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刘秀力挽狂澜完成汉室重建

两汉之际，随着西汉统治江河日下，人们怀念昔日的辉煌，从而产生了一种对于“中兴”的向往，是当时社会普遍的希望振衰起敝、重现圣君盛世的政治理想。

成帝时扬雄作《赵充国颂》，以周宣王中兴周室誉美汉宣帝的中兴汉室：在汉中兴，充国作武，赳赳桓桓，亦绍厥后。

杨雄以赵充国事迹与周宣王平夷狄方叔、召虎相比，以宣王中兴周室赞誉汉宣帝中兴汉室，此时，“中兴”或者“宣王中兴”的说法似已经出现。

汉宣帝被称为西汉的中兴之主。汉武帝统治后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皇室内部自相残杀，并最终演变为一场“巫蛊之祸”，直接影响了帝国的继承人选择。

此外，武帝在位期间一系列开拓政策，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消耗了大量社会资源，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痛苦，整个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

公元前86年，汉昭帝即位，年仅八岁，朝政实际掌握在受遗照辅佐幼主的霍光手里。昭帝在位仅14年，22岁病死。

公元前73年，汉宣帝即位。宣帝自小生长与民间，熟知民情，了解百姓疾苦，“至孝宣，由厌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所以他比其他帝王更了解社会的动荡，更关注百姓的生活。

鉴于武帝后期“民用凋敝，奸轨不禁，时少能以化治称者”的状况，宣帝在亲政后展开了以“刷新吏治”为核心的一系列措施。

选拔并任用了一批如相、黄霸等干练有为的官吏。宣帝重视对官吏的考核，有功必赏、有过必罚。

宣帝本身非常勤政，“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进。”史称“吏称其职，民安其业。”

由于宣帝重视官吏的素质，被任用的官员，大多习晓文法、廉明有才，他们在中央和地方政绩显著，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百姓生活的安定。此外，宣帝时期的法令、刑狱也比武帝时期清明许多。

总之，宣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得几乎是岌岌可危的西汉王朝，又重新兴盛起来，因而汉宣帝也被称为西汉中兴之主。

此外，汉宣帝还继承了武帝的政治精神，延续了“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强化了西汉政治文化，而这对东汉光武政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光武中兴

宣帝之后，西汉的历史失去了光辉，不可同日而语，“中兴”的气息也不复存在。西汉江河日下之际，人们希望能够恢复以往的盛世，对于中兴的追求成为世人普遍的理想。

而之后最让世人称道的莫过于“光武中兴”。西汉末年，刘秀利用“人心思汉”的社会舆论，迅速恢复天下安定秩序，完成了汉室的重建。

谥法云：能续前业曰光，克定祸乱曰武。祖有功而宗有德，光武中兴，故朝称世祖。世祖在位期间，“务悦民心”，改革弊政；“务从节约，发展生产”；泛容爱众，尊贤纳士，重现西汉繁荣，中兴汉业，功绩卓著，历代受到赞赏。“自古中兴之盛，无过于光武”。“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允冠百王矣”。

“光武中兴”成为在当时广泛使用的政治术语。“及光武中兴，斫雕为朴”。“光武中兴，未遑外事”。“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

裴注引《魏书》明帝戊子诏曰：“昔汉高祖创业，光武中兴，谋除残暴，公昭四海”。《后汉书·左雄传》：“汉世良吏，於兹为盛，故能降来仪之瑞，建中兴之功。”

宗室是皇族的近支，以刘秀为首汉宗室的中兴是“光武中兴”的开始和前提，也是人的复兴。

汉代宗室的确立与衰败

公元前202年，刘邦即皇帝位，西汉王朝建立。与此同时，以刘邦之父刘太公为始祖的刘氏家族取得了宗室地位。高祖末年，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

分封宗室为诸侯，这是刘氏家族贵族化的开始。高帝六年后先后分封九国同姓国。刘邦废除因功封王，变为因亲封王，且限定于皇姓刘姓，为的是确立家族世袭王权。

西汉建立后，从高帝到武帝，宗室制度逐步完善，宗室唯天子之子，则裂土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则嫡者一人继王，庶子皆封诸侯。

诸侯王在各自王国内具有很大的权利自不必多说，宗室子弟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也拥有诸多特权。

