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农村种地？怎样种好地？

本文转自：大众日报□ 杨志恒

种地是关系农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任务与关键所在。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快转型，调动农民种地积极性，解决农民“种地难”问题，创造和提供有利于农业高产、优质、高效的生产体系，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围绕“谁在农村种地？怎样种好地？”这一重大问题，笔者赴鲁北平原、胶莱平原等农业主产区开展调研，带来第一手观察与思考。

“种地人”群像

时至今日，农村的“种地人”构成不断变化，来源更加多元化。我们调研发现，目前，在乡村种地的农户占农村常住人口的70%左右。实际种地的农户主要包括四类人：单个家庭经营的自耕农、兼业农户、规模经营户和新农人，占比分别为45.1%、26%、1.4%和0.5%。

首先，自耕农是种地时最常见的身影，但老龄化趋势明显，“自耕农经济”不断解体。小农户自耕自种是千百年来中国农业生产的缩影，一家人、几亩地，自给自足。随着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且农业生产效益相对较低，大量农村青年选择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失。调研发现，留在村里的自耕农普遍年龄在55岁以上，学历不高，接受农业新技术的能力较差，存在知识结构的偏差，耕种的土地多为自家承包地，规模小于2亩，收益低，以自给自足为主，随着年事增高，丧失劳动力后就会选择把土地租出去或者流转出去，不再种地。

其次，兼业农户占比较大，农民兼业化和农业副业化的状况已经成为普遍情况。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季节性和周期性，闲时务工，忙时务农，是很多农民的生活常态。当下，农业机械化普及极大提高了农业作业效率，集中播种和收获的用时短，种地变得简单，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大幅下降，使农户获得了充足的兼业时间。这类人拥有城市和农村双重身份，就业广泛，家庭收入不依赖种地收益，但部分农户缺乏耕种技术，选择将生产关键环节委托给社会化服务组织或个人，但由于外出就业的不稳定，农户为最大化自身利益会将土地视为最后的生活保障，不愿意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三，规模经营农户不断壮大，农业生产经营向产业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规模经营农户主要包括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和农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农户闲散土地集中承包，进行规模化、机械化连片种植，实现了农地高效利用，还节约了人力成本。我们调研发现，虽然规模经营农户人数较少，平均每个村5户左右，但他们有技术、懂经营，产出的农产品商品化率可达到100%，而且他们有些同时还是社会化服务主体，拥有丰富的耕种、农资经销、农机服务或农产品加工等经验，为耕、种、防、收、储、运、销全产业链协同打下基础，但存在经营不善等情况，毁约退地率高。

第四，下乡、返乡新农人活跃在生产一线，集聚起一批工厂化、标准化、订单型现代化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山东省工商资本下乡规模超千亿元，一批具备复合技能的新型职业农民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先锋，给农村农业发展带来了新理念、新技术、新业态，是工业反哺农业、城乡融合的重要体现。我们调研发现，这类人群的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多采用精细化、智能化农业作业方式，规模化经营程度高，经营场所相对固定集中，核心技术领先，是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建设主体，对土地承包、流转有较为清晰的合同约定，对于农产品市场走向把握较为准确，在他们带动下，有效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力量。

种地面临的制约

现代农业打破了以精耕细作、小面积经营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内循环模式，对农业生产所需的“人”“地”“钱”等要素配置提出更高要求，叠加农业面临的诸多自然风险和经营风险，要想种好地，如今还面临系列一系列制约：

第一，“缺人”，农民断代与农业人才缺口问题突出，中小农户在现代农业产业分工体系中缺乏参与性。城镇化高速发展与人口拐点的到来，使得农村常住人口大量减少，农民断代现象明显，农业劳动力缺口不断被机械化替代。同时，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不断渗透，农业生产分工不断深化，农业已不再是简单劳动密集产业，农业新品种、新农机、新技术、新商机层出不穷，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开始有了技能门槛限制，而现有高龄、兼业小农户的知识、技能、观念等已经不适应这种变化，对农业新技术应用缺乏热情，往往游离于现代农业产业分工体系之外。

