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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5月,乘二破江南大营之势,李秀成发动东征,连破常州、宜兴、无锡、江阴、苏州、昆山、太仓、青浦、松江等地。将除上海外的苏南大部地区尽收囊中。
苏南是清朝的财赋重地,仅漕粮总额就占了全国的一半。
太平军攻克苏南,如同断其臂膀,让清政府本就不乐观的财政状况更加雪上加霜。
而反观太平天国这边,由于李秀成实行“不战自抚”、“招降一切”的方针,对清朝文武官吏格外优待,只要他们主动请降,哪怕是曾经罪大恶极,都会予以宽宥,甚至是委以重任。
因而苏南地区的经济很快便稳定了下来,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商业也欣欣向荣,呈现出一副繁荣景象。
不过,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太平军在上海城下却遭遇了一场惨败。
上海原本是江苏松江府所属的一个县。
因为《南京条约》的缘故,上海被开埠成为西方列强登陆中国的一个重要口岸。它也由此出名。
当时的上海,既有清朝的衙门,也有列强的租界。
得知太平军兵临松江,苏松太道吴煦出资,雇佣200余名西洋盲流组成一支雇佣军。
这支雇佣军就是中学历史课本上提到的“洋枪队”。
后来洋枪队经过改组,由欧美人任军官,中国人当兵,扩编至2000余人。改称为“常胜军”。
1860年7月,李秀成派兵攻打上海。
李秀成当时之所以要打上海,主要是希望获得出海口,以便于从列强那里购买新式火轮装备水师,为之后争夺长江中游的战略需要做准备。
见太平军前来,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洋枪队立即反击。
双方初次交手,太平军大胜,打死一百多洋枪队雇佣兵。
第二战,洋枪队在吸取前次的失败教训后,采用偷袭战术。趁太平军主力外出之际,偷袭松江城。
城内的太平军仅装备了抬枪、鸟铳等落后武器,而洋枪队则是清一色的前膛来复枪。
由于双方装备差距太大,因而两军交火后,太平军大败,洋枪队袭取松江城。
得知先锋部队在上海吃了亏,李秀成亲率精锐前往青浦应战。
这一战被称为“青浦大捷”。
洋枪队犯了松江太平军在前一战的毛病,也自负轻敌,认为李秀成的嫡系部队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殊不知,李秀成向来重视火器,他的嫡系也是一水的洋枪枪炮。
两军一交火,太平军大胜,打死洋枪队总计七百多人(多为中国人),缴获洋枪二千余条,前膛铁炮百余门,西式大炮十余门。
青浦大捷后,洋枪队联合上海清军反击,又被李秀成打败,被击毙百余人。
两战两败,洋枪队不敢再战,太平军则乘胜前进,又重新占领松江城,将上海团团包围。
可是,就在上海唾手可得之际,李秀成也出现了自负心理。
他认为大势已定,便只带了三千人进攻上海县城。
就这么点人,瞧不起谁呢?
结果,李秀成指挥部队在进攻上海城时,被洋枪队和清军密集如雨般的火力打得狼狈不堪。
见太平军攻城受挫,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英国海军也不再中立,他们用三角法测得李秀成指挥部的准确位置,几炮过去,差点将李秀成炸死。
十拿九稳的战斗,结果被打得这么惨,李秀成恼怒不已,本想兴兵报复。
但考虑到太平军需要一个从西方购买装备的窗口,不能与列强翻脸,李秀成最终忍下了这口恶气。
事后,李秀成致书英、美、法各国领事,一面强烈谴责英军不守中立,一面语气委婉,表示大家都是“天父”的子民,盼望仍能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
英法等国当时由于正派兵在天津与清军激战,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李秀成东征受挫的同时,西线战场形势迅速恶化。
5月初,也就是李秀成发动东征的几乎同一时间,湘军兵分三路,攻打安庆。
正式对安庆发动进攻之前,曾国藩吸取李续宾兵败三河的教训,命令前线总指挥曾国荃采取稳扎稳打,多路并进的方式,陆续拿下了安庆周围的潜山、清溪、枞阳。几乎将安庆围成一座孤城。
得知了安庆的情况,在常州养病的陈玉成立即动身前往苏州。
他的兵力不足,要想解安庆之围,必须要有李秀成的支持。
9月,陈、李二人商议出结果。仍然是“围魏救赵”的老套路。
陈玉成先行出发,经皖北进攻湖北。
李秀成晚半个月出动,经皖南进攻湖北。
两支大军在武昌会师,逼迫湘军从安庆撤军,回援武昌。
在陈、李两支大军攻打湖北的同时,杨辅清、黄文金、李世贤(李秀成的堂弟)和刘官芳,各率一支大军突入江西,也以多路并进的方式,进攻湘军大营所在地——祁门。