首先，宗室可以直接参与中央朝政。文帝即位时，曾言：“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宣天子，寡人不敢辞。”遂继天子位。

在天子即位这样的大事，宗室是会参加的。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请求削诸侯地，“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此外，宗室拥有入仕的权利，可以通过察举、征召等途径入仕。

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经济方面，诸侯王享受复除权，免收徭役和赋税。

宗室凭借爵位和封号享有相应的食邑，收取租税，再加上朝廷的赏赐，生活大体是衣食无忧的。

秦汉以来，皇帝制度的建立从而使得刘氏宗族取得了特权地位。然而，从根本上来说，专制主义皇权天然具有排他性。

而宗室因其血统关系，具有取代皇权的可能性而首当其冲，某种程度上被皇帝视为最危险的群体。

其次，宗室具有天生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内部滋生了腐败与荒乱。加之因为汉初实行黄老之学而对其管教有限，宗室更是选择荒乱以示无为，其行更为不堪。

家族宗法制造就了一大批横行霸道的纨绔子弟。“小者淫乱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汉诸王率多骄淫失道，盖沉溺放姿之中，居势使然也。”

皇族子弟的腐败是王朝衰败的一个重要标志。新莽以来，由于刘氏宗室的衰败，国家政权逐渐转移到外戚手中，王莽对宗室采取打压的政策，刘氏宗室被夺爵、夺官、夺姓，成为新莽统治下的二等臣民。

公元9年，刘氏宗族玺绶的收缴和王室宗族蛮绶的授予，标志着刘氏宗族地位的丧失。

汉代宗室的“中兴”

王莽依靠裙带关系，利用特殊的历史机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如果能够切实解决社会遗留问题，他将青史留名，万古流芳，如果不能，他卑劣的夺权手段和所作所为，将会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标靶和泄愤的对象。

显然，新政结果不尽人意，王田奴婢政策是脱离实际的复古主义空想，不仅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

而且损害了豪强地主的利益，五均六篼成为官僚富豪渔利的手段和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币制改革造成了经济生活的混乱和人民的反抗。

新政不仅没有缓解旧有的社会矛盾，反而加速了矛盾的激化。沉重的赋税、徭役和兵役，吏治腐败再加上灾荒和疾病，百姓日益困苦，公元14年，已经是“缘边大饥，人相食”。

即使是帝国核心关中地区，也是“民庶涂炭，百不在一”。而王莽面对此情此景，却依然在建造奢豪的九庙，三年而后成，耗费数百巨万，卒徒死者万数。山雨欲来风满楼，面对压迫，被排挤的刘氏宗室势力与农民奋起反击，举行了大大小小的起义。

在王莽篡汉前后，以西汉宗室为主体的反抗就不断出现。居摄元年（公元6年），四月，安众侯刘崇与其子张绍谋曰：

“安汉公专制朝政，必危刘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举，此宗室耻也，吾帅宗室为先，海内必和”。绍等从者百佘人，遂进攻宛，不得入而败。

居摄二年（公元７年），东郡太守翟义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移缴郡国，言“莽毒杀平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今共行天罚诛莽”。

建国元年（公元九年）四月，徐乡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起兵于其国，举兵攻即墨。真定刘都等谋举兵，发觉，皆诛。

刘氏宗室贵族和拥刘官僚地主的起兵，自然是因为刘氏江山被王莽篡夺，要与其争夺最高政治权利。

但由于这一时期，王莽牢固地掌握着国家政权，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宗室的举事并没有取得成功。然而他们并没有放弃，而是在等待机会。

天凤元年，琅挪海曲有吕母者，子为吏杀，犯小罪，宰论杀之。吕母怨宰，密聚客，规以报仇。招合亡命，众至数千。吕自称将军，引兵还攻破海曲，执县宰，斩之，以其首祭。

吕母起义引发了农民起义的浪潮。后数岁，琅琊人樊崇起兵于莒，众百余人，后合数万人，号曰赤眉军。

新市人王匡、王凤、马武、王常、成丹等号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及其支党朱鮪、张卯等北入南阳，号新市兵。平林人陈牧、廖湛复聚众千余人，号平林兵。

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他们摆脱了沉重得无法忍受的负担，挣脱了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给了统治者当头棒喝，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敢与无畏，是推动时代进步的动力。

