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冷兵器之斧与钺，刑掌生杀之权，冠为百兵之武

在“十八般兵器”之中，斧钺是人类最早发明的冷兵器之一，在早期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之中，它为文明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古希腊军队和古罗马军队之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斧作为武器被大规模列装军队的例子(如公元前7到1世纪古罗马的埃特鲁斯坎平头斧)，直到18至19世纪，非洲和马来西亚的原始民族还在用斧作为主要战斗兵器，可见这一武器在世界冷兵器文化历史上的源远流长。

不过在勤劳聪慧的中国人看来，斧的优点和缺点同样显著，纵观中国历史的军队制式兵器，斧钺从未成为制式兵器被大规模的装备，往往只出现于特定场合，并且在宋代之后逐步退出了中国冷兵器的历史舞台。然而在礼法和刑法方面，斧钺却作为了一种礼器被保留了下来，逐渐成为了司法权力的和天子权威的一种象征。

砍砸器的杰出代表——原始社会时期的斧钺

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所使用的石器工具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砍砸器、刮削器与尖状器，其中砍砸器的前端沉重，通常有着曲折厚重的锋刃，原始人类使用它们从事砍伐树木、敲砸硬物和切割食物的工作。在非洲大陆的阿舍利文化遗址之中，人们发现了一些没有安装木柄的石器，它们又被称之为“阿舍利手斧”。从阿舍利手斧的造型和外观上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和斧刃的模型已经十分相近，这说明人类至少在150万年前就有了制造斧具的悠久历史。

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人类使用工具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斧的制作技术也从打制石器过渡到了磨制石器时代，并且出现了可以绑在石斧之上的木柄。作为新石器人类最重要的战斗武器，斧既可以用于砍伐树木，又能够用来保护村落，因此中国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之中都曾大量出土石斧。

举例来说，在距今8500年前的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之中，石斧在接近半数的墓葬之中都被发现，而没有出土的石斧的墓葬之中则出土了石棒和石盘。据此有学者认为，随葬石斧的应该都是男性墓葬，他们墓葬之中陪葬的石斧很有可能是生前最为重要的战斗生产工具。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斧”与“钺”作为两个概念开始被区分开来，这一切都是因为大规模部族战争的到来。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人类的军事武器设计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原始社会晚期的人类自然也不例外。为了杀伤敌人的需要，“钺”被作为战争武器从普通的石斧之中独立出来，从外边和材质上来看，用于“生产”的斧和用于“战争”的钺有了初步的区别：

首先，石钺的石质要比一般的斧要精良很多，磨制工艺也更加精良;为了增加杀伤力，石钺的体积往往也更加宽大，往往呈现出标准的梯形，相对于普通的斧来说体积更加轻薄，其厚度大约在10毫米以下，这样可以减少武器的整体重量。由于原始社会士兵的防护武器几乎很薄弱，因此士兵们往往只能依靠自己的身体来承受武器的伤害，而武器越是轻便灵活，在战场上的可操纵性也就越大。

在原始社会晚期，斧钺还被作为行刑的一种工具，用来处决那些违反部族规矩的犯人。举例来说，在龙山时代晚期的河北涧沟遗址，考古人员曾经发现了6颗被砍掉的原始人类的头骨，它们的颅骨之上有着被石斧劈砍的痕迹。由于涧沟遗址是一座典型的杀戮祭祀遗址，因此学者推断他们被石斧处决之后，行刑人员还将他们的头皮剥了下来用于祭祀，这在早期的猎头文化遗址之中是十分常见的存在。

正因为斧钺经常被用来处刑，因此斧钺的含义渐渐发生了变化，不仅被引申成为司法权力的象征，制作精良的斧钺还往往成为部落头领地位身份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随着人类对金属的发现和冶炼，铜也被代替石头来制作斧钺，不过在历史上最早使用铜质战斧的地区并非出现在中原地区，而是西北地区的原始居民。

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甘肃地区，红铜取代了石头成为了制造斧钺的新型材料，不过一开始使用的红铜质地较软，斧刃需要经常进行磨制和修理;后来西北地区的居民改进了铜的冶炼技术，在红铜之中加入锡或铅的合金，制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合金——青铜，并且很快传播到中国各地。尽管新石器晚期的青铜已经被用于制造斧钺，但是受限于青铜的生产规模冶炼技术，因此产量十分有限，未能大规模的作为兵器出现在战场之上。

