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何不称帝？谁让他在能力，直属部队，地盘三个方面有缺陷

世人皆知曾国藩是清朝＂中兴第一名臣＂，却鲜有人知，在太平天国覆灭之际，他曾面临一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抉择。当时的曾国藩，手握重兵，威震天下，一些幕僚曾暗示他可效仿古代开国帝王，另立新朝。然而，这位被世人称为＂曾圣人＂的封疆大吏，却毅然选择了效忠清廷。表面看来，曾国藩似乎具备了称帝的所有条件：兵权在手、威望甚高、地盘广大。但细究其中隐情，为何连其亲信王闿运都对他的选择大跌眼镜？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知难而退？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军事才能之困

世人常道：＂将在谋不在勇＂，可谋略再高，若无实战本领，终究难成大事。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安庆之战，便是最好的明证。

那一年的夏天，曾国藩亲自指挥湘军围攻安庆，本以为胜券在握，谁知一场大雨打乱了所有部署。太平军趁着雨势猛烈突围，曾国藩却迟迟不能决断。当时在场的幕僚杜某曾在日记中写道：＂大帅犹豫不决，错失战机，令人扼腕。＂最后还是靠着曾国荃的死命强攻，才勉强拿下安庆城。

这样的战例并非孤例。咸丰三年（1853年），在江西樟树渡之战中，曾国藩遭遇了平生最大的败绩。当时石达开率军来攻，曾国藩不顾众将劝阻，执意与敌决战。战斗打响后，他却难以应对石达开的战术变化，结果大败而逃，连自己的大印都丢在了战场上。一位当时的将领在战后感叹道：＂若非天意眷顾，恐怕就此断送了大局。＂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咸丰四年的湘军水师溃败。那一年，曾国藩组建了湘军水师，准备在长江水域与太平军一决高下。可第一次出战就在江面上翻了船，不仅损失了大量船只，连他自己都差点溺水身亡。这一仗后，湘军将领彭玉麟便再也不让曾国藩插手水师的事务。

若与历代开国皇帝相比，曾国藩的战绩就更显寒碜。随便拿一个刘邦来说，虽然打不过项羽，但在其他战役中可谓所向披靡。就连和曾国藩同时期的将领，如左宗棠攻打新疆，僧格林沁平定捻军，也都展现出了远超曾国藩的军事才能。

咸丰八年，太平军名将陈玉成率军北上，曾国藩亲自指挥追击。可让人意外的是，每次正面交锋，他都被陈玉成打得抱头鼠窜。最后还是靠着清廷派来的满洲将领多隆阿，才勉强化解了这场危机。

有意思的是，咸丰十年冬天，曾国藩曾在江南老家休养。一天，他的幼弟曾国荃来访，兄弟俩谈起往日战事。曾国荃半开玩笑地说：＂大哥，您要是真想称帝，这打仗的本事得先练练啊！＂曾国藩听罢，只是苦笑不语。

二、部队掌控之忧

军权不固，是曾国藩难以称帝的另一大软肋。表面上看，湘军号称二十万大军，实则内部派系林立，各自为政。这种局面在咸丰十年（1860年）的一场军饷分配风波中暴露无遗。

当时，清廷拨付的一笔军饷到达湘军大营，按理说这笔钱应该由曾国藩统一调配。但鲍超部队突然越过曾国藩，直接向胡林翼讨要军饷。胡林翼一纸公函便将军饷划拨给了鲍超，完全不顾曾国藩的体面。此事在湘军中引起轩然大波，直接暴露了曾国藩对军队的掌控力不足。

更令曾国藩头疼的是罗泽南的势力。作为＂湘军之母＂，罗泽南的影响力远超想象。在咸丰三年（1853年）的一次军事会议上，罗泽南的弟子王鑫公然反对曾国藩的作战计划。当时王鑫拍案而起，当着众将领的面说：＂此计太过激进，老湘营不能听命。＂曾国藩虽是主帅，却拿这些老湘营将领毫无办法。

老湘营将领大多出身书生，讲究纲常礼教。咸丰六年，李续宾部与太平军在安徽激战，曾国藩派人传令增援，李续宾却说要等读完《四书》才能出兵。这种看似荒唐的事情，在老湘营中却屡见不鲜。

至于曾国藩的亲弟弟曾国荃，虽然掌握着五万人马的＂吉字营＂，却因为性格暴躁，得罪了不少人。咸丰九年，杨岳斌率水师支援安庆之战，曾国荃因为一点小事就与杨岳斌大打出手。气愤的杨岳斌立即写信给水师统领彭玉麟，要求联合抵制曾家兄弟。

