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孙权之“仁”

《三国志》作者陈寿在《吴主传》卷末评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盛。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至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陈寿把孙吴灭亡,归结于孙权末年的“性多嫌忌,果于杀戮”以及“谗说殄行,胤嗣废毙”,显得略为过分,因为毕竟孙权死后,吴国又继续立国近三十年,其亡在于孙皓之暴。但他说孙权能“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却颇抓住了孙权打天下的特点。也就是孙权在汉末之时,较之曹操,无“挟天子以令诸侯”、兵强地广之利,较之刘备,亦无“宗室之胄”、“仁声洽著”之名,故只能“屈身忍辱,任才尚计”,而且这个屈身忍辱,不仅表现在他对曹氏的卑恭屈膝,也表现在礼贤下士上。

在三国奠基者打天下时,孙权对部下的谦逊、关爱和忍让,可以说是最突出的。陆机《辨亡论》曰,孙权继孙策为主之后,“推诚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权之我逼。执鞭鞠躬,以重陆公之威。……登坛慷慨归鲁肃之功,削投恶言信子瑜之节。是以忠臣竞尽其谋,志士咸得肆力,洪规远略,固不厌夫区区者也”。孙盛也说:“观孙权之养士也,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陈武之妾,请吕蒙之命,育凌统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虽令德无闻,仁泽罔著,而能屈强荆吴,僭拟年岁者,抑有由也。”

由此可见,孙权创业,就是靠的一个“忍”字。为了创业,在关羽势大时,他可以忍住关羽“怒骂其使,不许婚”的耻辱,也可以忍住关羽嫌他助攻于禁“淹迟”,骂他“狗子敢耳,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的恶言,而“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为了创业,他还可以忍住欲望,向曹操称臣,在曹丕称帝后又向丕“使命称藩”。同样为了创业,他还能忍受张昭的叨叨唠唠,在张昭因给他上谏不听,大作脸色,在群臣面前大扫他的面子时,他仍然能“数慰谢昭”,“深自克责”,大作自我批评。一句话,无论对暂时的盟友,还是内心的敌人,还是心中颇不满意的臣下,他都能做到一个忍字当头,以待时机。勾践,是历史上以忍辱负重而终成大业的典型。他能终成大业,不仅仅在于他能卧薪尝胆,忍耐住吴王夫差对他的侮辱,还在于他通过对臣下百姓的关爱,“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使人心收为己用,人人愿为之致死力。

陈寿以勾践比孙权,自有其根据,试看陆机和孙盛的话中所举的几个例子:“泣周泰之夷”,指孙权曾在众将的宴会上“命泰解衣,权手自指其创痕,问以所起”,又“把其臂,因流涕交连,字之曰:‘幼平,卿为孤兄弟战如熊虎,不惜躯命,被创数十,肤如刻画,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重乎!卿吴之功臣,孤当与卿同荣辱,等休戚,幼平意快为之,勿以寒门自退也。’即敕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坐罢,住驾,使泰以兵马导从出,鸣鼓角作鼓吹”。“请吕蒙之命”,指孙权在吕蒙病重时“屏气局以伺”,“时有针加,权为之惨凄,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嗜,夜不能寐。病中瘳,为下赦令,群臣毕贺。后更增笃,权自临视,命道士于星辰下为之请命”。“执鞭鞠躬,以重陆公之威”,指孙权黄武七年,以陆逊为三军统帅,临出师前,孙权亲自为其执鞭,百官屈膝,以重陆逊之威。“削投恶言信子瑜之节”,指吴蜀之战,有人告诸葛瑾与刘备有私下往来,有叛国之嫌,孙权称:“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置之不问。

总而言之,在创业的过程中,在当时“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的情况下,孙权实际上是把“仁”作为感情投资的手段,为了笼络部下,他是既宠之以爵,又动之以情,既授之以权,又加之以信,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其臣下说他“仁惠”、“仁智”、“亲仁”,究其原因,就在于此。但是,孙权对其仇敌,也绝对是毫不手软。其兄长孙策的部将李术在策死后,“不肯事(孙)权,而多纳其亡叛”,并宣称“有德见归,无德见叛”。孙权大怒,“举兵攻术于皖城。术闭门自守,求救于曹公。曹公不救。粮食乏尽,妇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枭术首”。以礼聘到身边的沈友,孙权“亦以终不为己用”,借庸臣谗言,将其以“谋反”罪杀害。而且由于他的“仁惠”、“亲仁”,是服从他鼎足江东,进而逐鹿中原这个根本目标的,所以一当他脚根站稳以后,特别是在称王称帝以后,他的仁爱谦虚就大为逊色。

嘉禾二年(233年),他为了联合辽东的公孙渊,册封公孙渊为“燕王”,不顾举朝大臣的进谏反对,派军队万人护送使节带上“金宝珍货,九锡备物”往辽东,结果被反复无常的公孙渊杀了孙吴使节,“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使得鸡飞蛋打,人财两空,裴松之对此愤怒批评孙权道:“权愎谏违众……宜达锡命,乃用万人,是何不爱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塞,实为无道。”其实,裴松之也不必如此苛责孙权,作为封建统治者,在大功告成以后,又有几个能保持当年打天下的作风!到孙权称帝以后,君臣之间的亲密无间早已成为历史。虞翻以狂直见贬徙,张昭以耿介被闲置;及至晚年,任用校事吕壹,用法深刻,导致满朝文武“莫敢言”,在吕壹事败以后,孙权派使者去征求“时事所当损益”,结果在孙权大作检讨的情况下,武将们仍是互相推诿,“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陈”,而文官则是战战兢兢,在措辞上穷尽脑汁,“至乃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这同当年君臣间的推心置腹,相去何止万里!

仁义、仁爱,对孙权来说,同样也只是笼络人心,收罗人才的手段。不过,曹、刘、孙三人虽然只是借仁而打天下,但他们比起董卓、袁术、袁绍、吕布、公孙渊等军阀,毕竟又多了几分爱心,老百姓也多多少少得到了他们的“仁惠”,在他们有心无心的做法中和无数仁人志士努力下,仁的观念在社会上仍然被人们首肯和称道,这便是他们“以力假仁而霸”的积极意义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