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形态角度，看李唐盛世衰亡的必然性

大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这一年，大唐正站在繁盛之巅，享受着“盛世”的美誉。它的繁荣富强，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它用最强大的军队守卫着国家的山河，用美丽的丝绸促进名族的融合，用丰富绚丽的诗歌宣扬大唐的风采。各个国家的商人使节纷纷被这个繁华之地吸引，在这里进行着大规模的买卖交易。

然而就在这一片盛世之际，却爆发了足以威胁李唐王朝政权的“安史之乱”。而我们知道，“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社会动荡，严重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了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任何暴乱都有其发生的缘由，那么在这繁盛的开元天宝年间，为何会发生这样一场灾难呢？而造成李唐王朝衰亡的罪魁祸首，是否只是“安史之乱”爆发后造成的各种政治经济上的破坏呢？笔者通过对“安史之乱”爆发原因的研究，认为李唐盛世的衰亡有其必然性。

一、“安史之乱”爆发的直接原因

1.从安禄山的利欲和军事实力来看其发动“安史之乱”的可能性

安禄山是唐玄宗时期最有才干的边将之一，“性情韬铃，气秉雄武，声威振于绝漠，捍御比于长城，战必克平，智能料敌。”他的性格也诙谐机敏。由于他的才干和性格，唐玄宗非常信任他，并给予他重任。由于他守卫边疆有功，他被誉为“万里长城”，得到了皇帝的很多赏赐，受到了百姓的尊重，功成名就。可是他为什么会选择发动“安史之乱”呢？

在这里，笔者会从安禄山的利欲和军事实力两点来分析，安禄山是否有必要发动“安史之乱”。

安禄山于天宝十载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重兵在握，位极人臣。这时的安禄山可反可不反，而反不反都以其政治利益为转移。然而此时的安禄山已经“富贵已极”，年过50，肥胖症和眼病都在加重，况且如史书所说，“即叛，不能无恙惧。”这个时候的他选择反叛，对他来说是弊大于利的。

除了利欲之外，另一样要考虑的就是他的军事实力。天宝初，唐朝共有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及西川剑南九个节度，兵马约50万。

除剑南节度使之外，均在北方。其中安禄山统帅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兵马20万，最强。哥舒翰统领河西、陇右二镇，兵马15万，次之。安思顺统领朔方，兵马6.5万，又次之。高仙芝，封常清统领安西、北庭二镇，兵马5万，最少。

当时的情景粗看是“外重内轻”，实际上又是各个分立，谁都不具备绝对优势。如果西北方面5镇合兵，那么兵马就多达26万余，便是东北方面的三镇所不能匹敌的，安禄山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

综上两点，发动“安史之乱”对安禄山而言危险重重，自身也没有极具优势的实力。

那么安禄山最终决定谋反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当时的宰相杨国忠激化他与安禄山的矛盾所致。

2.杨国忠和安禄山的矛盾

杨国忠是当时的宰相，他任相期间，专权误国，败坏朝纲。李林甫死后，杨国忠唯一的政敌只有安禄山。

史载：“国忠寡谋矜躁，谓禄山跋扈不足图，故激怒之使必反。”

为了证实自己判断的正确，炫耀自己的才干，他甚至围捕安禄山的亲信以激怒安禄山，逼其速反。安禄山反后，朝廷震惊，杨国忠反而有得意之色。这也就导致了安禄山、史思明以“诛国忠，清君侧”为口号，发动“安史之乱”。

即便如此，安禄山也需要对其成功与否有充分的把握，可以说他成功的机会很小。但他遇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这就是在天宝十四载冬十一月九日甲子安禄山率所部十五万人叛乱时，节度使诸镇中的几名主将都不在任上，这样一来，对安禄山的威慑就打破了。

二、盛世衰亡的罪魁祸首——经济的畸形发展

唐朝由“开元盛世”剧变为“安史之乱”，除吏治和用人方面的因素外，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基础的破坏。

主要表现为以均田制为主要形式的封建小农经济日趋破产和被摧毁和以土地兼并为主要形式的大土地垄断经济畸形发展和恶性膨胀。正是这个经济基础的根本原因，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恶果。那么，天宝年间的经济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经济形态，它又是如何导致爆发“安史之乱”的呢？

唐朝的封建经济结构基本存在三种经济形式：封建国有土地所有制，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小农土地所有制。

而中国农业社会的特点便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即小农土地所有制，这是封建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如果封建统治者削弱和破坏小农土地所有制经济，社会秩序就会混乱，就会激起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农民的反抗斗争；斗争的结果，是生产力被破坏，封建王朝走向衰败。反之，则促进王朝的发展。唐前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就是靠稳定和发展小农土地所有制进行的。

