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论取士：苏轼的科举策略与执政者的期望

宋仁宗嘉佑二年，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一起参加当年的科举考试，这对兄弟谁都没有想到，他们此行会对整个文坛造成怎样的轰动。科举考试对于古人而言，是类似于现在高考，又要比高考更加重要的考试，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是指的通过科举当官是古代成功的一种捷径。

但即便是捷径，也还有着这样一句俗语，来说明达成这个目标的难度：五十半进士。

苏轼参加高考的时候，已经是王安石针对取士制度进行改革之后的事了，所以当年的进士考试不是以往的“诗赋”，而是一种更具有挑战性的“策论”。

所谓“策论”，是让考生根据经义（学习课本），针对当时的时政发表出自己的看法。这种论述方式的好处有三点：

1，比用“诗赋”选拔出来的人才，更加精通政令一些；

这点主要和宋朝重文轻武有关，自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文臣的地位就一直居高不下，这也刺激了学生们读书考功名的想法。但是呢，当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是让你吟诗作赋，这样选拔出来的人才就有个通病——实干不足，政事不通。

而策论取士，可以在选人环节，提前知道谁有没有为政的天分，减少了考取进士的考生在地方上行政时出差错的可能性。

2,，选取的学生更加忠于朝廷；

古代的经学有一个重大的特点，那就是教育学生要忠君报国，在这个基础上，经学学得越好的学生越爱国（理论上）。

3，选取的考生更容易判断是否和执政者意见相左。

策论在谈论时政的时候，当然不是让你随口说说，这是要负责任的。进士一般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在朝堂上，当权者对于在策论中暴露出对自己不满的考生自然不会录取。这个问题的典型人物，便是“且去填词吧”的柳永了。

书归正传，苏轼当年的考题很有意思，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刑和赏是两种相对立的事情，又如何和忠厚扯上关系呢？

这里，就不得不佩服古代出考题的人是真的尽力了！这个考题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引用经典，来说明行政者是如何在仁政的执政理念下，利用“刑和赏”两种手段，达到“忠厚”的目的。

（《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原文）

在高考这种严肃的地方，一般考试唯恐出错，都是战战兢兢才完成的答卷，但轮到苏轼时，他不慌不忙，还在考试上造了一个假。也正是这个造假让当时的文坛领袖兼本次科举主持人欧阳修都大为吃惊，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要从阅卷人当时赫赫有名的大诗人梅圣俞有关了，这位素来严谨的老人家，在看到苏轼的考卷之后，惊呼“此子有孟轲之风”，不敢轻易判定名次，就推荐到了欧阳修那里。欧阳修看到此文，第一反应莫不是我的学生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所作？因为这件事情比较敏感，老欧阳又有点洋洋得意，我的文采天下第一，教出来的弟子也应该是年轻人中的第一才对。

纵然曾巩的才华也是当世少有，算得上是一个时代最顶尖的人才，但这篇文章还真就不是曾巩所写。可老欧阳不知道，他已经在误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老欧阳为了避讳自己是主考官，而弟子太优秀，轻松拿第一的事。他认为这件事传出去容易被人误会，当即把本应第一名的苏轼，排到了第二名去。完事了，他和梅圣俞两人都产生了一个疑问“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个典故，到底是来自于哪里，为何，自己两人从来没见过？

私底下，欧阳修还特地叫来了自己的弟子曾巩询问，可他方向都错了，注定两个人是大眼瞪小眼，互不知情了。

欧阳修的疑惑，还是在考试结束后，才得到揭晓。当欧阳修看到被自己疑为曾巩所作判为第二名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却因为《春秋对义》还是得了第一名时，他终于知道这个人是苏轼了。

怀着好奇之心，欧阳修把苏轼叫到了府邸询问起那句典故的来历时，苏轼表情古怪，拜谢欧阳修的赏识，回应到：“这……何必知道出处……”。

欧阳修还是不放过苏轼，想让他告知出处，苏轼表情更怪了，过了一会儿，才回话：“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到这儿，欧阳修总算知道苏轼这般古怪反应的原因了，原来竟是因为“想当然耳”。

那么“想当然耳”，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几个字指的是：是我根据自己的想象写的，也就是说是假的。

不过欧阳修并没有因为这位考生在考生中编了一个典故而责备他，反而非常欣赏，认为他敢于创新，锐意进取。欧阳修对苏轼评价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