最具戏剧性的是咸丰十一年发生的＂军饷事件＂。当时，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三次上书曾国藩，要求处置曾国荃。原因是曾国荃私自克扣了水师的军饷，导致水师将士怨声载道。这事闹得沸沸扬扬，连清廷都派人来查问。最后曾国藩不得不将曾国荃暂时调离前线，以平息众怒。

就连曾国藩最信任的部下刘坤一，也并非完全听命于他。同治元年（1862年），刘坤一在江西剿匪期间，曾国藩多次电令他回援安庆，但刘坤一以各种理由推脱，始终我行我素。这让曾国藩在军中威信大损。

同治二年初，一位叫张某的逃兵在街头酒楼醉酒闲谈，说出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湘军号称二十万，可真正听命于曾帅的，还不到三成。＂这句话后来被记入某位幕僚的日记，倒是道出了实情。毕竟，一支军队内部如此分裂，又如何能成就帝业？

三、地盘经营之患

地盘虽广却难以掌控，这是困扰曾国藩的又一大难题。咸丰十年（1860年），湘军虽已占据长江中下游要地，但实际统治却显得捉襟见肘。这一点在同年冬天的＂江南粮荒＂中暴露无遗。

当时，安徽、江苏等地连遭水患，民不聊生。曾国藩下令从湖南调粮济民，却遭遇重重阻力。首先是地方官员阳奉阴违，安庆知府甚至私下叫停了粮食运输。其次是地方豪强从中作梗，他们囤积居奇，导致粮价飞涨。最后连负责运粮的湘军将领也起了异心，竟然私自倒卖军粮牟利。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盐税风波＂。咸丰九年，曾国藩为筹措军饷，决定在江南地区征收盐税。谁知盐商们联合起来抵制，声称要向清廷告状。当地绅士也纷纷站出来反对，认为此举有违祖制。最后闹得沸沸扬扬，连两江总督都来信询问。曾国藩不得不暂停征收，颜面尽失。

同治元年（1862年）的＂江西商税事件＂更是一出闹剧。当时，曾国藩派人去江西征收商税，却遭到各地商会的强烈抵制。南昌的商人甚至组织了＂拒税大会＂，扬言要和湘军死磕到底。最后还是靠着当地官员从中调停，才勉强收了一点税。

土地问题同样棘手。咸丰八年，曾国藩在安徽推行＂清丈土地＂政策，结果遭到地方豪强的激烈反对。有的地主甚至雇佣打手，殴打前来丈量土地的官员。更有甚者，一些地主干脆把土地转移到亲戚名下，逃避登记。这场土地清丈最后不了了之，反倒得罪了不少地方势力。

治安问题也是一大隐患。同治元年春天，安庆城内接连发生多起劫案，却查不出凶手。后来才发现，竟是一些湘军逃兵干的。这些逃兵在城里结伙为匪，无法无天。曾国藩派人缉拿，却遭到顽强抵抗，还打伤了几名捕快。

最让曾国藩头疼的是各地绅士的态度。这些绅士表面上恭敬，背地里却处处掣肘。咸丰十一年，江苏一位姓钱的绅士公开抨击湘军的军纪问题，并联合其他绅士向朝廷上书。这封奏折后来虽然被压下来了，但却暴露出江南士绅对湘军的普遍不满。

同治二年初，曾国藩的幕僚薛焕曾就地方治理问题写了一份密报。报告指出：虽然湘军占据了大片土地，但实际控制力却很弱。地方豪强、商人、绅士各自为政，湘军难以形成有效统治。这份密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曾国藩在地盘经营上的困境。正如一位当时的观察者所说：＂表面上地盘很大，实则是一座座散沙堆积而成的危楼。＂

四、李鸿章的暗中较量

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却在关键时刻成了他称帝路上最大的阻力。这场师徒之间的较量，从咸丰十年（1860年）就悄然展开。

当年冬天，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开始大规模购买西式武器。表面上是为了加强淮军战力，实则暗中布局。一个细节值得玩味：李鸿章坚持直接向洋商购买，拒绝通过曾国藩设在安庆的军械局转运。这让曾国藩失去了对淮军军械的控制权。

更耐人寻味的是人事安排。咸丰十一年，李鸿章开始在淮军中大量启用自己的亲信。刘铭传、张树声等人迅速上位，取代了原本由曾国藩推荐的将领。一位叫沈某的幕僚在日记中写道：＂李帅用人之道，与曾帅大不相同，处处显露独立之势。＂

同治元年（1862年）的＂漕运之争＂则将师徒矛盾推向高潮。当时，曾国藩想控制长江水道的漕运权，却遭到李鸿章的强烈反对。李鸿章直接向清廷上书，称漕运关系重大，不宜由一家独揽。这一招正中清廷要害，朝廷立即下令维持原状。