第二，“缺地”，农地分散化经营与设施农用地保障不足严重制约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一方面，现有农地经营规模过小，权属细碎化制约了土地流转，无法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扩大经营规模的需求，导致耕作效率低下，农业生产成本高，缺乏市场竞争力，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另一方面，工厂化的现代农业对设施农业用地需求大，农地供给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衔接不足，缺少针对现代农业发展的专题规划，设施农业用地保障困难已经成为普遍性问题，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有效提高。

第三，“缺钱”，农业较低的收益率和较高的经营风险导致农业融资困难。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支持政策，然而农业投资回报率低，流转速度慢，变现困难，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仍然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而且农业项目门槛太低，容易复制，“乱跟风”“一窝蜂”造成农产品同质化严重，侵蚀投资利润。此外，受涉农投资资产确权难、农民征信记录少等影响，种地频频遇到抵押难、抵押物不足等融资难题，融资多依赖自有资金，难以做大做强。

第四，“缺配套设施”，农田水利设施不足，建设标准低，农业生产条件有待进一步改善。尽管现代科技提高了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但现代农业依然无法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其中，水资源是制约农业生产的最大障碍，受水利设施陈旧、水域面积急剧萎缩等影响，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只能“靠天吃饭”。同时，现代农业科学种植和耕作方式对农业配套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目前对种质资源创制与专用品种筛选等方面技术研发与集成配套的重视程度不够，相关高效农机、先进智能装备和管理系统推广应用遇阻。

保障农民种好地

立足现代农业发展新时代，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全力以赴破解种地难题，让农民有奔头，让种地有赚头。

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大力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解决好“谁来种地”问题，需要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确保农业后继有人。比如，青岛市即墨区段泊岚镇大力推广植保无人机，培育了16支服务团队，有利支持了本地规模经营户的生产。便捷可及的农资农机服务、农产品供求和质量安全检测等信息服务以及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等，为农业生产全程托管创造条件，有效推动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从而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确保农业后继有人。

强化农业生产用地保障，适应现代农业发展新要求。要规范土地流转，鼓励采取互换、出租、转包、借用、转让等多种方式，全面推进土地合作经营，共享发展权益，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相对稳定的租地规模，作出长期经营规划。同时，依法保障设施农用地合理需求，在不突破生产设施和辅助设施用地规模的前提下，合理布局设施农业用地，有序推进农业内部用地结构调整，加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规划的衔接，实现农业经营有利、农地利用有序。

优化农村信用环境，加大金融信贷支持力度。要强化信用奖惩机制，降低农村融资中抵押担保的比重，构建明晰安全的、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产权制度。并结合高标准农田、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发展产业链金融，鼓励农户参与其中，帮助农户提高信贷保险征信，为种地添足动力，拓展农业增值增效空间。

强化农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综合生产能力。从实践来看，以农村基础设施项目为牵引，加快传统优势产区设施改造提升，推广现代农业全流程高效生产设备和智能化管理系统，能够增强新型经营主体抵御气候等自然风险能力，帮助新型经营主体解决灌溉、秸秆处理、仓储、物流配送等实际困难，全面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提高农产品初加工能力，提升农产品商品化率。这有利于减少农产品产后损失，提高农户应对市场的能力。通过农产品加工业的壮大，构建农业经营增长体系，实现技术标准化、组织一体化、销售稳定化，可以起到带动农民进入市场、增加收入、建设现代农业的作用。

强化农产品质量认证，增强农产品品牌意识。比如，商河县郑路镇通过打造“郑路珍珠红”等特色农业品牌，培育出一批运营良好、联农带农能力强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主体，并做好厂商合作、产销衔接，不断将特色农产品资源优势转化为商标品牌优势和市场竞争力，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造更广阔的市场机会，激发他们的种地热情。

（作者系山东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