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租房也疯狂，许多人一辈子都不曾买房

唐朝都城长安一片月下，到处灯火阑珊，车水马龙，古老的大唐气象俨然升腾起一派繁荣气象。帝都的四周人群都以能够来到长安生活为奋斗目标，无论西边，还是东边、南边都风尘仆仆赶到长安，有的是科举、有的是做生意，总而言之，盛世滋生人口给大唐带来了从来未有的雍容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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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唐此时也开始患上“城市病”，住房成了所有人关心的话题，这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人群并非普通的老百姓，甚至唐代的官员也为住房难感到焦虑。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四月：“内侍省见管高品官、自身都死前六百八一十八人，除官员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外，其余单贫，无屋室居止，宜每人家衣粮半分。”《旧唐书▪宪宗本纪》这段话九十指当时皇冠当中，有房子的仅占36.7%，剩下的63.3%……的人都没有自己的房子。高房价一直都是唐朝主要的“城市病”，很长时间，一些官员都在为解决“住”的问题而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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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三年，十六岁的白居易从江南来到京长安，带着自己的诗稿去拜会名士顾况，希望能得到他的肯定，提高自己的声名。顾况看到诗稿上“白居易”的名字，便开玩笑说：“长安米正贵，居住不容易啊！”等到翻看诗稿，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的句子时，马上连声叫好，并说：“好诗！文采如此，住下去又有什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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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顾况真的把白居易的才华能够立足在长安想的简单了，很长时期，白居易靠租房子维持生活。在他担任礼部主客郎中、知制诰这一类似皇帝的机要秘书要职的他，此前在已经在长安飘荡了17年。在诗中他形容这段无房飘零的生活“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泊木偶人。”这首诗可谓道尽了白居易在长安租房岁月的辛酸。

作为千万个大唐租房者，白居易只是其中一位，包括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在长安更是凄凉。他35岁来到长安应试，在长安城南租了一个地方住下，后来因为拿不起房租被迫迁移到长安“八环”以外的地方去住。在破旧的房子里，看到妻儿老小跟自己受苦，他从心底发出“俺的大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声，这个“寒士”虽然满腹才华忧国忧民，却被懂得瑟瑟发抖，实在让人生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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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大唐的房子如此紧缺呢？无外乎当时的达官显贵把房子都给占了，基本每个有层次的官僚手里都有两套房以上。除了拥有宽敞的房子外，在长安好的地段房子都被囤积下来，他们又在郊外建造别墅，所谓“东都立第于集贤里”、“有于午桥创别墅”等等的记载。其次由于住宅房屋紧张加之好的地段被寺庙占据，于是唐朝的房屋租赁开始走火，在长安，租房子住是普遍现象，许多人也都习惯，并不以此为耻。唐穆宗时期的高级官员郑权由于为官清廉“家属百人，无数亩之宅，赁屋以居”。从穷困走出来的韩愈对此非常钦佩，曾说“可谓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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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租房成了没钱却又需要在长安长期生活的官员们基本选择租房，按照白居易的收支水平来看，他“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每月能赚16000二文工资，换算一下当时的100文相当于现在的20元，折合下来月入3200元，对此收入，白居易说能租费，还能有点结余，以此可见，后期他对自己的生活水平是满意的。当时的租房业火到什么样呢？就是当时的太子都亲自参与这些商业活动“顺宗在东宫，舍钱三十万，为（贾）昌立大师影唐及斋舍。又立外层，居游民，取佣给。”就是太子给一个叫贾昌的人盖了一套大房子，专门留出一大部分作为出租房屋，以此收租金。

大唐盛世住房如此紧张，原因很复杂。归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是达官显贵多吃多占。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郭子仪“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据考证，亲仁里当时占地面积约25万平方米，四分之一就是6.25万平方米！这些公务员中的特权阶层，除拥有令人惊艳的豪华宽敞宅第之外，他们又纷纷创建别墅，过起远离尘嚣的田园生活。如，历德宗、顺宗、宪宗三朝为宰相近十年的杜佑，“甲第在安仁里，杜城有别墅;

亭馆林池，为城南之最”。曾剿灭反叛藩镇的宰相裴度，晚年做了十多年的东都留守(店东都洛阳最高长官)，“东都立第于集贤里”，“有于午桥创别墅”等等，这些人从行政序列上也属于公务员，但本质上属于国字头的特权阶层。在住房、福利等方面，为唐王朝勤勤恳恳工作的普通公务员，只能成为大唐盛世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的分母，和普通大众一样，为了生计而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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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寺观林立与民争房。

唐朝上层社会流行舍宅置寺观，为已故的人追福，为在世者资福。当时皇帝把先帝古宅、自己在藩旧邸、外家之宅及官宅多舍为寺观。如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6年)，把高祖李渊在通义坊的“龙潜旧宅”舍为兴圣寺。又如唐代宗(公元762年—779年在位)在马璘所献宅上置乾元观。朝中达官贵人也纷纷舍宅，“诗佛”王维“表辋川第为寺”，代宗朝得势太监鱼朝恩把通化门庄宅题为寺。诗人贺知章“舍本乡宅为观”，玄宗朝太监高力士舍兴宁坊宅置观。由于频繁舍宅，致使许许多多第宅变为寺观，所以时人白居易发出“渐恐人间尽为寺”的感慨。在科技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神的地位自然要比臣民重要，在圣上与臣民看来，神的宅第安置到位，心满意足的神仙会保佑帝国万世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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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迷信大盛行，凶宅多空闲。唐朝时，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上至帝王下至黎民普遍相信万物有灵，因而常常把发生过不吉利的住所称为“凶宅”。有诗为证:“长安多大宅，列在街西东，往往朱门内，房廊相对空”，这些深宅大院由于对前后主人不利，因而“人疑不敢买，日毁土木功”。又如“天宝中，长安永乐里有一凶宅，居着皆破，后无复人住，暂至，亦不过宿而卒，遂至废破”。人们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愿被鬼魂缠身，虽有一些胆大者或贫穷者敢居凶宅，但这只是极少数，更多的凶宅却荒废。这更加剧了人口与住房之间的矛盾。

以上种种原因使得住宅分配不均及有效住宅面积减少，于是乎唐朝的房屋租赁业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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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安，租房子住的情景普遍存在，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并不以此为丢人现眼的事儿。唐穆宗(公元820-825年)时身为工部尚书的郑权，“家属百人，无数亩之宅，僦屋以居”，堂堂大唐主管建设的最高领导，家里老小一百来口，居然没有自己的住房，一直是“租房一族”。韩愈便称赞他:

“可谓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也。”在唐朝，当全民租房成为现实，则不认为经营租宅有损名声，所以些达官贵人就把赁宅视为财源之一。皇太子也竟然为和尚造宅出赁以营利，据《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记载，唐顺宗为太子时，“顺宗在东宫，舍钱三十万，为(贾)昌立大师影堂及斋舍。又立外层，居游民，取佣给。”所谓“游民”，大致

可以理解为“京漂一族”，顺宗为这位贾昌盖了一套院子，专门辟出一部分作为可出租房屋，收取租金为利。房屋买卖红火，也反映了唐朝经济的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