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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蜀汉的失败,有这样一个说法:对此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刘备的老铁关羽。关羽刚愎自用,盲目出兵进攻樊城和襄阳,结果被孙吴偷袭,人亡地失。如果关羽不头脑发热,守住荆州,等待时机,最后按照《隆中对》中诸葛亮设计好的行动图,一军出荆州,一军出蜀中,互相配合,曹操就被灭了,汉室就复兴了。
其实这是强行把锅甩给了关羽。关羽的性格缺陷确实很明显,攻击襄樊的行动也确实缺乏战略眼光(这其中还有个疑点:关羽自己要攻击襄樊,还是受刘备指示的?这个疑点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但让他承担蜀汉最终失败的所有责任,实在是冤枉了他。
(关羽:我冤枉)
再退一步说,就算关羽没有攻击襄樊的行动,《隆中对》的美好设想就能实现么?
还是实现不了,因为《隆中对》本身,就有三大硬伤。这三大硬伤中,有两个在逻辑上存在着内在矛盾,几乎不可调和。
《隆中对》有其伟大之处,并被历史证明
说这三个硬伤之前,我们必须得承认,《隆中对》作为三国时代最重要的战略思想之一、蜀汉的建国纲领,有它的伟大之处的。而且,它的伟大之处,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历史证明了的。
最好的证据就在刘备身上。207年,《隆中对》之前,刘备基本上百战百败,没有立锥之地,到处流窜。《隆中对》之后,刘备完成了认知升级,开始逆袭,到公元219年,他拥有了益州全部和荆州一部,并正式进位为汉中王,达到了一生事业的巅峰。
这都是《隆中对》预见了的,反过来也证明了诸葛亮的牛叉。
关键的问题,是在刘备的下一步发展上。
(《隆中对》让刘备完成了认知升级)
按照诸葛亮的说法,刘备下一步是:
“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三处硬伤,都在这儿。
第一处硬伤:“外结好于孙权”和“用武于荆州”相互矛盾
《隆中对》中,刘备想要兴复汉室,必须要同时占领荆州和益州,这样才能从荆州和益州两路出兵,干掉曹魏,恢复汉室。
这同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外结好于孙权”,具体行动上,就是要保持和孙权的同盟关系。
但问题的关键是,用武荆州和结盟孙吴不可能同时实现,因为荆州是孙吴的利益底线,不可让渡。
孙权立国,全仗长江天险。而荆州地扼长江上游,是整个长江下游地区(也就是江东)的屏障。《读史方舆纪要》这样形容荆州的位置:“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江汉,就是指荆州了。对于孙吴政权来说,如果蜀汉占据荆州全境,那孙吴就“国必危”,在江东立国的基础受到威胁,东受制于曹魏,西受制于蜀汉,会非常被动。实际上,后来西晋灭孙吴,就是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的。
所以,荆州孙吴集团的核心利益所在,夺取荆州是孙吴集团的首要战略目标。这一点,孙权的几位主要谋士都有过论述。
(孙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
比如,鲁肃就说过:“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甘宁也说过:“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诚国之西势。”他建议孙权找机会干掉刘表,占据荆州,然后“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矣。”
长期防守荆州的陆抗,也认识到荆州的重要性。他认为,一旦荆州西陵被攻击,就应该“倾国相争”,因为这涉及孙吴的国家安全。
所以,蜀汉占据荆州,触及了“以全据长江天险为立国命脉”的孙吴政权底线,孙权不可能坐视不管。所以,不管蜀汉如何承诺,只要仍占据荆州,二者的联盟必然是面和心不和。
司马懿敏锐地看到了孙吴蜀汉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水淹七军、于禁投降后,司马懿向曹操进言:“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襄围自解。”
曹操采纳了司马懿的建议,曹魏、孙吴勾搭起来。荆州局势瞬间转变,吕蒙白衣渡江,关羽败亡。
(形势错综复杂的襄樊之战)
其实就算曹操不主动许诺给孙权好处,孙权还是会袭击荆州,他不可能让关羽坐大。实际上,在和曹魏勾搭前,吕蒙就开始做攻击关羽的准备了。
关羽攻击樊城时,为了提防吕蒙,在后方留了不少兵力。吕蒙以治病为由,离开军队,回到建业,麻痹关羽。而代守陆抗的陆逊,跟着吕蒙大唱双簧,到任后致书关羽,先颂扬他奇功,再提醒防曹,最后表示自己依邻为幸。结果关羽果然大意起来,最后败亡。
第二处硬伤,“袭取益州”和“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互相矛盾
“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是说刘备起兵伐魏,会得到老百姓的欢迎。换句话说,就是刘备在政治上有号召力。
早起的刘备,确实有这个资本。当时刘备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混得很狼狈,但不管投奔谁,曹操也好,袁绍也好,刘表也好,这些诸侯都不敢杀他,相反,通常是以礼相待。为啥呢?因为这时的刘备就是个符号,他是汉室宗亲的杰出代表,兴复汉室的一面旗帜,是有相当的政治号召力的。
刘备自己似乎也认识到这一点了,所以才有他下面这句话:
“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
他处处标榜自己和曹操的相反,曹操是汉贼,自己是汉朝的忠臣。所以,他给自己设定了“宽仁忠”的人设,并努力保持下去。
如果刘备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人设,说不定真能做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但他保持不住,因为益州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所以,当刘备袭取益州后,他的人设就崩塌了。你不是汉室忠臣吗?为啥要攻击宗室刘璋呢?你不是仁义忠厚吗?为啥要用阴谋和武力夺取他人地盘呢?
