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存在两百多年，为何从始至终难以收服河北人的心？

唐朝的河北是指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地区，渊源于唐朝划分的“河北道”。河北在安史之乱后虽然名义上属于唐朝，但由于地方藩镇的存在，河北地区实际上已经很难被中央政府管控。

再加上，河北地区原本就是一个胡汉杂居的地区，当地的民族矛盾从南北朝时期开始就颇为尖锐。

唐朝立国过程中，依赖关陇集团平定天下，一定程度上也与河北集团有着潜在矛盾。

诸如此类的历史原因、现实原因都导致河北地区的百姓在安史之乱后对唐朝中央政府已经不再信赖，到了唐朝中晚期，河北人心始终不曾归于唐朝。唐朝对河北的经营与河北与唐朝的疏离

1.隋末的河北

唐代河北一说源自贞观元年（627）划分的十道监察区，黄河以北的大片地区被划分到河北道内，逐渐就形成了“河北”这一说法。

在隋末时期，河北本土出现了较为强大的割据势力，且与唐朝长期敌对。

据《旧唐书》记载，当时窦建德在隋末乘机起兵，依靠着突厥人的支持，窦建德一度称雄于河北。

窦建德是平民出身，重信守诺，深受百姓爱戴，除此之外，窦建德还继承了隋朝政治遗产，在河北士人、百姓心中颇受欢迎。

众所周知，在北方动乱后，隋炀帝南逃到江都，后来，隋炀帝被手下大将宇文化及弑杀，隋朝政权被掌握在宇文化及手中。

掌握了一整套行政班子和众多皇室成员的宇文化及随后与李密等人交战，辗转于中原大地，最终，宇文化及被窦建德所杀，隋朝的政治遗产落入到窦建德手中。

这些政治遗产包括重要皇室成员、传国玉玺、中央行政人员等等。

窦建德也意识到了这份政治遗产的重要性，据《资治通鉴》记载，窦建德在击败宇文化及后“先谒萧皇后，语皆称臣”。

毫无疑问，这是窦建德的一场政治表演，旨在表明窦建德是隋朝的忠臣，足以继承隋朝的政治遗产。

在表忠心后，窦建德又为隋炀帝发哀，并收拢了传国玉玺、仪仗等重要礼仪凭证，以此彰显自己的正统地位。

这些带有礼仪性质的物质载体在李唐征伐窦建德过程中又被李唐拿去，据《资治通鉴》记载，在窦建德被李唐击败后，窦建德的手下将窦建德从宇文化及手中夺来的传国玉玺进献给唐朝。

从这则记载中不难看出，无论是窦建德还是李唐政权，都清楚地意识到，隋朝政权虽然已经消亡，但其正统性依旧在山东地区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除此之外，窦建德还善待隋朝王室和中央政府官员，利用他们恢复了隋朝的政治秩序，一定程度上在河北地区还原的隋朝的统治模式，诸如此类的举措都让河北人心归于窦建德。

2.唐灭窦建德与河北的经营、疏离

窦建德占据河北后建立了大夏国，一度与王世充建立的郑国，李渊创立的大唐在北方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然而，好景不长，窦建德终究还是在能人辈出的李唐政权面前败下阵来，到了武德四年（621）七月，窦建德被俘，最终在长安被杀。

窦建德被杀后，河北百姓对窦建德的崇敬与怀念却与日俱增，这是由于窦建德在统治河北时采取了颇多安定民心的政策。

据《旧唐书》记载，“（窦建德）扶驭士卒，招集贤良……沉机英断，靡不有初”。

从短短的几句话中，我们就能窥见，窦建德在统治河北之时对士卒颇为爱惜，且能够任用贤才。

因此，在窦建德死后，河北百姓还为其立庙祭祀，唐大和三年（829）殷侔在路过河北窦建德祠庙时写下了《窦建德碑》一文，在文中，殷侔详细描绘了窦建德在河北所受到的爱戴。

殷侔说道“（窦建德）无暴虐及民，无淫凶于己……山东河北之人，或尚谈其事，且为之祀”。

要知道，此时距离窦建德之死已经过去了200多年的时间，窦建德依旧能够在民间信仰中顽强地存活，河北百姓对窦建德的怀念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窦建德被杀后，河北百姓对唐朝自然有了一定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在刘黑闼叛乱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刘黑闼本人并无才华，只有一腔孤勇，但就是这么一位有勇无谋的将领叛乱，却让李唐先后派遣李世民、李元吉、李建成，换了几套班子才彻底平定，从中也不难看出，河北人心始终难以被唐朝彻底收服。