这几路太平军的战略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佯攻身处祁门的曾国藩,逼迫曾国荃从前线调兵回援。
理论上讲,围魏救赵是个好战术。
此前太平军依靠围魏救赵战术,曾多次大败清军。
太平军进攻祁门时,湘军大震,曾国荃也一度动了从安庆撤军,回援大哥的念头。
然而,同一招用多了,清军难免会产生“免疫”效果。
此前湘军围攻九江时,陈玉成为了解围,在湖北东部闹翻了天,但曾国藩根本不上套。
现如今太平军故技重施,曾国藩自然也不会中招。
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道: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之外,皆所以分我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误我。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力求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
湘军调不动,李世贤等人只好改佯攻为主攻,决心干掉曾国藩。
1860年10月,刘官芳率部从北面进攻,李世贤的部队从东面进攻,黄文金从西面进攻,把祁门围得水泄不通。
曾国藩大呼不妙,一面写下了遗嘱,一面再次让人带信给曾国荃,告诫“安庆一弛,不可复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
意思就是说,如今攻取安庆才是重中之重,你们别管老夫死活。
不过,就在曾国藩命悬一线之际,左宗棠带着增援来了。
湘军发动安庆之战前,经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推荐,咸丰授予左宗棠四品卿衔,着他襄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
1860年7月,在曾国藩的授权下,左宗棠回到湖南募兵。
8月,左宗棠以江忠源余部为骨干,又另招募了一批新兵,组建了一支五千人的团练武装,这便是“楚军”。
需要注意的是,曾国藩的湘军,自组建到解散,其正式番号一直都是“湘勇”。
所谓的“湘军”,其实是后人的称呼。
而左宗棠组建的部队,从一开始便对外宣称是“楚军”,而非“楚勇”。
“勇”与“军”的区别在于前者不是朝廷的正规武装,随时都可以裁撤。“勇”的军饷也多为团练负责人自募,朝廷并不发饷。
左宗棠将一支团练称为“军”,明显是犯忌之举。
曾国藩知道后,出于关心,连忙写信劝阻,但左宗棠牛脖子一梗,根本没把这当回事。
从给部队定番号这件事便能看出,左宗棠从来都是桀骜不驯之人。
若是他没有这种异于常人的个性,也不可能有后来舌战群臣,力主收复新疆的壮举。
完成了楚军的组建后,左宗棠随即动身,前往江西解救曾国藩。
当得知有援兵到来时,曾国藩大喜过望。老命总算是保证了。
但当得知是左宗棠时,曾国藩又大呼不妙。
从内心讲,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楚军并不看好。
他组建湘军初期,与太平军作战时,经常吃败仗,其中在靖港之战和湖口之战中,两次差点自杀殉国。
因而,曾国藩便判定左宗棠前来,极有可能凶多吉少。
可让曾国藩没想到的是,左宗棠率部进驻景德镇后,十天之内与太平军打了四场战斗,一负三胜,打得李世贤损失万余精锐,士气低落,不能再战,被迫撤至浙江。
一战成名,左宗棠再接再厉,在湘军悍将鲍超的配合下,又击败了黄文金部,打得黄文金身负重伤。
事后,黄文金被调往安庆外围。李世贤元气大伤。无力再战。太平军只剩刘官芳部还有一战之力。
由于势单力薄,刘官芳无力突破楚军防线,曾国藩也因此绝处逢生。
当然,左宗棠的损失也不小。连番激战,楚军也是伤亡惨重,无力再战。
江西的战局陷入僵持,这时候,压力又回到了陈玉成和李秀成的身上。
1860年11月,陈玉成率部抵达安庆战场。
起初,陈玉成修改了战前计划,决定直接攻打安庆外围的湘军。
但在桐城、枞阳与湘军多隆阿、李续宜等部交战,三战三败后,陈玉成见识到了湘军马队的厉害,便只好按原定计划,远征武昌,以迂回战术,调动围城湘军,解救安庆之围。
1861年2月,陈玉成率部避实击虚,在鄂东转战如入无人之境。
3月18日,太平军占领黄州(黄冈),离武昌仅百里之遥。
此时的武昌、汉口、汉阳三镇,仅有二千清军。如果陈玉成长驱直入,是有可能席卷武汉三镇的。
但是,陈玉成却放弃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为什么放弃呢?