唐初，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可以确保均田制的有效实施。太宗李世民君臣不失时机的采取有效的政策和策略，保证“均田制”得以顺利推行和贯彻，从而使“均田制”得到巩固和发展。

但是到了武则天执政的后期，依附和支持武则天的新旧贵族，新旧官僚，伴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政治日益腐败，生活日趋奢侈，尤其使经济上对土地的兼并和掠夺非常肆意。这样便造成了土地的集中，大官僚、大地主手中的土地就越来越多，这直接促成了小农土地所有制经济向大地主垄断土地所有制经济的转变。

此后，被掠夺了土地的农民四处流散，土地的生产力便随之遭到了破坏。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唐初农民分到的土地到了天宝年间大部分都落入了权贵富商手中，更多的农民失田失业，生产力严重破坏，经济上出现了背离封建社会形态的畸形经济，这种畸形经济激化了社会的种种矛盾，造成了许多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危机，埋下了引发社会动乱的“定时炸弹”。

三、潜在的经济危机带来的一系列消极影响

1.土地兼并之风的盛行，贫富差距拉大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天宝年间的畸形经济发展，导致了悬殊极大的贫富差距。富者坐拥千顷田亩，而贫者则栖身无所。由于生产资料已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广大农民被迫丧失了有限的土地，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件，他们只能沦为佃客，奴婢，或者只能成为四处流散，无家可归的游民和逃户。

这部分农民到天宝年间，总数高达五百万以上。为了生存，他们只好铤而走险，聚集山林，沦为盗贼，或聚众进行武装反抗。自开元三年以来，较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就有有十几次，这成为开元盛世迅速转化会社会动乱的明显征兆。

2.权贵掌权，吏治腐败

天宝年间，政治败坏，吏治腐朽。由于这些皇族戚宦、大官僚、大地主手里掌握了大量土地，政治上自然就成为掌握国家实权的力量。这些人掌权，只能造成奸恶朋比，嫉贤妒能的局面。开元后期到天宝年间，朝廷任人唯亲，主要表现被戚宦掌权，地方任人唯富，卖官鬻爵。比如宰相杨国忠的翻身崛起，就是因为杨贵妃的得宠。这个刁顽无赖之徒，一下变成了身兼四十余职，担任宰相的朝廷要臣。

此外，大地主垄断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形式下，皇族、官僚、豪商手中高度集中了良田土地，金银财富，不为国也不为民，也不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除了用在更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上，只能是无度挥霍。

据《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贵妃之兄杨国忠“昆仲五家。甲第洞开，车马仆御，照炽京邑。每构一堂，费逾千万计。”

单是杨国忠一家聚敛的细绢就有三千万余匹。国家有这样一群堕落的寄生虫醉生梦死的挥霍，老百姓如何担得起呢？

3.藩镇割据势力猖獗，中央集权削弱

经济的畸形发展，也导致了中央集权的减弱和割据势力的形成。唐初，尤其是太宗贞观时期，均田制下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加之府兵制的配合实行，“将不专兵”，“兵无常帅”，政治、军事势力呈现出“内重外轻”的格局。所以，军、政、财、法大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中央足以控制地方，地方将领难以拥有进行反叛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唐玄宗之后，由于大土地垄断土地所有制经济的恶性膨胀，伴随着国家经济命脉被戚宦、权奸、富豪、恶霸所掌握，军、政、财、法大权也随之落在他们手中，中央集权被大大削弱。一些人充分利用朝廷中枢政治败坏的情势，拉拢依靠地方上的恶霸富豪，不断增强实力，扩充地盘，他们既有土地，又有人民，又有兵甲，又有财富，形成为军权、政权、财权集于一身而足以对抗中央的地方割据势力。

这便形成了唐玄宗时期“权在藩镇”，“内重外轻”的局面，加剧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危机。地方将领权势很大，也刺激了他们要求更大更高权力的欲望和野心。所以藩镇将领发动争夺李唐王朝最高统治权的叛乱，就是在所难免的事了。

四、总结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开元盛世”是唐开国后封建经济和政治不断发展的结果，是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中付出辛勤劳动的成果，当然唐玄宗即位后的励精图治也起到了很大的效果。但它始终是以大地主、大官僚的垄断土地所有制经济不断膨胀为前提的。

所以，盛世的“盛”，主要反映了皇族、大官僚、大地主等土地所有者物质生活的奢侈腐化、文化生活的纷繁多彩，以及城市经济、商业贸易的繁盛。但其背后则潜伏着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特别是土地的兼并，破坏了封建国家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加剧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这是“开元盛世”急转为“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所在，“安史之乱”打破了这种盛世的假象，各种社会问题完全暴露出来，加速了李唐王朝的迅速衰亡。所以，安史之乱的爆发可以说是李唐帝国衰亡的一个体现，而李唐盛世王朝走向衰亡有其自身发展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