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礼仪之邦到战国纷争的演变

前言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春秋战国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前者讲究礼乐，后者崇尚兵权;前者奉周为共主，后者称王称霸。那么，这两段历史是否如表面看起来的那么不同呢？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更多更深层的关联？

东周立国，春秋之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在此之前的200多年里，西周的统治日渐衰落。内乱频仍，诸侯贵族之间的斗争也日益激烈。最终，周幽王被杀，都城被迫东迁至雒(今河南省洛阳市)。这一年，分着东周的立国，也标志着春秋战国时代的开始。

孔子后人编撰的《春秋》，将此后150多年的历史称为“春秋”。而刘向注释的《战国策》，则将从约前403开始的历史定名为“战国”。春秋与战国，两段历史既紧密相连，又迥然不同。

东周立国那一年，天下已是乱象丛生。周天子权力大不如前，其在中原地区的实际控制力也十分有限。但名义上，周王室作为文明的象征，其“天子”的地位还被当时的诸侯们所敬仰。一些大国君主甚至前来朝见周天子，以示自己的归顺。

楚成王就是一例。当时的楚国已然是东方一个强大的诸侯国，不需再依附周朝。但楚成王还是亲自驾车千里，来到雒都见周景王。他表示要辅佐周室，重振华夏。这折射出当时诸侯对周王室天子地位的内在肯定。

春秋时期：讲究礼乐，奉周为共主

进入东周时期后，周天子的权威名义上仍得到了诸侯的奉行。在春秋15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周王室衰微，但其“天子”的身份和象征意义，依然被当时的诸侯所尊崇。诸侯国之间常有摩擦和战争，但大多是为了争夺些许利益或脸面。他们之间讲究礼法，战争规模也相对有限。

其时，孔子诞生于鲁国。他博览群书，又见证了这一时期的种种变迁。据说，《春秋》就是他本人编撰，用以记载这段历史的种种事件。该书强调“义”，提倡“仁政”和“礼乐”，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这也折射出春秋时期，诸侯国治国理政还是比较重视礼义的。

孔子本人也游走各国，想拜相辅佐君主推行仁政。但屡屡碰壁。一方面，当时战乱频仍，君主们更看重军事人才;另一方面，孔子提倡的“渐进改革”方式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见效，让许多君主们失去耐心。这也反映出，尽管礼仪之邦是孔子等儒家学者的理想追求，但当时现实政治的需求仍然是军事实力至上的。

在春秋早期和中期，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鲁隐公、楚庄王等国君先后称霸。他们都表示尊崇和效忠周天子，奉周王为名义上的共主。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依然是不打垮敌国的前提下进行。这场春秋中的“过家家”，尚存一丝“君子之争”的姿态。

晋国三家分晋，春秋向战国过渡

公元前403年，晋国的大夫韩、赵、魏三家，将晋国划分为三个独立的诸侯国。这标志着春秋时期的结束，以及战国时代的开始。原本只有周王能分封天下诸侯，三家行了此举，等于完全否定周王的权威。周天子也只得默认现实，接受了三晋的地位。

三家分晋一事，打破了既有的格局。也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解放了人们更大的欲望。此后诸侯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有国家都在争做霸主，称王称帝。他们要么吞并其他小国，要么最终被别国给吞并。春秋那些君子礼乐之风，渐渐被战国时期的兵权与豪强所取代。

在分晋之际，韩赵魏三家曾面见周定王，表示分晋不是为了取代周天子，而是为了更好地辅佐周室。然而这只是弥天大谎。分晋使三家稳固了自身的权力，但也加速了周王朝的衰落。最终周天子沦为全无实权的傀儡。诸侯们也不再效忠周室，而是自立为王为帝，争雄天下。

战国时期：兵权至上，称王称帝

战国时期始于公元前403年。相比春秋时期，战国诸侯国之间的相互攻伐更加频繁和残酷。不但用兵人数激增，采用的战术和战略也日益精良，极尽残忍。各国蚕食吞并小邻国，企图一统天下的野心也愈发明显。这就如同春秋时礼乐仪式后的宴席为果盘，而战国则上演了一场腥风血雨般的厮杀与宰割。

其时，道家的老子创立了“道家”学说，提倡无为而治，追求长生;墨子创建“墨家”，提倡兼爱非攻;庄子阐述“庄学”，讲究逍遥物外；李斯等助秦王改革，强化法家思想，提出“修法而后赏罚”。

各大学派的思想家频频出笼，也为各国国君谋划内政与外交提供了意见。他们的政治主张和人生哲学，也深深影响了当时的政局与时代精神风貌。这折射出战国时期重视实学实用、实实在在积累国力的实际性特征。

战国后期，七雄并起，吞并和兼并的战争也愈演愈烈。燕昭王甚至一度迁都于辽西(今河北省);秦昭襄王也曾三次迁都于关中一带。诸侯们之间你死我活的厮杀，导致几代人均生活在兵荒马乱之中，多有不得远离家乡的遗憾。

秦国最终在这场混战中胜出。公元前256年，秦用计袭取了楚国都城郢(今湖北省江陵市)。此役过后，六国(秦、楚、赵、魏、韩、燕)鼎立的格局开始瓦解。前230年，秦灭韩;前228年，秦灭赵;前222年，秦灭魏、燕。

经过短暂的吞并与整合，前221年，秦王政终于完成了战国七雄对决近200年的历史，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秦朝。也正是在秦王称帝那一刻，这段悠久的历史才划上了句号。

春秋与战国，本质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春秋与战国这两段历史，同处在一个大的政治框架与脉络里头，两者之间又有着自然的承接与联系。那么它们之间存在的本质区别是否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大呢？笔者认为，这其中关键的一点在于：两段历史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导致了价值取向、思想倾向出现分歧。

春秋时，诸侯尚存对周天子某种模糊服从与效忠，这为儒家文化传播提供了沃土。孔子等儒家学者倡导仁政和礼乐，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不谋而合。而战国时，诸侯国自立自强，军事后果远超文化结果，法家与兵家思想遂大行其道。诸子百家争鸣正是这个政治格局的产物。

孔子与其弟子也深受战乱之苦。一个小小的鲁国，也难逃强秦、楚的蚕食。鲁国被迫东迁六十多次，儒家经典与藏书几遭劫难。这也让原本温润儒雅的孔子，在晚年变得有些怨天尤人，对人性失去信任。而其弟子或流离失所，或矢志报国。儒门之后，人才凋敝。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家文化在战国年代的颓废。

再者，两段历史所处的社会环境、经济条件也不同。春秋时期，政局尚相对稳定，社会生产有序进行;而战国时代，频繁的战乱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也迫使各国内政外交不得不强调实用主义。这为各类现实政治军事学说的出现提供了现实基础。

战国末期，秦国采用商君变法中的许多想法，推行了“相里地制”等改革。这帮助秦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其他国家则多抱残守旧，最终落后于时代。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与战国的差异：政治军事能否与时俱进，直接影响一个王朝的兴衰存亡。

结语

我们不难看出，春秋与战国表面不同，实则存在更多内在关联。它们都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个连续发展的产物，而其分水岭的变化，更多是由于政治环境与社会条件的差异所导致的。关于它们更深层的区别与联系，亦有待后人更加全面地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