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日本商社是日本的代表，也是世界的代表

时隔十二年再度来到东京，对于沃伦·巴菲特来说早已物是人非。彼时，正是前首相安倍晋三加速实施“安倍经济学”时刻，获得提名还未正式出任日本央行行长的黑田东彦意气奋发，蓄势日元量化宽松路线。而如今，前者不幸离世，后者期满告老。正因如此，此次日本之行的一举一动备受外界关注。

在接受外媒联合采访时，巴菲特滔滔不绝滴水不漏。几番表态下来，引得各方遐想。对于声称天生爱喝可乐吃炸鸡、给一万美元粉丝也不会丢弃苹果手机的言论，我们与其以己度人地认为“股神”替可口可乐和苹果公司股票站台，不如说花60秒喝可乐会失去一分钟健康，拿一万美元会报复性消费iPhone，福布斯顶级大腕的智慧立判高下。

从这个维度来看，单单理性可能还不够，需要极致理性，甚至少不了一些感性。如此一来，在金融视角之外去观察巴菲特日本之行反倒是另一番玩味。譬如，进入鲐背之年的他，三年前投资60亿美元建仓日本五大商社，此番力挺商社除了显而易见的原因，会否反衬出日本商业的另一面——匮乏的商业创新文化，大财团垄断夹缝里艰难成长的初创企业？

一方面，股神公开表示，商社是日本的代表，也是世界的代表，然而究竟是代表过去，还是代表未来？迎来人工智能时代，加之全球化势头减弱，不知商社组织有多大动能引领未来创新。商社听起来像资源公司，类似上游原材料的国企集群。它们帮助日本制造业出海，以前做贸易，现在更多做投资，说它们引领商业创新，不如说是逆全球化趋势下供应链分流的避险价值洼地。

在硅谷创新型公司正遭受破产、裁员危机潮背景下，尽管日本拥有国内规模市场，优良的基础设施，完善的商业法规，强大的公民社会以及高度的资本开放性，但这些可能不足以令人乐观。疫情前，美国将GDP的0.64%用于VC风投，中国为0.23%，而日本不到0.1%；再比如赴美留学的日本学生大约13000名，不仅远远少于中国和印度二三十万的量级，甚至不及西亚的沙特阿拉伯、北非的尼日利亚。

另一方面，巴菲特预言美国在20年后会变得更强大，日本20年后也会如此。他之所以在美国以外地区寻找投资机会，频繁布局日本传统产业，就是基于日本低估值、高预期收益率和充分自由的资本流动。至于日本商社多元化经营是伯克希尔吸引力的一部分，我们还可以这么理解：从黑田时代过度到植田时代，日本宽松货币政策敲定短期内不变，使日企易于筹集资金，继续开展多元化业务，通过低价收购海外企业，实现增长拉升股票，这是更大的吸引力。

回顾过往十年，宽松货币政策的副作用显露无疑。即便植田和男走马上任当天就表态坚定支持宽松政策，市场预期他仍会做出调整。但问题在于调整将带来极度不确定性，违约风险、国际金融市场的溢出风险上升，市场波动冲击金融体系。既不算鹰派，也不算鸽派，在大学教书的“非体制内”的植田行长，到底能否给旷日持久的宽松实验划上句号，或许“股神”看得比谁都明白。

最后，巴菲特承认减持台积电股票基于地缘政治因素，那么反向思考一下，加码五大日本商社似乎也难以脱离这种猜想。在社交媒体上，有网友打趣巴菲特是“一位投资老龄化国家的老人”，对这位老练的金融大鳄，加大投注人口严重下降的日本，在一个人工智能并未完全取代人力的时刻，表示出难以置信的钦佩。而在这种情绪的背后，人们相信“股神”满怀信心地重新看好日本，与日本在亚洲的可靠性并无关系。对日本来说，均衡战略始终重要，寻求成为一个更可靠、更有远见的国家始终重要。

总之，老旧的金融政策，老牌的垄断利益集团，以及老大难的商业创新环境，比起古老商社、被狙击的日元，更应该有理由成为热议的主角。日本既然是未来，它就不应该停留在过去，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