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宗室政策的变化与王莽时期的政治动荡

无论是东汉还是西汉，在行政区域划分上，都是“封国”与“郡县”并行，“封国”即汉室宗亲的封地，这些汉室宗亲们“封藩锡土”，“临爵列民”，对汉王朝的政权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吊诡的是，东汉末年，无论是董卓乱政还是曹操秉国，在地方上不乏汉室宗亲拥兵反对，而在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过程中，庞大的汉室宗亲群体却基本上集体噤声，甚至还有助纣为虐者。本着“事物反常必为妖”的原则，我们来回顾西汉历史，分析一下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西汉政府对宗室的打压

西汉建立后，刘邦在郡县制的基础上实行分封制，大封宗室为王，以为藩篱。

“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为诸侯王，奉承天子，为万世法则，不可易。”——《史记.三王世家》

刘邦这样做是吸取了周朝与秦朝的教训。周因大封诸侯导致强枝弱干，周天子威权下移，秦因限制宗室导致纷乱之际宗室云集咸阳被一网打尽，酿成“二世而亡”的悲剧。

毋庸置疑，刘邦分封宗室的政策对初期立足未稳的西汉政权确实起到了拱卫保障的作用。譬如在“诸吕之乱”中，分封在各地的诸侯王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汉书》所言：“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

刘邦分封宗王的本意是拱卫皇室，但是随着天下的稳定，人口繁盛，坐拥封地的诸王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长，光是齐、楚、吴三王就拥有一百六十多座城池，而且封地都是齐楚等富庶之地，实力已经接近天下的一半，“分天下半”。这种情况下，作为藩篱的诸侯王已经日渐成为中央集权过程中的障碍，最终矛盾不可调和，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

汉武帝即位后，吸取了“吴楚之乱”的教训，采取了另一种更为温和的削藩方式“推恩令”。原来诸侯王的王位跟封地只能由世子继承，现在准许诸侯王自己把封地分割让诸子继承，如此，诸侯王的封地越变越小，对中央的威胁也不复存在。推恩令施行以前，诸侯王的封地“连城数十，地方千里”，施行之后，“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诸侯王封地经过一代代的分裂，到了西汉中后期，已经微乎其微，许多宗室甚至贫穷到乘牛车的地步。

在削减诸侯王封地的同时，大汉朝廷又在政治上对诸侯王进行进一步打压。比如禁止诸王私置官吏，降低王国官品秩，不得私自出封地，不得私自交往其他诸王，不得施恩地方官员。在种种限制之下，宗室已经完全被隔绝在权力核心之外，鲜有入朝为官者，西汉时期逐渐变成地方镇守长官的十三部刺史，仅宗室一人担任过。

外戚集团对宗室的排挤

而两汉的共同特点除了宗亲之外，就是外戚。西汉初“诸吕之乱”后，外戚势力很是沉寂了一段时间，至景帝晚期，地方上已经没有能够直接威胁到中央的诸侯王，这个时候，外戚复又粉墨登场。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对于统治者来说，用人最重要的是看亲疏。当然，骨肉至亲的宗室可不行，因为宗室与你共有统治合法性，相比之下，至亲却不同姓的外戚更让人放心。

武帝时期，外戚中有窦婴，田蚡为相，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为将，后来更是有霍光以大将军领尚书事，总领朝政。到汉成帝时，外戚势力达到巅峰，汉成帝不仅任命元舅王凤为大将军领尚书事，还同日册封五个舅舅为侯。得势的外戚集团为了巩固自身权力，不遗余力的打压宗室。例如汉成帝与弟弟定陶王刘康感情甚笃，想把他留在长安，王凤就极力反对，借着天变的由头，把定陶王赶出京城。再比如东平王刘宇来朝，向朝廷求取诸子百家及《史记》，王凤以这些书涉及到纵横权谋，地理险要为由拒绝。汉成帝想任命宗室刘歆担任中常侍，王凤也坚决反对，盖因中常侍乃皇帝近侍之故。可见外戚对宗室防范打压之深。

