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有没有“封狼居胥”？

西汉元狩四年春，年仅二十二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在北征匈奴中获取了重大战果。漠北一战歼敌七万余并追杀单于两千多里，兵锋至瀚海（贝加尔湖）方止。为庆贺这次大捷，霍去病分别在狼居胥山和姑衍山举行了祭祀天地的封禅礼，这也是“封狼居胥”这个成语的出处。

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济弓闾、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不过“封狼居胥”这个概念诞生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是绝对的誉美之词。既可用于褒扬武将们的战功，也可以用来讥讽君王、权臣们的自不量力、好大喜功。上谓殷景仁曰：“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南史·王玄谟传》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铁骑猛封狼居胥，金戈狂扫焉支山。此生若增廿年寿，马踏匈奴过燕然。《茂陵怀霍去病》佚名

但最近十来年，因网络普及带来的便捷信息交互，“封狼居胥”转变为绝对的褒赞，成为武将们的最高荣耀，也被不少历史爱好者当作判定“顶级名将”和“不世武功”的重要标准之一。

其后，随着电视剧《大明风华》的播出，明成祖朱棣“封狼居胥”的故事也被传播和熟知。那么明成祖朱棣到底有没有“封狼居胥”，他的武功是不是足以让他位列历史顶级名将呢？

首先，严格意义上，可以肯定明成祖没有“封狼居胥”。因为“封”在古代不是个口头说法，是一个非常严肃且等级很高的仪式–筑坛祭天叫“封”（祭地叫“禅”）。而且明成祖是皇帝，他如果真的“封”狼居胥，就会是等级非常高的祭祀。

举行如此重大的祭祀，明朝官方以及随征的大臣们不可能不记录，至少皇帝身边专门记录他日常言行的起居注官不能错漏此节吧。但是那个时代的正史、野史、朝臣个人笔记等均无相关记载。要么是所有人都故意无视了这一重大事件，要么就是这个重大事件没有发生过。

其实不少历史爱好者也意识到了这个反证，而且他们也替明成祖解释了。大致意思是成祖北征到过狼居胥，只是他太过自谦而且不会装裱粉饰自己，所以没有“封”。

只能说持这种说法的人，是在故意装作不了解明成祖。

论起装裱粉饰，明成祖在明朝诸位皇帝中的排名绝对是位列前茅的。成祖五征漠北，每一次都要刻石记录自己的功业，有的人甚至戏称，成祖北征是一路刻石刻过去的。

例如永乐八年，成祖首先诏告天下自己将御驾亲征北讨蒙古。三月末成祖率军至凌霄峰，登顶留下名言：“元盛时，此皆民居。今万里萧条，尚敢倔强，果何所恃哉”。

其后大军行至玄石坡，虽然尚无战功，成祖还是令刻石以抒发胸臆。在斡难河击败本雅失里后，成祖下令将战场更名为擒胡山。紧接着明军转击阿鲁台部，双方遭遇后成祖亲率骑兵并败之，战后成祖下令在擒胡山刻石记功。

之后班师途经清流泉，意犹未尽的成祖再令大学士杨荣、金幼孜等刻石记功，务必要“使万世后知朕亲征过此也”……次凌霄峰，登绝顶。望漠北顾胡广等曰：“元盛时，此皆民居。今万里萧条，尚敢倔强，果何所恃哉！”......进次玄石坡，制铭勒于立马峰之石，铭曰：“惟日月明，惟天地寿。玄石勒铭，与之悠久。”......上亲率铁骑败之，次擒胡山，勒铭曰：“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铭曰：“于铄六师，用歼丑虏；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殊域周咨录·卷十八》

这样的成祖如果真的到过狼居胥山，刻石纪念并缅怀一下古之名将比视而不见的概率要大很多吧？

如果说成祖并没有在事实上“封狼居胥”过，那么他的北征的武功战果是不是可以和“封狼居胥”划等号呢？

如果把“封狼居胥”定义为少有且罕见的军事行动，那么成祖称得上封狼居胥了。

两千多年皇朝史中，御驾亲征的皇帝并不多。首先在亲征的次数上成祖基本排第一，其次以战果论，成祖也能在皇帝中名列前茅。比汉高祖刘邦、前秦世祖苻坚、隋炀帝杨广、宋太宗赵匡义等不知要高出多少。

皇帝中的大牛，唐太宗李世民亲征的成绩（当皇帝后）也不如他，在这方面唯一能和他比的皇帝只有清圣祖康熙。因此单就“皇帝亲征”，即使不说成祖是第一，他也绝对是唯二之选。

但如果将封狼居胥定义为重大且在历史中拔尖的军事成就，就不能说成祖实现“封狼居胥”了。

从战术上来说，成祖五征蒙古除了第二次在忽兰忽失温大胜蒙古瓦剌部外（斩首数千），其余几次战果都不大。不是明军实力不足，而是蒙古人采取游击战术刻意避战，导致战术单一的明军，只能搞武装大游行。

注：明军也是不没有机动能力（靖难时朱棣的骑兵表现很突出），主要由于地理不熟加上补给困难，因担心被断了粮道，成祖五次亲征都是固定路线并单路行军，所以很难捕捉到敌军。

尤其是最后一次亲征，几十万大军徒耗粮草，到班师时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着。最终五次征伐虽然都是胜利，但是其军事成果和卫青、霍去病、窦宪、李靖、蓝玉那种重大胜利相比，还是差得太远了。

再从战略上去看，成祖的五次征伐收效也不大，离“漠北清尘”的目标远了去了。

虽然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但是每次征伐巨大的规模和声势也意味着这种进攻持续性很差，因为朝廷难以长期承担和供应大军所需的粮草。而且这种简单的征讨如果不能对蒙古造成有效且重大的杀伤，就不能遏制或者威慑住他们的南侵。

蒙古人只需采取避战、拖延的战术，待明军耗尽粮草撤军后双方态势又会恢复原状。十五年内，六次（第一次成祖未亲征）大举征伐蒙古本身就旁证了这个问题。

而且成祖在此过程中，过于强横，没怎么考虑蒙古内部的均衡以及各部间的掣肘。

经洪武一朝的持续打击，到永乐时期原本强横的蒙古不但变弱还分裂为瓦剌、鞑靼、兀良哈三部分。蒙古的不幸，对于明朝而言就是利好，只是成祖没能很好地利用这一点。

成祖太过于在意蒙古诸部是不是“臣服”，六征蒙古中五次都在征讨脖子比较“硬”的鞑靼阿鲁台部。

结果不仅未能从根本上削弱蒙古的整体实力，还实质性地助长了瓦剌部的壮大，为其统一蒙古创造了有利条件（很多小部族因互市以及惧怕明朝打击，脱离鞑靼归附明朝优待的瓦剌部）。

而统一的蒙古必然会成为明朝的敌人，永乐之后不到三十年，原本老实的瓦剌部就制造了改变明朝的“土木堡之变”。虽然这口锅不能扣在成祖头上，但是也无法完全撇清成祖的责任。

最后，成祖长期对外征伐的国策（征伐蒙古和安南）对于明朝的消耗太大，以至于仁宗登基时就不得不冒“大不韪”，对先皇各项政策进行改弦更张，并在南北两个方向同时收缩。所以实事求是地说，明成祖距离我们所认为的“封狼居胥”还有不小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