一般认为是一个叫巴夏礼的英国外交官以保护汉口英租界为由,威胁太平军停止西进。
陈玉成的政治经验严重不足,被巴夏礼的危言耸听一通忽,悠,因而就这样错过了夺取武汉三镇的大好时机。
巴夏礼
不过近来也有研究证明,陈玉成原本就没想过攻打武昌,所谓巴夏礼的忽,悠令陈玉成错失好局,实乃无稽之谈。
凭什么这么说呢?理由有二。
首先,陈玉成没有水师。这导致他虽然可以在江北纵横千里,但却无法跨江作战。
相比陈玉成,清军驻扎在武汉三镇的陆师虽然不多,但游弋于武昌、汉口、汉阳、阳逻、团风、巴河、樊口等处的水师却特别强大。
在自身没有水师,且清军水师又十分强大的情况下,陈玉成攻打武汉三镇,汉口应该是可以轻易拿下的。
但他要想要冲破清军水师的阻挡,渡过汉水攻打汉阳,那就有一定困难了。
至于渡过长江,占领武昌,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相比于武昌,当时汉口的政治地位并不高。毕竟武昌才是湖北省会,总督衙门,巡抚衙门都在武昌城内。
太平军拿不下武昌,仅占取汉口,恐怕难以调动湘军回援。
第二,此前太平军西征,两次攻取武昌,三次攻下汉口、汉阳,都是先攻取黄州,再由黄州出发,攻打汉阳。
前三次战役,太平军从黄州推进至汉阳,最短相隔两天,最长相隔四天。
而陈玉成在1861年3月18日攻占黄州后,直到3月22日巴夏礼到来,他的部队都未向汉阳方向进发。
如此反常之举,哪有打汉口、汉阳的架势?
所以,认为巴夏礼影响了陈玉成的决策,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
陈玉成功亏一篑的真正原因,是李秀成迟迟不至。
按照战前规划,李秀成在江南攻城略地。
在太平军缺乏水师的情况下,李秀成这一路人马其实才是攻打武昌的关键。
李秀成迟迟不至,陈玉成孤军作战,无法拿下武昌,所以只能放弃既定计划。
后来,陈玉成留赖文光镇守黄州,自己率军攻打安陆、随州等地,等候李秀成的到来。
但到了4月中旬,李秀成仍然没来,加之安庆告急,陈玉成只好下令退兵,率主力重返安庆战场去了。
那么,李秀成当时到底在哪里呢?
按照李秀成自己的说法,他率军进入江西,遭到清军的狙击,转战了多月,直至1861年6月中旬才进入鄂东。而此时陈玉成早已率部离去了。
后来因为找不到陈玉成,加之李世贤在江西打了败仗,东南告急,他便匆忙率军赶回东线。
但是,按照黄文英和赖文光的说法,李秀成迟迟未至,其实是故意磨蹭。
太平天国后期,天京上游和安庆,一般认为是陈玉成势力范围。天京下游的苏浙地区,一般认为是李秀成的地盘。
太平军在上海受挫后,李秀成非常希望攻取浙江。
因为攻取浙江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扩展兵力,获得丰沛的资源,与清军做长期对峙。
二是可以切断上海与外界的联系,便于将来夺得上海。
三是浙江的宁波等通商口岸可以征收关税,还可以与洋人做贸易,购置现代化的武器。
四是拿下浙江后,李秀成的地盘进一步扩大,实力增强,他在太平天国的地位也会超过一直压他一头的陈玉成。
李秀成本就对西征不感兴趣,对安庆的存亡也没放在心里。如今又找不到陈玉成。
所以在鄂东攻城略地一番后,他就带着二十万大军,特意绕开了安庆,与李世贤在浙江常山会师,开始专心经营浙江。
李秀成指望不上,陈玉成只好自己解决安庆之围。
可是从1860年5月到1861年4月,安庆已经被围了近一年。
