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保持纯正与走向世俗矛盾下的产物——南宋理学

宋代，科举的平民化空前发展，贵族不再垄断科举名额。相对来说，宋代的科举一定程度上是公平的，欧阳修写到，“比于前世，最号至公”，注重人才的选拔，这就为中下层人士进入官僚系统提供了可能。而何为人才，何为选拔标准，在宋代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理学的地位不断上升，展示出与科举融合的倾向，而这种倾向也进一步推动理学的传播和发展。

一、官方的态度，理学跌宕起伏

高宗年间，党争激烈，官方对理学的态度由接纳到排斥，最后各方相对平衡。科举也受官方态度的影响，由崇拜伊洛之学到排斥，最后在各家学说之间达到了一定的平衡，但此时的理学仍然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孝宗时期，理学仍然处在被官方认可和排斥中，并在后期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打压，但没有像高宗时期秦桧那样对理学进行严禁，同时，运用理学思维在科举考试时可以获得较好的成击，推动着理学通过科考人士进一步传播。不光这种有志于研究理学的人推动了理学的发展，许多希望入仕的人同样也在推动着理学的发展，虽然他们意图是通过理学来科考，但这也在客观上助推了理学的发展。无论是追求学术还是追求名利，都在推动着理学的发展，虽然各自目的混杂，但是理学人士门下人数大增这是个事实。

光宗在位时期不长，对于理学而言，可以算是理学从被接纳到被排斥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一时期，上书去除理学污名化的刘光祖被免去殿中侍御史，而他的政敌刘颤却被提拔任用这也反映了理学与反理学两派斗争之间的转折点。理学人士此时在朝野当中的处境趋于劣势，污名化与朋党论使得科举虽然不会贬斥使用理学思想的人，但是理学人士已不再得到重用。

这主要是由于光宗态度的转变，这种态度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了运用理学科考的士人。虽然理学人士遭遇了挫折，但是理学作为一种当时流行的学术思想，在科举考试中仍然占据了重要位置，运用理学思想作答从而中举被反理学派抨击是作弊，但是理学仍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宁宗时期，理学面临着全面被禁的不利局面，地位再度下降。

庆元初期，韩党掌握大权，出于为自己政治服务，大力打击理学，理学人士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理学思想和著作都遭到了毁坏，“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请将语录之类并行除毁”。这就使得依托官方的科举对理学的态度发生了极大转变，科考中稍稍涉及理学就会被批，以理学思想来写作从科举中被全面剔除。直到“开禧北伐”失败后，理学及理学人士才有了缓和的机会，有了登入仕途的可能，理学思想迎来了春天。

随之，理学思想开始广泛流传，在民间成为主流，而在官方取得认可是在理宗朝年间。理宗亲撰《道统十三赞》，标志着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魏希德将这次更替评价为“政府放弃了自我认可的公正仲裁者的角色，成了士人文化的领头人…….以加快道学的传播。”

二、科举的催化，理学熠熠生辉

科举考试的评判标准随着政治风向不断变化，对理学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着，最终确立理学的正统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反映着朝廷对理学思想态度的变化。

科举与理学思想的结合，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重要作用。科举作为官方选拔人才的手段，带来了阶级流动，使得很多寒门子弟得以入仕。与此同时，科举制度也会推动某种思想从中央到地方的传播。而理学与科举的结合，正是推动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播。

而理学的发展使得这些掌握文化资源的知识阶层，对政治权力的呼吁也不断增强。葛兆光所说，他们独占着对理的诠释、理解和实践的能力，所以，他们也希望得到批评的普遍权力。因此，他们要么通科举入仕做官，要么创办学堂进行讲学，以图扩大自生和理学在地方的影响力，而在这一过程中，就会分化中央和权贵对理学解释权的独占，使得知识下移。

北宋张载就提出，“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学者，则道可传。”在理学与科举结合后，士人可以在科考中运用义理进行写作。于是，理学人士一方面继续进行理学经典的学习，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应试教育的内容，为科举考试做准备。他们注重学习张载、二程等人的著作，会对周敦颐和二程等人的作品进行阅读，以此来作为进一步提升的基础，由此可见理学经典在人们心中的重要位置。

理学家对于理学与科举的关系的态度是相对复杂的，一方面必然存在着功利性倾向，有入仕做官的意图，但另一方面如果可以成为科考内容，则会有助于推动理学的正统化和传播。因此，科举考试是理学家实现理想的重要途径，尽管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弊端，但是这条途径是不可抛弃的，这一态度也体现在理学家去规划科考应试的过程中。

他们将应试策论分阶段进行，每个月安排经、论及策三种课程。“末旬则仍以时文为课”，时文，为科举考试的特有文学，更加强调格式、程序。总体来说，时文中有好文章，但是士人在进行时文学习和应试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义理本身的理解出现偏差，这种为了科举考试而去进行理学学习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理学在传播过程中不再像先前那样纯粹，功利化倾向在加强。

