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对功臣有必须的要求和约束，看不透的下场不妙

唐太宗李世民在历代皇帝中以厚待功臣闻名。

他当上皇帝后，跟着他东征西讨，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过功勋，及在贞观年间帮他挣回“天可汗”名头的功臣们，基本上都过得不错。

为了让功臣们安心，他还大肆跟功臣联姻，把好些个公主许给功臣之子，帮助他们安排好下一代，寄望都能荣华永享。

功臣们偶犯错误，李世民也能笑而赦过，不当回事。

但如果觉得李世民能无限度的容忍功臣的一些不合理的行为，那就错了。

李世民善待功臣也是有条件的，他毕竟是皇帝，要考虑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君臣和谐。

他也有小心思，对功臣们，他实际上是有必须的要求和约束的。

主要有两项，其一，不能居功自傲。其二，要对李世民坦荡无私。

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说这两件事。

李世民的亲信功臣中，因居功自傲被其严厉批评和警告的，最典型的就是尉迟敬德。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举办宴席招待群臣。

尉迟敬德在席间因对自己的座次不满，悍然殴打在一旁本来是劝和的宗室、任城王李道宗，将其打伤。

其实，殴打李道宗不是什么大事，哪怕其人是宗室王爷，功臣们要是跟宗室王爷们和和睦睦，李世民才会真头疼。

李世民对自己麾下的这些武将出身的功臣们的秉性也清楚，跟人斗口要是不动手，才奇了怪哉。

但这事可以私下去解决，私下去闹，而当着李世民的面，还是在李世民主持宴席时的面，就是跋扈，就是居功自傲。

当着李世民的面就敢这么干，要是李世民哪天不在了，谁能制得住尉迟敬德？

于是，李世民对尉迟敬德发出了比较严厉的警告。

根据史书记载，李世民在事情发生后，当即就以汉高祖刘邦杀功臣为例对尉迟敬德表示：我想保全功臣，但你不能太过分。

《旧唐书·尉迟敬德传》中记载：谓敬德曰：“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

受到警告后，尉迟敬德才悔悟，从此有所收敛，最后得以善终。

再说说功臣要对李世民的坦荡无私，在这上面栽跟头的功臣有不少。

比如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唯二被李世民杀掉的侯君集和张亮，都在这个问题上出过事，张亮甚至因此直接丢掉性命。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率军灭了高昌国，立下大功，但其回朝后，马上就被弹劾，然后被下狱治罪。

原因是，他在没有禀告李世民的情况下，擅自将无罪之人发配，以及擅自占有高昌国的宝物。

《旧唐书·侯君集传》中记载：集初破高昌，曾未奏请，辄配没无罪人，又私取宝物……及京师，有司请推其罪，诏下狱。

这两件事同样不是什么大事，发配无罪人，自然是公报私仇，如果不是什么对朝廷有特别大作用的人，即使闹起来，李世民估计也会略偏向侯君集。

占有宝物，无非是贪财，对于李世民来说，他巴不得功臣们都贪财，不独是李世民，只要是皇帝，大概都会这么想。

侯君集率军远涉域外，不但有苦劳，还有灭国的大功劳，发点财算什么？

但他犯的忌讳是“曾未奏请”，瞒着李世民干，对皇帝不够坦荡无私，这才让李世民恼火，有人一举报，就马上将侯君集下狱，要治治他。

好在李世民也只是想警告侯君集一番，没想把他怎么样，在岑文本替侯君集求情后，就把他放了。

反而是侯君集自己想不开，觉得受了委屈，没想透李世民的深意，后来因怨恨，参与了太子李承乾的谋反事件，落得身死的下场。

显然，侯君集没有尉迟敬德聪明，敏感度不够。

再来说说张亮，他死得比较冤。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有人举报张亮私养义子五百，试图谋反。

结果，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张亮有谋反意图的情况下，李世民就认定“亮有义儿五百，畜养此辈，将何为也？正欲反耳。”马上把张亮杀了。