在这一年里,安庆城内的太平军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因粮草吃尽,饥饿难支,早已丧失了战斗力。而湘军则是采取围而不攻,堵住城外援军通道的战略。一面围城,一面在安庆外围构筑了大量工事。
面对湘军的坚固工事,陈玉成自知无法轻易攻破,便也只好在安庆城北的赤冈岭筑营四垒,又在菱湖筑垒十三座,和安庆城互为犄角,与湘军展开对峙。
在陈玉成与湘军对峙期间,洪秀全得知了安庆的情况。
为了减轻陈玉成的压力,洪秀全在天京拼凑了五万弱旅,交给林绍璋指挥,驰援安庆。
得知有援兵来,陈玉成制定了会剿驻扎在挂车河和高河埠清军的作战规划。
可是林绍璋这个人,向来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洪秀全让他领兵驰援,结果是湘军一个反击,便被打得惨败。
一场大败过后,林绍璋赶紧下令撤退。陈玉成得悉林绍璋要跑,大为吃惊,多次写信劝阻。
但林绍璋我行我素,还是跑了。
之后,湘军乘机反攻,对赤冈岭的太平军营垒发动猛烈攻势。
战至6月下旬,太平军在赤冈岭的工事全部被摧毁。
赤冈岭之败,是陈玉成全军溃败的序幕,从此一败再败,一蹶不振。
到了8月27日,眼瞅着安庆城内人人饥饿,城破只是时间问题,陈玉成只好孤注一掷,率八万大军,会同洪仁玕、杨辅清、黄文金的援军,与湘军在城外决战。
大战开始后的前三天,太平军前赴后继、杀声震天地。安庆城内的太平军虽然饿得连站立都成问题,但依旧成群列立于城头之上,唱军歌为陈玉成助威。
可是,湘军的防线哪里是轻易就能突破的。
战斗期间,尽管陈玉成、杨辅清亲赴一线督阵,太平军也攻破了城外湘军的第一层濠。
但在湘军的炮火覆盖下,奋勇冲杀的太平军死伤惨重。
三天之后,城外攻击的太平军士气下跌,曾国荃抓住时机,也亲自提刀督战,一面指挥湘军固守,一面派敢死队在安庆北门放置炸药。
9月5日,太平军叛将程学启指导湘军用挖地道,埋炸药的方式,炸塌了安庆城墙。
此时城内仍有一万多太平军,但因为饥饿,守城的太平军毫无战斗力,最终全部被杀,安庆也就此被湘军攻陷。
事后,为了表扬程学启,也为了立其为榜样,曾国藩在奏折里,专门夸奖了程学启。
由此,程学启得破格擢升,被封为从三品“游击将军”。
程学启被破格擢升,他的部下也受到嘉奖。其中有一个大头兵,就是后来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
丁汝昌
湘军拿下安庆后,陈玉成、杨辅清等人望着安庆城里的火光熊熊,无限沮丧。
无可奈何之下,众人只得分头撤退。
洪仁玕返天京,杨辅清去到宁国,陈玉成则退守桐城。
9月中旬,为了扭转安庆丢失后的不利局面,陈玉成在桐城召集众将开会。
赖文光提议:留一部分兵力镇守皖北,以顾京左。再派出一部分兵力进取荆、襄之地。不出半年,待招兵买马,兵多将广之日,再回来收复安庆。
陈玉成采纳了赖文光的提议,亲自带兵前往湖北。
但大军行至黄梅时,因所部将士多不愿意西征,于是陈玉成只好折回,将主力屯驻于庐州。
不久后,洪秀全的旨意下达:陈玉成因未能解救安庆,剥夺英王爵位。
受夺爵影响,陈玉成意志消沉。
10月初,考虑到剥夺陈玉成爵位容易,但解除他的军师王职务很难。毕竟安徽太平军多是陈玉成招募的,大家认可陈玉成。
于是,洪秀全便采取“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策略,册封陈玉成麾下的赖文光、蓝成春、陈德才、吴如孝、陈仕荣、陈时永等人为王。
就连一向两面三刀,后来害死陈玉成的苗沛霖也封为了王。
