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政治联姻的概述

先秦时期，不同的民族以及各诸侯国上层之间的联姻内容丰富，而且当时及后世的许多政治家、史学家把夏、商、周及一些诸侯国的兴亡完全归因于联姻却有待商榷，但他们从政治的层面认识这些联姻的思维则是正确的。从世界历史去看，先秦时期各国高层之间的联姻类似于欧洲各国王室之间的联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来说，这种联姻是一种政治婚姻。

先秦政治联姻的概述

1、联姻的类型

先秦时期，由于当时的民族关系比较复杂，各国的国力有较大的差异，外交格局不断发展变化以及联姻动机的多样性，所以，政治婚姻的类型当然也比较复杂。

就族类、中原诸侯国关于第戎的概念及国势而言，基本上可分为七类：华夏于蛮夷第戎的联姻、第戎之间的联姻、华夏各国之间的联姻、周室于诸侯国的联姻、大国之间的联姻、大国与小国之间的联姻、小国之间的联姻。

2、联姻的目的及性质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想争当霸主。比如晋楚两国都积极运用联姻手段，结交军事同盟，以遏制和打击对方。又如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想开疆拓土，吞并他国。公元前744年，郑武公决定用兵胡国。为了顺利攻取胡国，郑武公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

胡国国君认为胡、郑已经通过联姻结为“兄弟之国”，遂对郑国失去了戒心。不久，郑武公便突然袭击，轻易击败了胡国。又如巩固盟约、解除兵役等。这些形成了先秦政治婚姻多元化的特点。

外戚擅政的肇始及特点

1、外戚擅政的肇始

我们要了解外戚擅政的肇始，就必须分辨外戚辅政和外戚擅政的区别。

外戚辅政指外戚以普通官员的身份参加政治，外戚的政治行为受到皇权的制约，也就是说外戚的一举一动唯皇帝命令是从。

外戚擅政是外戚辅政特定历史阶段下的发展，是外戚以集权者身份辅政的产物。外戚辅政可以追溯到西汉初年，而外戚擅政以宣帝时，史高、许廷寿任大司马车骑将军为其肇始。这主要是因为：外戚真正成为政治的中心人物。

从此大司马大将军专任外戚，大司马大将军既掌军机，又参政务，在政治上开始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东汉时尽管取缔大司马的名号，而大将军职任迁廷不改，并且任以外戚充任。自窦宪任大将军后，大将军已经位居三公之上。

以大将军为代表的外戚专宠独断，权倾内外，势抑天子。其次，外戚因缘而起，接踵而至，遂成为不可缺少的、持久的政治支柱。西汉末年外戚盛极，遂致覆败，东汉初年虽以西汉败亡为鉴，光武、明帝两朝慎防舅氏，但始终事与愿违。白章帝时外戚势力东山再起，适逢以后东汉诸帝多幼弱即位，外戚势力便转转相益，经世炽盛。

2、外戚擅政的特点

其一是倏生倏灭。外戚是指皇帝的母族或妻族，因而外戚必须以“自己的”皇帝为靠山。某一皇帝既不能永享国祚，某姓外戚也就不会永保爵位。汉代各姓外戚无论一时多么炽盛，都避免不了与帝枯荣，随世凋零，逢生逢灭，不永专宠的结局。

其二是历久不衰。一家一姓的外戚尽管屡被族灭，而外戚这一政治现象则经久不衰。外戚从西汉的吕、霍、史、王到东汉的邓、窦、梁、马，都遵循着“泯灭连踵却赴蹈不息”的发展轨迹。

外戚擅政的政治原因

1、外戚集团是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重要力量

西汉建立之初，君主专制制度很不完善，皇室意外地发现可以利用外戚匡国救难。在汉初的政治舞台上，除拯救时艰的外戚外，还有许多外戚对专制统治很有裨益。

例如，景帝两舅出身微贱，却最终养成了万众仰慕的退让君子。武帝时，卫青、霍去病因卫皇后拜官，北去匈奴，攻坚拔寨，立下赫赫战功，同时，他们还能够一心奉国，不以私家为意（霍去病谢绝武帝为其修建府邸，曰：“匈奴不死，何以为家？”）。