这五百人也算是张亮的部曲和家丁，在当时，这并不算是犯罪。

根据唐朝的律法规定，贵族、高官家中，是允许有部曲、私兵存在的，谁家没几十或几百个看家护院的打手？

很多贵族家中的私兵数量，绝对不会比五百人少。

唐朝连很多种类的武器，如刀、剑、橹、弓、箭等，都允许民间持有，何况贵族、高官家庭了。

所以，有私兵，有武器，在当时都不算大罪，是合法的。

或者按照朝廷规定，张亮的级别不够五百人护卫，有所超出，也构不成死罪。

何况，张亮还是凌烟阁功臣，当时他的画像都挂进去了，凌烟阁功臣榜是李世民在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选定的。

对一个已经进了凌烟阁的功臣毫不留情，在李世民身上是很少出现的。

原因还是张亮对李世民不够坦荡无私，很明显，张亮这五百人没有到朝廷报备，没有向李世民报备。

所以李世民才会诧异：“畜养此辈，将何为也？”

李世民杀张亮，就是气他对自己有所隐瞒，而且李世民是怒火攻心，当时昏头了，在盛怒之下，没详细思考就做出了决定。

因为张亮死后，他转头就后悔了，《旧唐书·张亮传》中记载：太宗曰：“……往者李道裕议张亮云‘反形未具’，此言当矣。虽不即从，至今追悔。”

最后说说魏征，这是曾被李世民高度赞誉的功臣，排位高居凌烟阁榜单第四，还是以非李世民嫡系臣子的身份排上去的。

他生前没出事，死后却把李世民惹毛了。

原因是魏征活着时，把自己对李世民的一些劝谏的情况写成文字，拿给负责修史书的褚遂良看，希望褚遂良能如实记录进史书。

于是，李世民怒了，不但砸了魏征的墓碑，还取消了其子跟公主的婚事。

《旧唐书·魏征传》中记载：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

这事怎么说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魏征找褚遂良，希望他能记录自己给李世民的谏言，目的是为了青史留名，这是他个人的欲望，无可厚非。

如果李世民知道，未必不会支持，后来流传于世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不就是李靖跟李世民的对话录，能流传并出版，不就是因为李世民允许？

即使魏征的谏言中，负面的言论有一些，以李世民的胸襟，只要不是质疑他皇位的正当性，不去谈他杀兄逼父的事情，未必就不会允许记录。

李世民被惹毛的原因同样是责怪魏征对自己不够坦荡无私，有什么事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说？

以上侯君集、张亮、魏征都是功臣对李世民不够坦荡无私的反面例子。

说个正面一点的。

房玄龄，贞观年间为相长达二十年的凌烟阁功臣，他对于皇帝的小心思就看得非常明白。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一则故事，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房玄龄留守长安，处理朝政并辅佐、教导太子。

李世民临行前，曾交代房玄龄：“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

后来，突然有个人来找房玄龄，声称要状告他，房玄龄一听，什么也不问，直接把这人送到军前，直接交给李世民处理。

李世民也干脆，人送到跟前后，问清他是要告房玄龄，马上也不多问具体缘由，直接把这人杀了。

然后，李世民写信责怪房玄龄，给了便宜行事的权限，却不照令执行。

李世民真是责怪房玄龄？他心里高兴得很，房玄龄对他够坦荡，他对房玄龄就信任，双方心里都门清，房玄龄真要自己处理这事，才会出大事。

再比如李靖，有史料记载说，他晚年隐居家中，但家中大门时时大开，哪怕睡觉也不关门，谁去找他谈事情，外面的人看得清清楚楚。

李靖也是在向李世民表现出自己的坦荡无私，于是，贞观朝最能功高震主的他，晚年安然无忧。

从以上的一些事例可以看到，在以善待功臣闻名的李世民麾下，也并非高枕无忧。

李世民同样有忌讳，看得清楚的，都能安然度过，看不透的，就只能倒霉了。

好在，在贞观时期，大多数功臣们都还算聪明，哪怕是尉迟敬德这样的大老粗，也足够机灵，真正看不透的，也就侯君集、张亮等少数几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