洪秀全此时大封诸王,明面上是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鼓励陈玉成麾下将领继续奋勇作战。实则是他无法容忍陈玉成的势力膨胀,故意削弱要陈玉成的权力。
因为赖文光等人虽然只是封列爵王,不能与陈玉成的军师王(特爵王)同等。但他们的爵位是洪秀全亲自封赐,此后升黜,也由洪秀全说了算,陈玉成已经不能过问了。
到了1861年冬天,遵照洪秀全“进兵取粮”的诏令,陈玉成将自己的兵马分为四路,其中三路派出去攻城略地。
第一路由陈玉成亲领,镇守庐州。
第二路由马融和等人率领,北上颍州,与捻军的张洛行合军。
第三路由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率领,去到河南、陕西招兵买马。
第四路由苗沛霖率领,由寿州北上攻蒙城。
以大环境而言,陈玉成此时分兵很有必要。
既然安徽的战局无法挽救,那倒不如多点开花,扩充实力,说不定能打开新局面。
但是,将大部分主力派出去,也必然会导致皖北的兵力空虚。
1862年1月,荆州将军多隆阿纠集安庆、桐城、舒城、六安等处清军,围攻庐州。
陈玉成兵力不足,只得派人向洪秀全和陈德才求援。
但陈德才已经走远,短时间内联系不上。即便联系上了,也无法立即回援。而洪秀全手上也无兵可派。
无奈之下,陈玉成只好下令突围。
往哪里突围呢?
有人建议陈玉成回天京。
但陈玉成考虑到面子问题,这时候回天京,肯定会遭到李秀成的嘲笑。
加之,洪秀全也容不下他。此前的夺爵,夺权,就已经说明洪秀全防着陈玉成了。
因而,陈玉成便拒绝了回天京的建议。
就在此时,当时驻守寿州,已经暗中投降了清政府的苗沛霖给陈玉成写信,希望陈玉成到寿州指挥战斗。
估计是担心陈玉成不来,苗沛霖在信中还画大饼,说:孤城独守,兵家所忌。以英王盖世英雄,何必为这股残妖所困。现在河南空虚,可趁虚攻打汴京。如得汴京,则黄河以南,长江以北都为我有,接下来就可以渡过黄河,直捣燕京了!
苗沛霖的大饼,画的又大又圆,陈玉成当即被说动了心。
然后,陈玉成拒绝众议,坚持赴寿州与苗沛霖会面。
结果,陈玉成到了寿州,立即惨遭苗沛霖的出卖,沦为清军俘虏,最终英勇就义。
据说陈玉成就义之前,曾说“我死,我朝不振矣”。
事实证明,这话说的真的很准。
因为没了陈玉成的牵制,李秀成根本撑不住岌岌可危的太平天国。
陈玉成遇害前后,李秀成与李世贤在江浙一带攻城略地,打下了大半个浙江。
随后,李秀成又分兵五路,进攻上海。
这场大战从1862年1月战至6月,太平军几乎拿下了上海。
但好景不长,当李秀成、李世贤在东南与清军展开激战时,两支劲旅抵达了战场。
一支是左宗棠的楚军。
左宗棠在江西与太平军血战一番后,经过休整,恢复元气,随即入浙作战。
面对克星的到来,李世贤再遭痛击,丢掉了很多地盘。
另一支是李鸿章的淮军。
1862年3月,经曾国藩举荐,李鸿章被署任为江苏巡抚。
4月,李鸿章率六千新组建的“淮军”,乘坐英国人的商船抵达上海,负责从东面进攻天京。
不同于一边打仗,一边更换装备的湘军和楚军,淮军组建自组建伊始,装备就十分先进,一水的洋枪洋炮。
淮军参战后,与太平军的几场大战都不落下风。
1862年抵达上海的淮军
而在楚军、淮军在东线与太平军激战时,湘军在西线又连续发动攻势,攻克了池州、铜陵、繁昌,兵锋直指天京。
面对湘军的凌厉攻势,驻守皖南的太平军纷纷投降。
半年前,安庆失守时,李秀成说“安庆既失,救援莫及,江西劲敌当前,不易得手”。
当时的李秀成,不想啃湘军这块硬骨头。
现如今,是祸躲不过,无论他李秀成愿不愿意,他都得啃硬骨头了,而且还是一次啃三个!
