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安壳子棍

本文转自：天水日报

□ 李祥林

陇上秦安，文多大儒，武多俊杰。秦安人的尚武精神，是几千年来与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生活顽强斗争的沉淀，这种人文意义上的尚武精神，已经深深烙进秦安人的群体性格中。不论是控弦十万、剑戟如林的秦王朝，还是屡挫匈奴、扬我武威的大汉，或者是逐鹿陇右、剑拔弩张的三国战场，或者是四海升平的盛唐，或者是战乱频仍的宋、明、清时期，偏居关陇的秦安，始终为历史源源不断地输送英勇的将士和仗义的江湖侠客。比如神箭入石的李广，割据一方的隗嚣，前秦帝王苻坚，唐太宗李世民，仗剑出游、饮酒赋诗的李白，七尺大刀奋如湍的壮士陈安等。

仅明清时期，秦安就有11人考取武进士功名，117人考取武举人功名。侠义大气的秦安，成就了他们的帝王霸业、功名利禄和侠骨柔情，也成就了尚武的秦安人驰骋沙场、纵横江湖的英雄人生。

在战火频仍的年代，武功之于羸弱的百姓，从一定意义上说，代表了一个家族的威仪和个人的尊严。武功更让秦安人成为极有个性的群体，其不畏强暴的尚武精神成为支撑秦安文化精神的骨架。威震八方的秦安壳子棍，就是在这样一方与武术有着不解之缘的土壤中衍生、演变和传承着。

相传清乾隆年间，有一名少林寺僧，因从事反清复明活动在秦州被捕，后越狱逃至秦安县高家屲时，因伤病、困顿昏厥在高粱地里，被当地的高五太爷悉心救治。僧人身无分文，空有一身武艺。为了感恩，他思来想去，在自己身怀的少林十八般武艺中，唯有壳子棍的棍法朴实、庄谐，习之可强身健体，不被人欺，又不会引来祸端，遂将壳子棍的全部棍法悉数传给高五太爷。之后，高家屲的壳子棍在流传的200多年时间里，绝少传给外姓、外族和不同门派者，即便是家族内部，也是传媳不传女。拥有一技在身，让高氏家族几百年来强盛不衰，名噪一时。

古代武谚有云：“棍是百艺魁首。”秦安人把棍叫“柴火”“火棍”，是烧火做饭时用来挑拨火苗的工具，将其沿用为防身进攻的武器，可以上溯到大地湾先民用“火棍”驱赶野兽的时代。秦安人把棍术叫作“耍柴火”，这让杀气内敛的兵器和百姓的生活联系在了一起，也让棍术成了最具生活气息和人情味的武术样式。壳子棍法重实用、重打法，其棍法紧凑，攻防兼备，又变化多端，是最为实在的棍术。“壳子”，在秦安方言中为“模子”的意思，即一个成型的壳子中隐藏着七八种棍法，最多的藏有十三种棍法，可谓一棍既出，杀机百现。也有人认为“壳”即磕的同音，与壳子棍点磕并举、硬磕硬碰的打法和气势有关。除此之外，壳子棍不以套路的形式表现棍技，这在武术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貌似拙朴无华、棍法节约实用、风格内敛稳重的秦安壳子棍，实则变化诡秘、以静制动。“其棍出招就有打”：凤凰三点头、拨草寻蛇、飞毛扫地、仙人指路、双乌龙摆尾、怀中抱月……可谓招招精妙。

武术让秦安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挺直了腰杆，也给秦安人的命运带来了转折，名将、侠客自不待说，千百年来闯荡五湖四海的秦安货郎，除了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外，矫健的身手也必不可少。在秦安，习武之风至今不衰。即使在麦黄六月的碾麦场上，也少不了有人赤膊光背，演练着祖传的套路。在生龙活虎的击打踢踏中，张扬着秦安人的意气和个性。

1983年，高家屲已传10余代人的壳子棍得到了省体委的重视，壳子棍作为甘肃名棍得到了挖掘、整理和发扬光大。由天水师范学院秦安籍武术教师蔡智忠先生经过考察、搜集出版的《壳子棍法研究》一书，更为研究秦安壳子棍提供了翔实的史料。现如今，壳子棍习棍之人已遍及秦安、张家川、清水和秦州等地。

2011年3月，秦安壳子棍被列为甘肃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代表性传承人有高世定、高增伯、高增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