的历史转折，面对过贫瘠的现状，面对过毫无希望的未知。

但是，他们都生下来活下去，而且他们把他们生下来活下去的话语就藏在土地里，有时候藏在民俗里，有时候藏在爷爷奶奶的记忆里面，有时候是藏在一种本能的性格里面，有的时候是活出来，有些道理他活给我们看，有些道理他记录成文章。这也是为什么蔡崇达想代这片土地开口说话，讲出这些故事。【责任编辑：胡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