面对如此糟,糕的形势,李秀成本想把希望寄托于列强。
毕竟大家都是天父的子民嘛。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大环境已经变了。
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攻破北京,火烧圆明园。
10月19日,迫于联军的压力,咸丰皇帝授权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訢,准许其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合约。
随后不久,奕訢分别与英、法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
条约的内容,这里不展开细述。用一句话形容——清政府给得太多了,以至于列强不愿意看到它灭亡。
1861年初,英法联军舰队由天津南下至上海。
为了确保新签订的《北京条约》的种种特权能够落实,英国海军少将何伯代表英国政府与太平天国谈判。
谈判的结果是英军继续保持中立态度,太平军保证在年内不进攻上海,不干涉英国在长江下游的正常商业贸易。
不过,英国当时虽然保持了军事上的中立态度,但在政治上却大力扶持清政府。
罗伯特·赫德
1861年3月,总理衙门聘任英国人李泰国为清朝的海关总税务司。
李泰国认为清政府烂泥扶不上,“不愿与可能会覆灭的王朝保持紧密的联系”,便拒绝正式就任,而是指定广州粤海关副总税务司赫德前往北京,代自己向恭亲王奕䜣述职。
遇上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赫德自然不会错过。
他起草了九份关于如何通商,如何征收关税,如何从关税中拨款购买西方先进武器镇压太平军的文件,递交给总理大臣文祥审阅。
文祥和奕䜣看后,大呼这特么就是个人才啊!便随即任命赫德为署理海关总税务司,月俸800两白银。
后来在赫德的运作下,清政府不仅利用稳定的海关收入,很快还清了《北京条约》规定的1600万两白银的赔款,甚至还有多余的钱来搞洋务运动。
到了清朝末年,海关收入占清政府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每年大约3300万两白银。
这么大的一笔巨款,如果让清政府官员征收,层层克扣,最后上缴国库的关税,可能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但奕䜣交给英国会计师打理,关税却成了晚晴政府最稳定的财源,没有之一。
1861年8月,坚决不与洋人合作的咸丰皇帝死了。
11月,北京爆发“辛酉政,变”政,变,以肃顺为代表的辅政八大臣被干掉,朝政由慈禧和奕訢掌控。
不同于咸丰对洋人的态度,慈禧和奕訢均主张“借师会剿”,并取得与英法等国的认同。
从这时候开始,列强也不装了,与清政府合作的如此愉快,何必还要支持太平天国呢?
1862年6月,李鸿章在朝廷和列强支持下,兼并、改造地方绿营,将淮军由六千人,迅速扩充至三万人,加上统辖的华尔洋枪队,淮军的实际兵员已达四万人。
扩充兵力的同时,李鸿章还同步购买大量洋枪洋炮。
由此,淮军的战斗力大大提升。
当然,同时期的太平军也装备了一定的洋枪洋炮。
但由于训练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更换装备的太平军战士不善于使用洋枪,往往是还没学会怎么放射,就在战斗中被清军俘虏,花重金购买的洋枪也成为清军的战利品。
1862年10月,李鸿章指挥扩充后的淮军对太平军发动进攻。
见淮军气势汹汹,驻守常熟的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打开大门,率部投降。
拿下常熟后,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州、常州的战役。
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了太仓、昆山等地。
眼瞅着苏州外围据点全部沦陷,李秀成心急如焚。
但此时的李秀成却无暇东顾,因为天京被湘军包围了。洪秀全给他下达了死命令——“若不遵诏,国法难容”。
1862年6月,当湘军第一次出现在天京城外时。李秀成并不在意。
他对众将分析道:敌军初至,锐气正盛,又有水师支援,水道难争;要解除天京威胁,现在时机尚未成熟。目前我们只能先从苏州调运军火、粮米,并抽调部分人马赴京,以增强城防力度。待敌人屯重兵于城下,时间稍久,军心懈怠后,再寻找战机歼灭他们。
李秀成的主张,可谓知己知彼,考虑得相当周到。
但洪秀全却庸人自扰,惶惶不可终日,一日三诏,频频遣人到苏州催促李秀成回援。
后来催促的次数多了,洪秀全对李秀成的忠诚也产生了怀疑。
见洪秀全怀疑自己,李秀成不敢再推脱,只得率军回援天京。
随着李秀成的回援,太平军拆东墙,补西墙,天国的末日也进入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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