然而在封建社会，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他们因为生存受限而起义，起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饥馑，争夺生存的权利。

绿林军起义主要是：“南方饥馑，人庶群人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赤眉军起义的主要原因是“时青、徐大饥，寇贼峰起。”

当自身衣食温饱解决后，便失去了新的目标，徘徊不前。赤眉军“虐暴吏民，百姓保壁。入掠酒肉，互相杀伤。”此时他们已经无法领导起义走向新的胜利，而能够担任这一角色的，就是刘氏宗室。

西汉末年在社会上传播的“人心思汉”思潮，使得刘氏宗室天然具有号召领导的优势。

“天下同苦新室，思汉久矣。”“王莽篡弑，残虐天下，百姓思汉。”“天下同苦王氏，思汉久矣。”“吏民歌吟思汉久矣。”

所以在刘秀、刘縯兄弟和刘玄等刘氏宗室参与到农民起义后，很快获得了起义军的支持，起义队伍提高了组织性与纪律性。

此前，绿林军攻离乡聚，藏于绿林中；大疫，乃各自分散引去；匡进攻随，未下。起义军的战斗意志并不坚决，缺乏战略部署，是一支游离涣散的军队。

在王莽君臣看来，只是饥寒群盗，犬羊相聚，不知为之耳。刘秀等宗室加入后，起义军便不断攻城掠地，更始元年，汉军与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战于沘江西，大破之，斩阜、赐。

从前被王莽视为“饥饿盗贼”不足为虑的农民军，招致了王莽的恐惧。之后起义军建立了更始政权，斗争形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仅半年就消灭了王莽主力，推翻了新莽政权。

绿林军拥立的更始集团，在建立政权之后迅速腐化，另一支刘氏宗室刘秀兄弟则继续复兴汉室的功业。

刘秀以宗族名义起兵名，他的世系清楚地标明他是刘邦的后裔，这也是他引以为傲的地方。以刘秀、刘縯为代表的刘氏宗族一开始就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即“复高祖之业，定万事之秋”。

《后汉书》记载：

刘縯性刚毅，慷慨有大节。自王莽篡汉，常愤愤，怀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莽末，盗贼群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诸豪杰计议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此亦天亡之时，复高祖之业，定万事之秋也。”

所以刘秀即位之后，一边扫平叛乱，一边颁布法令减轻百姓负担。

刘秀的所作所为，诸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尊贤下士，士多归之”，“所过不掠夺”，不仅符合复兴汉业的宗旨，也符合广大百姓的利益诉求。

在反莽战争的关键一战昆阳之战中，以刘秀为代表的刘氏宗室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于这次战争，王莽是相当重视的，莽闻阜、赐死，汉帝立，大惧，谴大司马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百万，甲士四十二万人，至颍川复与严尤、陈茂合。

他把最精锐的官军派赴前线，“征天下能为兵者六十三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吏；选练武士，招募猛士，旌旗辅重，千里不绝。时有长人巨无霸，长一丈，大十围，以为垒蔚；又驱诸野兽虎豹犀象之属，以祝威武。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诸将见此情此景，皆惶怖，忧念妻孥，欲散归诸城。

刘秀为了稳住军心，说道：

“今兵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埶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即破，一日之闲，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后为诸将图画成败。

莽军到城下时，刘秀使王凤、王常留守，与李轶等轻骑出城求援。光武与营部俱进，自将步骑千余，前去大军四五里而陈，斩首数十级。复进，诸将共乘之，斩首数百千级。

在昆阳之战中，刘秀首先表现出来的是积极的态度，不惧敌，不畏敌，并且主动安抚诸将的情绪。

其次刘秀有着较高的指挥与战略水平，在诸将面面相觑的时候为起义军谋划，制定突围的方略，在战斗中能够制作伪书瓦解敌人的战斗意志。

最后，刘秀本人能够带头冲锋，也体现了其勇敢大无畏的精神。“昆阳之战，光武威震天下，王业之兴肇此矣。

刘氏宗室从王莽统治下的“二等臣民”变成了推翻新莽政权的领导力量。团结农民起义，迈出了重振刘氏皇权的第一步，将“刘氏复兴”的梦想第一次变成现实，为天下宗族反莽势力注入了活力。

刘氏宗族在刘秀的领导下完成了汉室的重建，并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完成了自身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