安史之乱与河北的渐行渐远

1.河北的胡化

除去隋末之际窦建德遗留下的河北与关中对立传统外，河北地区混杂的种族人口也是唐朝难以收服河北人心的重要原因。

五胡十六国以降，河北就是北方胡人集聚的中心地区之一，在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河北地区相继被前赵、后赵、前燕等胡人主政政权统治，因此，河北地区的胡化风气极为浓厚。

西晋时期的大臣郭统说道，“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资治通鉴》）。

由此可见，经历东汉末年的动乱之后，北方地区汉族人口锐减，胡人大量涌入，河北地区就此成为胡汉交杂比例极高的地区。

时至八王之乱，西晋王朝在北方的统治近乎崩溃，胡人首领纷纷率领部族南下。此后，便是人所共知的五胡乱中华时期，在数百年间，十多个少数民族政权主宰着中原大地，彻底改变了中国北方的民族比例。

尽管在这些胡族政权中不乏仰慕中华文化之人，但胡族血统到底是融入了中国北方地区，在河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例如《魏书》记载，河北广平李波小妹擅长骑马射箭，这无疑源自游牧民族的骑射之风，以至于，当时诞生了一首民谣来称赞当时河北妇女的勇武风气，“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垒双……”。

从这句民谣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河北地区不少女性身染胡风，熟于弓马，已经与传统中华女性渐行渐远。

到了东魏北齐时代，熟于统治地区的河北更是受到了推崇胡风的高氏家族影响。据《北齐书》记载，“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重胡人轻华人的风气，从上流社会一直深入到中下层社会。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他发现，在两汉时期，关中地区骑射之风最盛，大多数将领都出自这一代。

但是，到了东魏、北齐时代，在93名出自关东、关西的将领中，关东汉人已经多达57人，由此可见，当时的河北民风颇为彪悍，不复两汉时期崇尚儒学的旧俗。

2.安史之乱的冲击

到了唐朝，由于李唐皇室本身就具有胡人血统，李唐皇室对胡人的态度颇为亲和，并不太计较种族差别。

同时，对于归降的胡人也颇为优待，这些措施，从短期来看有利于李唐边疆稳定，但是，从长期来看，却为李唐埋下了一个隐患。

因为，这些归降的胡人短时间内服从唐朝，但是，他们依旧保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并未彻底融入中华传统，一旦唐朝衰落，这些胡人就会成为唐朝的心腹大患。

例如，在唐朝鼎盛时期归降唐朝的突厥被唐朝安置在河北和宁夏一带，就成为了唐朝的定时炸弹。

唐朝的大臣颜师古认为，唐朝不必强行改变这些胡人的风俗，“当因其风俗而驭之”，如此一来，胡人的桀骜难驯特征就被保存下来，这成了唐代边境的一大隐患。

据《旧唐书》记载，从唐高祖时代开始，一直到唐代安史之乱爆发前夕，“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藩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无所役属”。

从上述记载，不难看出，当时河北地区各个行政区内的胡人已经到了人满为患的地步，更令人担忧的是，绝大多数胡人处于无政府、无组织状态，唐朝缺乏对这些胡人的有效管辖机制。

不仅如此，唐玄宗时期，玄宗设置节度使，大量任用胡人将领。

由于当时的唐朝存在一种宰相出将入相的传统，许多边境大将会在任期满后回到中央担任宰相，为了避免这些文武全才对自身地位的威胁，当时的权相李林甫向玄宗建议重用胡人将领管辖边境。

玄宗听信了李林甫的建议，任安禄山为范阳、平陆、河东三镇节度使，导致安禄山“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甲兵”（《新唐书》），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

在安禄山叛乱被基本平定后，河北地区的胡化并未停止，反而在唐朝的姑息政策下愈演愈烈，据《新唐书》记载，当时河北藩镇不少将领断发为誓，与士兵一同操练，这种做法无疑源自游牧民族的军事民主制作风。

总结

唐朝始终难以彻底收服河北地区的人心，在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反而与唐朝渐行渐远。

一方面，自从东汉末年以降，河北地区就逐渐成为胡人大量聚居的地区，这一地区的胡化风潮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堪称全国之最。

时至隋末，在河北地区割据的窦建德深受河北地区士民拥戴，将窦建德击败处死的唐朝政权自然难以得到河北士民的衷心拥护。

另一方面，河北地区的胡人将领得到了唐朝的重用，即便在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的胡人士兵依旧受到唐朝和地方藩镇的重用，长此以往，河北地区逐渐与中央离心离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