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构建诚信营商环境

本文转自：青海法治报

近日，各地纷纷出台关于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措施，意在优化发展环境，加大营商环境力度，吸引商人投资兴商，推动个体工商户持续健康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传统美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联系各个市场交易主体的纽带，从经济学上讲，诚信可以减少交易费用，从法律上讲，诚信也是法律的一项基本要求。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结构优化的“新常态”，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因素，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著名法学家江平和经济学家吴敬琏有过这样的共识：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由此可见，构建诚信守约、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然而，近几年的假疫苗、毒奶粉等事件却暴露了当下社会信用的缺失与苍白，不能不令人深思。

回溯中国古代的商业道德和相关的法律规定，或许可以对当下诚信营商环境的建构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儒家伦理对于商人的日常行为可能影响更深。这也再次启发我们，在商业活动日益频繁的今天，构建诚信的营商环境，道德和法律的角色缺一不可。

古代商人以义为利

我国古代很多典籍中，都记载了对商业道德的要求。如《盐铁论》中就提出了“古者通商物不豫”，《周礼·地官·司市》中规定“贾民禁伪而除诈”，《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贪贾三之，廉贾五之”，都说明货真价实、不弄虚作假、不欺骗顾客等是商人的基本行为准则。

我国古代诚实无欺、买卖公平、守义谋利的商业道德也与儒家文化的熏陶密不可分。清道光年间的商人舒遵刚曾说：“人皆读四子书，及长习为商贾，置不复问，有暇辄观演义说部，不惟玩物丧志，且阴坏其心术，施之贸易，遂多狡诈。不知财之大小，视乎生财之大小也，狡诈何裨焉。吾有少暇，必观‘四书’‘五经’，每夜必熟诵之，漏三下始已。句解字释，恨不能专习儒业，其中义蕴深厚，恐终身索之不尽也，何遐他书哉！”这样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商人对于财富是这样看的：“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于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人但知奢侈者之过，而不知吝惜者之为过，皆不明于源流之说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这正是儒家思想在商业领域的运用。

笃守信用的徽商和晋商

到了明清时期，商业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帮，尤以徽商和晋商最为有名。徽商和晋商的成功也与儒家诚信的商业道德密不可分。一位徽商曾说：“利者人所同欲，必使彼无所图，虽招之将不来矣。缓急无所恃，所失滋多，非善贾之道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人人都追逐利益，如果经商一味抬高市价，追逐短期利益，那么长久就会失去顾客，失去市场，这是不善于经商的人会用的方法。这也是徽州商人从长期的经商实践中所得出的经验之谈，同时也符合现代商业中商人和顾客互惠互利、彼此依存的常理。

尽管徽商秉持诚信经营的理念，但也不可避免会遇到伪劣商品。徽商对于伪劣商品的处理态度甚至超出了一般的道德标准。据清嘉庆本《休宁县志》记载，该县商人吴鹏翔在一起胡椒买卖中发现对方提供的800斛胡椒有毒，卖主担心银、货两亏，要求吴鹏翔退换有毒胡椒。然而，吴鹏翔为了防止卖主再次转卖他人，害人性命，竟不惜重金向卖主支付了货款，随后又将800斛有毒胡椒付之一炬。吴氏的举动，不仅表明徽商在杜绝伪劣商品方面态度十分坚决，也体现了徽商的社会责任担当。

无独有偶，晋商的诚实不欺，利以义制也是誉享中外。梁启超曾评价晋商“笃守信用”，甚至来华经商的外国人也对此印象深刻。1888年，上海英国汇丰银行一位经理即将离开中国时，对山西票号、钱庄经营人有过这样一段评论：“我不知道我能相信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像我相信中国商人或钱庄经营人那样快……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作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山西）人。”1888年正值清末动荡之际，晋商没有趁乱取财，仍坚持修身正己，不能不令人赞叹！

关于商业秩序的法律规定

中国古代除了商人的道德自觉，也需要借助法律来维护公平正义的商业环境。

根据已有的文献，最晚到唐代，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调整商事活动的法律规范。《唐律疏议·杂律》中就有“校斛斗秤度不平”“器用绢布行滥”“市司评物价不平”“私作斛斗秤度”“买卖不和较固”五条律文用于规范当时的市场秩序。试举其中“器用绢布行滥”一条：“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不牢谓之行，不真谓之滥。即造横刀及箭镞用柔铁者，亦为滥。”用今天的话来说，“行滥”指的是商品质量太差，“短狭”是商品数量短缺，都是不符合法律标准的假冒伪劣商品，一旦发现，要各打六十大板。这里还举了一个例子，即用柔铁锻造横刀及箭镞，属于“不真”，为何如此规定？这是因为在唐代，“横刀”是兵士佩刀，“箭镞”是箭头上的金属尖物，都必须十分锋利才行，如果用柔铁，就属于以次充好的伪劣产品，难怪唐律要作出特别的规定。

唐律的上述规定基本上为明清律所继承，不同的是，明律在此基础上将有关商业活动管理的五条律文单独编目为“市廛”，并对原有的条文进行删改，制定出新五条：“私充牙行埠头”“市司评物价”“把持行市”“私造斛斗秤尺”“器用布绢不如法”。概而言之，“私充牙行埠头”即禁止冒充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并进行注册才能取得资格的“牙行埠头”；“市司评物价”即规定具有评估物价的“市司”必须公平合理地定价，不得任意出入；“把持行市”即严禁垄断市场、扰乱市场等行为；“私造斛斗秤尺”是关于统一度量衡的规定，规定民间不得私自制造用于度量的工具；“器用布绢不如法”是对商品质量的规定。不难看出，这五条律文的规定在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交易安全及防止欺诈。以“市廛五条”为核心的上述律文亦为清代所继承。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规定只是成文法中有关商事活动规范的主要条文，还有一些散见于日常的商事习惯，在此不一一赘述。

道德与法律

构建诚信营商环境的双翼

孟子曾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道德和法律作为实现善治的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商业环境，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伦理精神和以“市廛五条”为核心的法律规范对于构建诚信、公平的古代商业环境同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过，考虑到古代社会厌讼的社会环境，儒家伦理对于商人的日常行为可能影响更深。这也再次启发我们，在商业活动日益频繁的今天，构建诚信的营商环境，道德和法律的角色缺一不可。

据《上海法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