李广利因李夫人任将，西击大宛，出生入死，立功边陲，外戚由此功高盖世，名声大震，深得武帝信赖。汉初到武帝时，外戚、穆穆君子或者纠纠武夫，他们或扶危济汉，或弼幼存国。由于外戚德才俱隆，名噪当时，常以亲近充任股肱之位。外戚不断受到皇帝青睐，奠定了西汉后期外戚擅政的雄厚基础。

2、外戚擅政是削夺相权，加强专制统治的最终结果

官僚制度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支柱，官僚制度的中心是宰相制度。以“家天下”为特征的君主专制制度在权力分割上常与官僚制度存在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的焦点是君权和相权之间的互相消长。丞相权力分割的过程是汉武帝探寻加强统治有效形式的过程。

大司马大将军的设立以及中外朝的形成等巨大变革，都客观地为外戚擅政提供了优厚的条件，最终也与武帝苦心孤诣地加强皇权统治的愿望相违背。武帝以后外戚逐步登上专宠独断的政治地位。

完成这一变化，主要由下述政治条件所决定：首先，权力由外向内转移。朝官分为中朝与外朝。外朝是指以丞相为首的官僚体系。中朝是以大司马大将军为首的官僚体系。

中朝官吏出入禁中，接近皇帝，对皇帝制定政策能发生重要影响，同时也深得皇帝信任，同时，权力不任丞相，亲近官员日见信用，权力开始由丞相手中分离。武帝以后不断充任亲近重臣使外戚拥有了垄断政治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其次，权力由疏到亲转移。家天下的时代，封建君主专制愈是加强，皇帝对公卿和丞相愈是猜忌，权力由外向内转移也预示着权力由疏及亲的更替。外戚是皇帝最为亲密的亲戚，皇帝不断重用外戚，就是借重外戚许多值得信赖的特点。再次，大司马大将军作为中朝之首，皇帝往往以最为可靠的亲戚充任，同时，鲁钝幼弱的皇帝可借以寄托权力。

外戚擅政在东汉就是豪族势力分享政治的转化形式。这一点也可从外戚本身的强大势力中得到说明。例如：外戚邓氏出自东汉开国元勋邓禹，邓禹以戎马事光武，天下初定封禹为高密侯，食四县。邓禹第六子邓训建功边陲，颇著名望。由此可见，外戚以莫与伦比的强大势力擅政，正与以豪强世族为基础的东汉社会相合拍。

外戚擅政的经济原因

政治权力无非是经济特权的反映。在整个封建时代，尤其是秦汉时期“无论是王公，是胥吏，是巨族，是豪商，乃至是大僧道，他们归根结底，毕竟是与这种社会最休戚相关的人，让他们这些人分途占有大量的土地，形成各种各色的庄园，把地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条件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那就无疑为这种社会的整个统治，平添了一些安固的巨大力量。”

外戚除了沐浴皇恩外，又大行兼并，极力增强自己的经济特权。外戚尤其是东汉外戚是豪族势力的代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们无须戒除兼并土地的习性。

世家豪族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因此外戚广占田宅是外戚之所以进身为权贵的经济依托，东汉时外戚占有田宅的多少，已成为测试他们权力消长的敏感标志，对外戚田宅的限制，从而达到对外戚权力的削弱，已经成为釜底抽薪的得力措施。

政治联姻与外戚擅政的联系

先秦时期的政治联姻，与外戚擅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表现得不是特别明显，但也为汉朝外戚擅政提供了强大的基础，汉朝时期外戚当政，使最高统治者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外戚尽管在政治利益上代表豪族，而在宗法上他们作为皇家的外戚，因而外戚在很大程度上附会了皇帝的统治利益，能够更忠实地代表皇帝占据一定的经济实力。

综上可知，外戚擅政实质上是宗法关系遮掩下的皇家加强贵族阵营的历程。在“同姓不婚”的规制下，不能不与地位、家世、财产等方面都能够和他们周旋的异姓强宗、巨族、名门来同他们这些皇亲结成国戚。

而且与他们结成了婚姻关系后，即使不是什么强宗、巨族，也很快会列在大贵族的阵营。西汉末期及东汉时期，豪强势力澎湃，皇家急需利用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把一些异姓强宗拉进国戚的统属内，强化皇室的阵营，身为国戚的异姓强宗，又不断把其他豪族同化为皇室的势力，形成有利于专制统治的贵族集团。外戚擅政的宗法因素折射着外戚擅政的政治、经济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