王莽对宗室的笼络

王莽虽然出身王氏外戚集团，但绝对是外戚中的“异类”，他敏锐的察觉到刘姓诸侯王及王子侯们代表着汉室，与西汉政权息息相关。而外戚集团虽然一时煊赫，但荣辱兴衰全系于皇后或太后一人，根基十分浅薄，摆脱不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命运。所以在他执政时期，假托复古，掀起了一股“兴灭继绝”的热潮。

“兴灭继绝”，出自《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西汉立国至王莽执政时已逾两百年，许多宗亲因为嫡支断绝，因罪除爵等原因丢掉了爵位及封地。王莽在元始元年至元始五年期间，祭出“兴灭继绝”这一春秋古制，对这些宗亲的爵位予以恢复，并大批量对宗室进行封赏。

元始元年春，立故东平王云太子开明为王，故桃乡顷侯子成都为中山王。封宣帝耳孙信等三十六人皆为列侯。

元始二年，立代孝王玄孙之子如意为广宗王，江都易王孙盱台侯宫为广川王，广川惠王曾孙伦为广德王”。

除了恢复落魄宗室的爵位以外，王莽还更易律法，放宽宗室继承爵位的条件，允许诸侯王在无嫡子的情况下让其余儿孙袭爵，宗室因罪夺爵者，不再除爵，而是令其家属袭爵。

王莽的这些举措笼络了一大批中下层宗室，他们纷纷把王莽看作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者。再加上王莽懂得韬光养晦，虽然心怀篡意，但在表面上却折节下交，恭俭有礼，作为外戚子弟却无丝毫嚣张跋扈之态，相反还勤奋向学，“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在西汉末腐朽堕落的贵族圈子里宛如一股清流。所以相当一部分宗室成了王莽坚定的拥护者，甚至积极在王莽篡汉的过程中推波助澜。

王莽篡汉过程中宗室的反应

当然，一个人再怎么富有人格魅力，也不可能博取所有人的好感。在王莽篡汉的行迹越来越暴露无遗时，汉室宗亲们也分裂为两派，一派“倒王”，一派“挺王”。

“倒王派”认为王莽迟早会篡汉称帝，到时候天下不再姓刘，他们也会丧失掉宗室的特权。这一派主要以王子侯为主，也就是所谓的“少壮派”。比如公元6年，王莽自称假皇帝，离篡位之后一步之遥，安众侯刘崇与安众侯相张绍密谋：“王莽如今专制朝政，下一步肯定就是要篡位了，天下反对他的人却不敢揭竿而起，这是身为汉室宗亲的耻辱，我要敢为人先，到时候海内外肯定会群起响应”。

公元7年，武平侯刘璜与翟义起兵，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反对王莽。

公元9年，徐乡侯刘快举兵数千人，反对王莽。

但这些“倒王派”都是些中下层宗室，实力弱小，又星散各地，他们的举义旋即被扑灭，并没有对王莽的篡汉进程造成影响。

“挺王派”宗室则完全倒向王莽，为王莽的篡汉举动宣传造势。西汉年间流行“五德始终说”，到西汉末期，出现了"汉运将终，应更受命"的论调，而且这种论调还大有市场，甚至连汉哀帝都深信不疑，还特地整了一场“再受命”的闹剧。

而“再受命”以闹剧形式收场，让天下人更加坚信“大汉药丸”，而作为西汉末年的一股“清流”，王莽无疑被视为“天选之子”，所以这些宗室吹捧起王莽来简直是不遗余力。

比如公元5年，泉陵侯刘庆上疏，认为王莽应该效仿周公，行天子事。

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起兵失败后，其族父刘嘉令上疏为王莽歌功颂德，并大骂刘崇是国贼。

公元8年，广饶侯刘京上疏奏报符命，说有人遇见天使托梦，言：假皇帝当为真。

总之，这些“挺王派”宗室花样百出，从各个角度为王莽篡汉的合法性做出解释，甚至出现王莽即位时“汉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玺韨，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的怪象。如果刘邦泉下有知，肯定会惊诧不已，这丫肯定是假的刘姓吧。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导致在王莽篡汉过程中，许多汉室宗亲推波助澜，扮演了不光彩角色，直到王莽称帝后，大范围更易制度，惹得天怒人怨，才复又有汉室宗亲起兵于各地。可能也是因为有了西汉末年的前车之鉴，所以东汉末年天下即将大乱之际，东汉朝廷开始以宗室出镇地方为州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