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应为国家写点东西”

本文转自：河南日报

□毛新如

王绶青是我的夫君，他是2021年9月24日过世的。他说：“我不该走，我不能走，我还应为国家写点东西，我还应为人民做点事情。”

我和绶青相濡以沫、休戚与共度过60个艰难而甜蜜的春秋。他是卫辉人，家里很穷。他六岁习字，投师于严厉的李时庵先生，这让他从小养成了勤学苦练一丝不苟的好习惯。1951年，绶青考上了汲县一中（那时卫辉还叫汲县），爱上了文学，当时他连饭都吃不饱，没钱买书。这并不影响他勤奋写作，他的第一篇习作《龙王爷》被北京《民间文学》采用，寄来20元稿费，他马上给病重的母亲买了药。他放学后给人挑水，三担水挣一角钱，他用挑水钱买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四角号码新词典》，几十年来都带在身边，他说这是我的老师呀！这本书，现在仍然放在他书桌抽屉里。

1957年他考上了内蒙古大学，重病在床的母亲对他说：“拴啊，要记住，人这一辈子可以没钱，但不能没志呀！”母亲的谆谆教导他铭记在心，他说：“胸中珍藏着千山万水，这便是我的富有。”

他到了内蒙古，进入第一个创作高潮（1955—1965年）。诗作《手摸着中南海的红墙》荣获了内蒙古高等院校诗歌大赛一等奖。诗作《土默川，甲天下》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他还发表了不少抒情诗，如《马头琴之歌》《呼伦贝尔草原》等。他的长诗《野狼沟》发表在上海《收获》杂志上。

内蒙古大学名教授陈寿朋曾评价：“（绶青）是内蒙古大学的第一届学生，第一批留校教师，是母校培养的学子中第一个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是内蒙古大学的骄傲。”

“文革”浩劫，他的创作中断。他就看医书，学针灸。20世纪70年代，他放弃大学教授的优厚待遇，放弃了北京诗刊社的优越条件（在那里已上了七八个月的班），回到汲县文化馆当个小馆员。之后诗刊社又来过多次商调函，他都婉言拒绝了。

改革开放时期，他的第二个创作高潮来了，他第三部诗集《天野海郊集》获得省政府大奖。1975年发表《斗天图》，这是他与李洪程同志合著的7000多行长诗，发行10万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向全国播放。

他生活俭朴，穿的是我手缝的布鞋，一件背心上都是鸡叨一样的小洞。家里用的煤球是他自己打的，一个台历他用红笔、毛笔一改再改，能用三年。

他写诗却特别较真，心中诗稿反复推敲，千锤百炼，到五脏俱全、一切皆活时才下笔。他重视我的意见，我提出后他就趴那儿写呀改的。他写的每首诗他几乎都会背，我也能熟背。他常熬夜，学生跑晨操时他才“下夜班”。

他于1983年年底调新乡地区任文联主席，到任后第一件事，是创办《新星》文学杂志，忙得不亦乐乎，把个人创作扔一边。1991年7月，省里调他到郑州任省作协副主席，担任《莽原》主编。他和同志们一起，把《莽原》办得红红火火，荣获并蝉联河南省首届、第二届社科类优秀期刊奖，荣获河南省期刊编发质量评比一等奖。

绶青的第三个创作高潮是1986年退休以后，他出版了《天高地广集》《王绶青诗选》《王绶青散文选》《王绶青诗文选》《王绶青长诗选》，出版了《王绶青书法选》及《诗书画——王绶青作品选》。我主编的《未圆的诗梦——王绶青诗路历程》也得以出版。

他辛勤耕耘近70个年头，硕果累累，他是国家一级作家，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5年王绶青50年文学生涯座谈会上，贺敬之在贺信中说：“在我心目中，你是始终不渝地为祖国、为人民而歌唱的成绩卓著的诗人。”著名诗人雷抒雁说：“绶青先生的诗，洋溢着中原汉子的正气、大气和豪气……绶青先生是一位忠厚的诗人，他的人品、诗品，相为表里，不追时尚，不改初衷，不求闻达，不惊宠辱，数十年如一日，痴于诗歌创作，口碑甚高。”著名文艺评论家孙广举为他撰写对联：“为文五十年根植中原得北风南雨；作诗一千首歌吟时代兼豪放婉约。”

戏剧家杨兰春评价他“老实得可恨可怜”。他确实是这样。住房调一处交一处，走一处让一处。2021年他重病住院时，卫辉领导表示想在卫辉办个小纪念馆，他马上谢绝：“母校卫辉一中有我的一角就行了。”

绶青体贴穷人，清洁工、保安、卖菜的、补衣服的、残疾人困难户等，有好些都是我们的好朋友。端午节给他们送粽子、炸糕，中秋送月饼。他练得一手好字，书法作品参加过多次国内外大展，给作家诗人朋友题写一二百本书的书名，从不收分文。

我能和这个好人过一辈子，是我的荣幸。绶青永远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