所以,当刘备占据成都后,天下人开始第一次觉得,刘备的形象其实和曹操也没啥区别。
(夺取益州让刘备政治形象崩塌)
这就是《隆中对》的又一个内在矛盾。如果不夺取益州,刘备还是没有稳定的地盘,没有称雄的资本,更别提恢复汉室了;如果夺取益州,那么他就失去了政治合法性,塑造了半辈子的人设就会崩塌,会失去政治号召力。
而且,后来刘备人设崩塌得更厉害。比如,自封汉中王。实际上,并非所有刘姓都能称王,近亲刘姓才能称王,刘备离得还是比较远的。再比如,曹丕篡位后,刘备在汉献帝仍然在世的情况下称帝。在这一点上,他做得甚至不如曹操,曹操还当了一辈子汉臣呢。
第三个硬伤,兵力分散,正奇颠倒
这处硬伤主要在“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句话上。
这句话有两个问题。
第一问题,两路分兵,让原本实力不济的蜀汉兵力更加分散,而且难以互相支援。
蜀汉“地跨荆益”后,因为中间隔着大巴山和巫山,交通极为不便,战事一旦打起来,两大战区都是孤立存在的,远水不能救近火,相互间难以支援。
比较理想的态势是关羽夺取襄阳,这样襄阳、上庸、汉中连成一片,互相支援还稍微方便点。但这就回到了前面我们说过的问题,孙吴和曹魏,都会拼命阻止关羽,不可能让关羽在荆州继续坐大。
就算襄阳、上庸和汉中连成一片,把有限的兵力再加以分散,也依然是用兵大忌。这个问题,毛主席也指出过:“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安得不败。”
第二个问题,正兵和奇兵互相颠倒。
按照《隆中对》的设计,刘备带兵出秦川,一上将(按照后来的形势发展就应该是关羽)带兵出荆州。那么,刘备亲率的部队,应该是主力;而关羽带领的部队,应该起配合作用。
但这就把正兵和奇兵,弄颠倒了。为什么?因为补给。
当时从荆州攻击洛阳,有一条宛洛大道。宛洛大道从宛城出发,经鲁阳,过汝州,到洛阳。汉末天下群雄讨伐董卓时,孙坚走的就是宛洛大道。这条路宽阔平坦,适合行军和补给。
(若要北伐,走宛洛大道的荆州兵应为主力)
而出秦川的刘备,不管走哪条路,都补给困难。
当时汉中和关西之间,隔着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秦岭。三国时,汉中和关西之间的通道,主要有五条,分别是:祁山道,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其中祁山道通陇右,另外四条道路通关中。
通关中的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和子午道,都要走一部分栈道,行军非常艰苦,补给更加困难。曹爽南征汉中时,傥骆道走了一个多月也没出谷。魏延曾说,走子午道从汉中到关中用不了10天,但实际上曹真从子午道进关中,一个月才走了一半。
通陇右的祁山道,看起来相对容易。从祁山经过成县、沮县到阳平关,500里长,为达到。其中沮县到阳平关有沮水,还通漕运。但走这一路的蜀汉军队依旧补给困难,因为蜀汉军队的相当一部分补给,要从蜀中来。我们都知道李白那句诗,“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所以尽管诸葛亮做了木牛流马,依然没法完成长时间的补给任务。
(木牛流马也解决不了蜀军的补给问题)
魏国很多将领,也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对待蜀军的态度是,能不打就不打,坚壁清野,反正你补给线长,我活活耗死你。
所以,在补给困难的情况下,刘备这一路,是很难成为主力部队的。而关羽那一路,当做奇兵,又显得浪费。
“用武于荆州”和“外结好孙权”相矛盾,袭取益州和保持政治号召力相矛盾,而宛洛、秦川分兵两处,既颠倒了主力部队和配合部队,又因兵力分散难以成功,这就是伟大的《隆中对》存在的三处硬伤。
就像后来王夫之说的:“当先主飘零屡挫,托足无地之日,据益州以为资,可也。从此而画宛、洛、秦汉之两策,不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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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生成时间:2023-02-13 15: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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