军饷分配上，李鸿章更是处处与曾国藩较劲。同治元年夏天，清廷拨付了一笔巨额军饷。按理说应该由曾国藩统筹分配，但李鸿章却以＂军情紧急＂为由，直接向户部要钱。这一举动严重削弱了曾国藩的财政控制权。

在地盘争夺上，李鸿章的手段更为高明。同治二年初，太平军在安徽活动频繁。李鸿章借机派淮军进驻安徽各地，实际上是在蚕食湘军的势力范围。一位当时的幕僚在私信中说：＂淮军如春雨般悄然渗透，不觉间已占据半壁江山。＂

最具戏剧性的是同治二年三月发生的＂上海事件＂。当时，英国领事想在上海扩建租界，需要得到中方同意。李鸿章直接越过曾国藩与英方谈判，还在谈判桌上表示：＂上海的事务由淮军说了算。＂这一表态让在场的各国领事侧目，也让曾国藩颜面扫地。

李鸿章还善于经营关系网。同治元年底，他开始在京城笼络重臣。通过两江总督曾国荮的引荐，李鸿章与恭亲王建立了直接联系。这使得他在朝廷的地位迅速上升，甚至超过了曾国藩。一位京城官员在家书中写道：＂如今朝中议事，凡关江南军务，多先询李中堂之意。＂

更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还暗中拉拢湘军将领。同治二年初，湘军名将刘坤一突然向李鸿章示好，请求淮军援助。李鸿章立即派兵支援，并借机在江西安插自己的亲信。这一手玩得高明，既得到了刘坤一的感激，又在湘军内部埋下了钉子。

在这场暗中较量中，李鸿章处处显示出其过人的政治智慧。他既不与曾国藩公开对抗，又在关键处处处掣肘。正如当时一位幕僚所言：＂李帅此举，无异于在曾帅脚下撒了一把细盐，看似无碍，实则处处难行。＂

五、朝廷的制衡之策

清廷对曾国藩的防范，在同治元年（1862年）达到顶峰。这一年，朝廷接连出台多项措施，处处限制曾国藩的权力。这些措施看似平常，实则暗藏玄机。

首先是人事调整。同治元年二月，朝廷突然任命陆建瀛为江西巡抚。陆建瀛虽是曾国藩举荐的人选，但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查湘军在江西的军械储备情况，并将清查结果直接上报朝廷，完全不通过曾国藩。这一举动表明朝廷已经在暗中布局。

接着是军饷管理权的改革。同治元年四月，户部下令改革军饷发放制度。新制度规定，各省军饷必须由总督、巡抚会签才能支取，不得由统帅一人经手。这一规定直接打击了曾国藩对军饷的控制。一位叫张某的幕僚在当年的笔记中写道：＂新例一出，帅营军饷顿失自主之权。＂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官员轮调制＂。同治元年六月，朝廷下令各省重要官员每三年必须调任一次。这看似是例行公事，实则是在拆散曾国藩的人脉网络。当时就有御史在奏折中直言不讳地说：＂此举可防止地方官员结党营私。＂

同治元年八月发生的＂巡防营事件＂则更加耐人寻味。当时，朝廷突然下令在江南各省设立巡防营，名义上是协助地方治安，实则是要牵制湘军。这些巡防营直接听命于各省总督，与湘军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军械采购上，朝廷的动作也很微妙。同治元年十月，军机处下令：各省购买洋枪洋炮，须先行奏报，不得擅自采办。这一规定看似针对所有部队，实则主要打击的是曾国藩在安庆设立的军械局。因为其他部队如李鸿章的淮军，早已获得了直接从洋商购买军火的特权。

同治二年（1863年）初更是出现了一个极具意味的场景。朝廷派钦差大臣张某到江南巡视，表面上是慰问军队，实则暗中调查。据当时一位幕僚的日记记载，这位钦差每到一处，必先询问湘军的军饷去向和军械储备情况。

甚至连旧部的任命也要受制。同治二年二月，曾国藩推荐旧部刘某为江西某府知府，朝廷不仅没有批准，反而派了一个与曾国藩毫无关系的人去上任。这种明显的排斥让曾国藩的部下们议论纷纷。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军功赏赐制度的改革。同治二年三月，朝廷新颁军功赏格，规定所有军功必须经过督抚、军机处三重核查才能奏报。这让曾国藩失去了对军功赏赐的话语权，也无法再通过军功来笼络将士。

同治二年四月，一位叫沈某的翰林在日记中写道：＂朝廷对曾帅的防范，如同织网，看似疏漏，实则处处收紧。＂这句话道出了清廷制衡曾国藩的精妙之处。通过这一系列看似平常的制度改革，朝廷成功地在不露痕迹的情况下，处处掣肘曾国藩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