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明成祖朱棣是汉人皇帝“最后的光辉”

在中国历史上通过“靖难之役”而获登大位的明成祖朱棣，按照汉儒文化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来说，其获皇权之道，似总有被后世正统史学家们有所指摘与诟病之嫌。但他以个人的英武而与北元进行的斗争，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宿命，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

北元与明朝的政治军事斗争，交织着无数人的悲欢离合、追求民族统合和国家统一的历史，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片段，是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文明互相斗争、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历史进程，正是由于这种在世界历史上独特的民族关系史，是形成今天中国多民族共存共荣国家的主要原因。蒙古族和匈奴族、突厥，族等游牧民族一样，他们和汉族之间的民族关系史是长期互相学习对方先进文化、共同提高生产力、推动社会制度和人类文明前行的历史。

中国封建王朝的都城处所，就从一个侧面鲜明反映了游牧民族和汉民族的关系。熟悉中国地理和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上古时期，尧建都平阳（今中国山西临汾市）、舜建都蒲坂（今中国山西运城市）、禹建都安邑（今中国山西运城市），那时的都城所建主要考虑到黄河中下游水土沃美、农业发达、劳动力丰富等因素；秦、汉两代建都于秦之首邑咸阳与长安，也是考虑到“八水绕长安”的八百里秦川的物产丰饶。当然，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汉地中原受到的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一直存在。

在两晋以后，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十六国把汉地折腾了一溜够，到隋唐再次统一时，虽然仍立都长安，但来自北方的困扰一直长期存在。两宋的汉人政权，其建都都迫于来自的北方压力，先是在汴梁（今河南开封市），后来被迫迁到了更南面的杭州，这说明，到隋唐以后，汉人在与来自北方的威胁当中已经全面败下阵来了，生存空间也被挤得小得不能再小了。

明太祖朱元璋固然以天才般的个人能力，在元末农民起义军中脱颖而出、把蒙元势力逼退到了漠北，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于是他把比较骁勇善战的皇四子朱棣封到了北京，是为燕王，从此朱棣走上了历史舞台。（如果没有朱棣及其“靖难之役”，很难讲建都于南京的明朝，在建文帝时代或以后能否抵挡北元游牧势力的南下？）。中国的总体地势为北高南低，向来从北向南的攻击至少都占有心理和地形优势，而自南向北的拓张则总有些“仰攻”的不利心态，而且纵览中国古代史，建都于南中国的政权，最终基本上都是被来自北方的政权所灭亡和统一，当然这里只是作者的一点肤浅认识，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至于为什么中国多数建都于北方那的朝代比较强盛，其中蕴含的规律性东西留待以后慢慢斟酌吧。

朱棣是大明开国元勋、著名将军徐达的女婿，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追随徐达战斗在与蒙古人交战的第一线，被封为燕王后又曾多次率军深入蒙古高原，为明朝立下了不少战功。1402年（北元顺天皇帝坤铁木尔汗三年、明惠帝建文四年），他终于消灭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朱允文而称帝，自己做了皇帝，是为明成祖。朱棣当政后，除了继续追杀建文帝的子裔以及忠实追随者外，还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把都城定在故元首都、以前燕王府所在地的北京。

成祖都北是元明史上的一个比较大的事件，朱棣当时考虑的因素无疑是多重的。首先，北京是他的“龙兴”之地，而建文帝原先所在的都城南京以及南中国，绝非朱棣在燕王时代的“传统势力范围”，以北京为首都有利于他进一步摆脱政治上的反对派，有利于政权的稳定；其次，防止北元南下，或者北上消灭北元残余势力，的确是明朝的一个战略任务，更是朱棣身为一国之主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沿长城封九王，采取的是诸王守边的政策，结果导致朱棣等诸王尾大不掉。通过反叛朝廷上台的朱棣，当然不希望再采取诸王守边的政策，不希望诸王再来一个靖难之变，于是迁都北京，变诸王守边为皇帝守边，自然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决策。

从辽金元三代均以北京为首都，它说明定都北京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进一步发展。朱棣将中原王朝都城的北迁，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极大地巩固了他的政权的、开阔了中原朝廷的视野，也彰显了明成祖无比的勇气与胆略。不过，出于对父皇朱元璋定都南京的尊重，朱棣并未废黜旧都南京，仍然在那里设置了一整套官僚机构，与北京不同之处在于，南京的官僚机构在规模上要小了很多，而且基本没有实际权力，最多充作皇帝的一个咨意角色，象征意义更大些吧。

明成祖在位23年，文治武功为世人瞩目，曾被人称为汉人皇帝“最后的光辉”。他主持进行了世界闻名的“郑和七下西洋”，主持修纂了著名的文化典籍——《永乐大典》。不过，相形之下，他和北元斗争中的“五出（沙漠）”、“三犁（北元廷）”倒显得有些鲜为人知了。

日本著名汉学家那珂通世先生，在其名著《东洋小史》中这样描述明成祖：“昔汉武、唐宗者，虽屡破北狄，但均系遣大将而非亲征。汉人天子远渡沙漠者，唯成祖一人。”虽然，我们可以把明成祖的亲征归于他个人的好大喜功，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他浪费民力，但他的勇敢、无畏和惊人的胆略与魄力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明成祖定都北京与北元的近距离斗争，富庶的中原可能很快在北元铁骑下毁于战火，人民必将又一次面临生灵涂炭之灾，古老的中国封建文明可能又一次倒退若干年。

不过，与古今中外多数争强好胜者不同的是，明成祖的北伐属于具有明确战略和战术目标的进攻，其目的一是剪除北元对明朝北方的不断骚扰，二是求得包括蒙古高原在内的原元朝版图范围内的最终统一。虽然这两个目标在明成祖乃至到明末时都没有实现，但是明朝从初期太祖对北元的战略防御到成祖对北元的战略进攻所取得的成果，使得尽管明朝与北元之间战事频仍，但总体上呈现了相对均衡的军事力量对峙框架，这样一来，北方广大汉族百姓以及蒙古族、女真族等民族，都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包括蒙古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各苗裔能够通过一次次战争不断进行融合，由各民族文化有机构成的中华文明得以继续发展，以至于在明末出现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资本主义萌芽。

如果说明太祖朱元璋与北元的军事斗争主要是取得了明朝的战略优势地位的话，那么明成祖朱棣对北元的数次北伐的不断打击下，使黄金家族在从大都北京北撤后，尽管仍然勉强维持和明的南北对立局面以及形式上的完整性，但实际上在内部产生了分裂，已经基本丧失了全面恢复对故元全部疆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