尽管在理学与科举的结合过程中，弊端有很多，但是理学与科举的结合是有其合理性与互惠性的。当然，理学与科举的结合也并非毫无原则的接受科举对理学的功利化改造，不是毫无原则的妥协，只是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重新树立一个标杆。

在科考的影响下，理学得到了不断传播，成为科考的主要内容，这在客观上使得理学人士的追随者和门徒大增。但是出于自身的意图，部分理学人士在学习过程中，出现了偏离自身的现象，这种偏离使得理学的发展从内部出现了困境。

而这种偏离是多重因素的结果，首先，考官个人的生平背景会影响到其对文章的评判；此外，身为理学士人内心那种报国心切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与永嘉学派的功利思想产生共鸣。当然，这也与理学本身在发展过程中历史实践的体悟有关。呈现出了对心性认识不足，有功利化倾向。

这种追求实际效果对年起人的吸引是极大的，朱熹就曾对此表示出极大的担忧，他担忧这种本该沉浸于经典学习，提高自身修养的阶段去盲目追求结果，这样只会背道而行，不会有真正的成就，是种空泛的爱国主义。

在孝宗之后，出现了重时文轻义理的现象，朱熹对这种纯粹为了应试而学习的行为指出，“公乡间有时文之习，易得巧。”这种速成的学习方式使得士人不再钻研于理学经典的内涵，仅以文取巧，流于形式，极其肤浅。对道德义理的认识不够深刻，理学立场不够坚定，成为了一种通病。此外，理学人士不能以史悟道，盲目追求新和变，极容易陷入为所谓的批判而批判的思考方式，自视其高，从而偏离了理学本身。

当然，面临这些问题，理学人士也进行了反思。朱熹等人就曾针对这一情况提出了自己的反思和应对方式。

三、世俗的倾向，理学地位巩固

汉到隋唐的一千余年间，由于受到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的影响，儒家学者偏重名物制度、章句训诂，讲究的是师承家法，对经义本身却无多少争论。反映在察举和科举的各种通经考试上，只问墨义、注疏，不允许对义理内涵做自由发挥。

历史进入宋代以后，汉唐儒学的这种旧传统出现了变革的必要和可能。到北宋时期，理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排斥，到南宋，官方对于理学的态度也是极其复杂的，最终出于自身需要和外力推动，理学与科举结合，成为了正统思想。

淳祐年间，有地位的士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按照理学标准来进行穿着的，“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这种服饰习惯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理学思想在官方的地位，甚至高官上朝都会按照理学规矩来穿戴服饰，理学从一种学术思想，在传播过程中，全面渗透到了生活各个领域。

科举通过理学来取士，理学通过科举得到了广泛传播，以其自身的文化资源与官方的政治资源进行互换，在这一过程中，理学的纯洁性又不可避免的受到挑战，朝着事功性方向倾斜。对于当时同样有极大影响力的永嘉学派进行了整合，致使永嘉学走向衰落，但是其功力学说对理学进行了弥补和补充，程朱理学得到进一步发展，适应了当时现实的需要。

在南宋后期，理学确立了主导地位；到了元代，朝廷进一步肯定了理学的地位，明清之后，理学的正统地位日益巩固。

综上所述，随着理学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保持思想的纯正与将思想推向世俗化，成为了一对矛盾。当然，某种思想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化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体现官方意识形态的科举更是一剂催化剂。通过科举来探讨理学思想的变化极其所受影响，对厘清理学在思想史上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结语：

祝尚书等学者已经明确提出科举与理学存在互动关系，学术界目前更多的侧重于研究理学对科举的影响，但对于科举对理学的影响的相关研究尚不充分。南宋官方对于理学态度的变化，以及科举对于理学态度的变化，从深层来说，是社会思想变化的结果。科举与理学在南宋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其特有的时代特殊性。

伴随着隋唐科举制度的确立，科考成为统治阶层选拔人才的主要渠道，同样地，科举也是士人向上流动的重要方式，对士人影响是极大的，而南宋以来，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增多，录取人数也增多，考生待遇得到提高，理学通过科举的平民化和普及性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同时在理宗朝时，成为官方正统思想，纳入科举考试的范围中，考试运用理学思想作答往往能取得较好的成绩。在这一过程中，理学与科举结合，成为推动社会流动的工具。但与此同时理学后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背离倾向。

彭国翔曾道，思想史既不是单纯研究外部的历史境遇，也不仅仅着眼于思想本身，而是兼顾史实与自觉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思想与史实之间的互动。这一论断，较于南宋理学来说，科举与理学相结合，这一事实与理学本身产生了互动与矛盾，引起了理学思想的一系列变化，这对南宋社会思想和文化生活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