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知识分子”为何有如此“多”身份？

我们纵观中国的历史，“士”这一个新兴阶级是从春秋的时期慢慢走上中国历史的舞台，而从那以后中国的政治就慢慢给了知识分子可以踏上朝堂的一席之地。时间推移到了隋唐时期，出现科举制度的时候知识分子的最主要出路变成了完成科举考试从而走上仕途，科举制度也就成为了知识分子参与朝堂中的事件并且开始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利的一大主要方法。

而到了元朝中国的科举制度却开始了一段衰落的时光，这段时间是中国科举史上自出现以后最长的一次被废除。在元代的时候通过科举开始仕途的人数在历届王朝中是最少的。

据相关的统计证明，科举考试在这个朝代仅仅举行了16次，而在这些时间里一共取士1200余人，但是根据一些人的计算，通过进士入官的人并没有超过百分之一。同时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汉人们通过科举考试入官的人则是更少的一部分，而自然而然由于元代政府的民族狭隘导致成为重臣的汉人更是几乎绝无仅有。由此可见，科举制度在元朝的时候不再是知识分子进入最高权力集团的主要途径，而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从科举制度的出现之后第一次对于科举制度的一大“漠视”。

而正是这样的“漠视”让元代一部分知识分子并没有最终踏上入仕的道路这样的改变也就此成为了元代时候知识分子的一大基本特征，这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知识分子和政治的距离那么远。这样的距离其实并不是知识分子自己愿意的，他们也是希望自己的才能可以得到统治者的赏识从而踏上仕途。

而因为科举制的衰落使得知识分子的政治之路日渐渺茫，当时的选官制度要求他们想要入仕，就要开始尝试着通过“游”来认识一些位高权重的人，得到他们的赏识，从而踏入官途，这个时期也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大量的游士。其实，对于那个时候的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而言，特别是对于南方的学子来说，他们会具有游士和举子两个身份，而之所以会有隐士的出现大多是因为一些学子没有办法再通过前两个身份继续生活从而走上了隐士之路。

一、科举虽不是坦途但仍被应用

元代初期的时候，官府用人的目的是实用，并没有重视科举，而其的学术取向是注重经济等方面对文章等方面并没有重视。其前期的科举考试迟迟没有进行开设，而元代的科举制度在元太宗十年的“戊戌选试”中崩塌，当时的蒙古统治阶层认为儒生也算是是宗教人士，于是让其与僧、道的考生一起进行，这时候的“儒生”就算被选拔也并没有被任命为“官员”而是利用其的书写、算数能力来征收赋税。直到了元仁宗的时候，在李孟等儒臣的推动下才真正第一次开始举行，虽然恢复了科举制度，但是其或许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在这同时，民族歧视、贪墨腐败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使得这个制度在元朝摇摇欲坠。

同时，蒙古的统治者也认为，辽国因为奸佞佛而亡国，同时金、宋国都是因为儒教使得国家灭亡，所以儒学不仅没有作用，而且对国家有害。于是并没有着重于科举制度进行人才选拔为国家所用。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元朝也一共举行了16次的科举考试，考中进士的人一共1139人。元仁宗在1313年下诏恢复科举，1315年第一次开科取士，以后三年一次，这就一直到元朝灭亡。

虽然和其他的王朝相比，元王朝并没有很多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成功入仕，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举子”也仍然是知识分子的一重身份。同时单从科举制度的发展来说，其也是有所贡献。元代全面地对之前的科举进行了总结，其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又对之前的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革故鼎新，也为之后朝代的制度奠定了基础，其所制定的以程、朱为主的科举原则也被后代所继承，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二、科举被废，游士盛行

“游士”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国语》中，其提及成为游士有太多的生活方式，所以游士的风气即使时光流逝也没有不会消失。其实从孔孟时期开始，“士”这个名词开始出现之后伴随着知识分子都要“游”的现象出现，他们“游”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时候和老师朋友“游”、和学问“游”、凭借才艺“游”等。而在秦朝完成对中国的统一之后，为了可以加强自己的统治，就在国家律法上对游士进行了很严格的限制。于是，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游士就好像慢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很多人就自然而然地认为汉代是游士的终结时期，而其实他们只是暂时的沉寂。

到了元朝时期，因为特定的一些政治因素，游士又开始在历史的舞台上活跃起来。元朝是游士继春秋时期之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甚至“游”都成了元代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生活状态。然而其实使得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并不是和春秋时期一样是元朝廷对于人才广泛收罗的结果，而是元朝廷的科举停滞，知识分子无奈之下只有重新踏上以往的游士之路从而在那个时代得到生存发展的机会。这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元朝知识分子的第二重身份。

我们都知道科举制度在从隋唐时期出现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是各朝廷最重视的人才选拔制度。可是，由于元王朝的统治者从得到中原的统治权之后，却没有对科举制度抱有足够重视的态度。我们可以从相关的一些资料发现，元代时期科举制度从皇庆二年开始到顺帝时期元朝灭亡，一共推行了大概五十年上下左右，在这些年里一共仅仅举行了十六次的科举考试。元太宗时期举行科举的时候中途终止，而过了将近八十年后，到了元仁宗才又开始举办相关考试，却实行可七次之后又中止了十年。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元朝时期的政治统治中，科举制度是真的发挥了很小的作用。

其主要采取了举荐的制度来对官员进行选拔和任用，也就是说能不能被掌权者所赏识，对于当时知识分子的前途的影响很大。这也就意味着，元代的知识分子要想进入政治舞台，在朝堂上发挥自己的力量绽放光芒，必须、要很积极的去活动，去结交很多的当权者来获得更多的信任和赏识。因此元代的知识分子纷纷走上了传统的游士之路，这样一来游士不仅越来越多，而且成为了元代知识分子的主体，在当时社会各个层面活动。

但是知识分子没有办法进入国家政治管理的核心只是元朝社会现实的一部分特色。尽管元朝的统治者竭力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治，但是他们骨子里也有着实用主义的思想，一些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的实际运作方面也得到了广泛的作用。在这同时，草原贵族本身所带有的草原儿女血液中流淌的那份粗犷和宽容让文化也在那个时候呈现出一种文化多元化的现象，这也使得一些汉人知识分子得到了一个很难得的文化宽松的环境。特别是和之后的明朝的政治的残酷相比真的可谓是“前元侍甚优”。

所以，在元代科举虽然没有给元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一大有利的保障。但是在科举的停废时期，知识分子从庙堂中解脱，也对科举制度中的一些制度进行了反思，诗歌文学方面的创作反而展现出了一种欣欣向荣的场景，并且出现了元朝特有的一些特点。而也是这个时期，游士之风慢慢开始盛行，在那时候的南人游士提倡一种“文道合一、平易雅正”的文风，而这种文风在元朝中期逐渐占据了馆阁的主流。

三．隐士

在元朝的游士虽然人数很多但是却只有很少的人得到了入仕的机会，而同时其还要承担很沉重的徭役，所以游士的生活可以说是十分困顿的。在元代的一些相关资料中，因为太过于贫穷而踏上游士之路的以及“游”着“游”着最后客死他乡的游士比比皆是。同时除了游士和举子以外，在元朝，隐士也是元朝知识分子的一大身份。元代的隐士之所以选择归隐和之前秦汉魏晋以来的隐士归隐的原因虽然在大致上是相同的，但是也仍然有一些差异，比如有民族和民族之间很难以调和的矛盾。元朝的统治者甚至明确的对汉文化有过拒绝，并且歧视和打击汉族的士人。

他们大多采取两种方式来发泄自己对于元的不满，首先的一种是归隐于山林之中，他们走进深山密林，在那里进行自己的诗歌文学创作。但是因为他们心中存有愤懑，所以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前人隐逸的潇洒感，比如说杜瑛等人。而其次的一类则是在市井中隐居，虽然他们明面上是不会和统治者合作的，但是他们也没有很刻意地归隐在山林之中远离世事。他们一生都在市井之中，潜心自己的文学创作，虽不过问政治，但是也通过文字表述自己内心对于不得志的不满，这些人中有我们很熟悉的关汉卿，他和当时梨园很多的作业演员交往，甚至会亲自参与梨园中的一些表演。他的作品中不少都是对于元代黑暗的社会情况的抨击，其对于元的抗议方式就是走上元的对立面。

在元朝的隐士大概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是带有一定的民族感情，不愿意为蒙古族的统治者服务；第二种是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和只求在乱世中保全自己的性命，淡薄名利出发，觉得还是不入仕生活会比较自在，而更多的一些人本来在朝堂做官而或因为被罢黜或因为遭遇重大挫折而从此归隐山居。因为元统治者对于汉族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太友好，所以有很多的人都选择了隐居。元代中叶时期的张养浩，在元朝担任了很多年的官，最后甚至进入了朝廷的政治核心。其拥有很丰富的经历，晚年也选择了隐居。其的散曲对自己的归隐做了一些解释，其认为归隐对于自己而言未尝不是比较聪明的选择，但是他虽然“乐的解脱”但是对国家近况仍然有自己的担忧。

四．小结

元朝的知识分子有着多重身份和元朝统治者对于科举制度的不重视使得其的推动停滞有着很大的关系，而最根本的是民族和民族之间很难以进行调和的矛盾。

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没有对文人抱有尊重，给他们平等的机会通过科举走向仕途，其只能采用传统的方式方法采用“游”来让当时有声望的人帮扶自己走向仕途。而又因为科举制度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导致一些知识分子即使难度很大仍然可以通过科举成为举人踏上仕途。在元代，隐士的出现也和别的朝代因为统治者是少数民族的原因，有一些不一样的因素，之所以在元朝归隐之风盛起，除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以外，也是因为统治者对于文化方面的不上心，使得其不愿意为他族统治者臣服等一系列民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