位高权重的象征——商周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器斧钺发展

在青铜器文化繁荣的商周时期，青铜斧钺曾经被运用于战争或者祭祀之中，而这一时期的斧与钺有着很大的区别：比如从斧刃的弧度来说，钺的弧度大多都超过了100度，而斧刃的弧度一般小于90度;斧与钺所使用的木柄安装方式也有着明显区别，钺一般使用内装柄，方便和戈一样进行挥舞;而斧柄多采用銎装柄，通过銎孔来固定斧柄，并且斧柄一般来说较为短小厚重。不过从中国历史斧钺发展的总体角度来看，斧与钺之间的区别在商周时代之后就被逐渐淡化，除了名词解释上的需要之外，斧钺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武器类别进行归类和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至两汉时期，随着青铜器的没落以及铁器的崛起，斧钺在战场上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少，因此这一时期的斧钺主要作为礼器、刑具和林业工具进行使用，首先我们来看礼器方面。在早期殷商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之中，“王”和“皇”字的下半部分都是一道锋利的斧刃，可见斧钺在汉字之中已经成为了权力的象征。

除了金文的记载之外，斧钺作为权力礼器的象征还体现在多个方面。《尚书》有云：

“钺以金饰，王无自由之理，左杖以为仪耳。”

可见斧钺乃王者之兵。《尚书·牧誓》又云：

“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左仗黄钺，右秉白族。”

因此在商周时代，国王赏赐给大臣一把青铜钺，就意味着他掌握了征讨四方的军权，这种殊荣只有国王最为信任的大臣才能够得到。

到了两汉时期，一定身份的官员在出行之前需要乘坐“钺车”，也就是在马车的车厢上插有一根钺的马车，以彰显自己的尊贵地位，就连皇帝也不例外。为了和官员们的马车区别开来，皇帝的钺车特地使用金黄色的钺，又被称之为“黄钺”。当皇帝认为某位臣子特别值得信赖，就会赐予他“假节钺”的名誉称号，将皇帝马车之中的黄钺借给他，凭借它臣子可以行使一部分的皇帝权力。不过因为这项权力是皇帝赐予的，因此皇帝也可以随时收回来，因此“假”字代表着“借用”的意思。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重臣奉命出征之后都会被授予“假节钺”的权力，比如《晋书·职官志》记载：

“魏文帝黄初三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又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则总统内外诸军矣。”

南宋郑樵所著《通志·职官略六》记载：

“宋氏人臣无居者，唯江夏王义恭得假黄钺。”

当然，“假节钺”的授予也不一定表示对臣子的信任，如果在位的是傀儡皇帝的话，很多野心家们也会逼迫皇帝授予自己“假节钺”的权力。

除此之外，斧钺在军队之中还往往代表军队的指挥权与督战权，督战队往往使用斧钺负责处决逃跑的士兵。比如在东汉建立的孝堂山郭氏墓石祠的西壁画像之中，汉军督战队的斧钺之下就挂着两颗逃兵的人头;而在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北寨村的“将军冢”之中有着一面著名的“胡汉战争图”，如果仔细观察画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汉军的队尾有着4名挥舞斧钺的士兵，他们应该是在行使自己的督战权。

简单粗暴的破甲装备——魏晋南北朝至两宋期间的武器斧钺发展

总体来说，在两汉时期，斧钺一般是不作为军队武器在战斗之中出现的，除了一种名叫“钺戟”的兵器曾经短暂的出现在汉朝军队之中，它是由长兵斧钺和铁矛的结合体。但是在骑兵的冲锋之中，适合挥砍的“戟”显然更适合军队作战，因此“钺戟”纯属昙花一现的造物，很快就消失在了历史的漫漫长河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军队士兵之中开始大量装备斧头，但是根据具体的情景来推测，当时的斧头很有可能是作为一种开路工具而非战斗武器，因为当时的江南地区环境十分恶劣，需要斧头来开辟道路。除了砍伐植被以外，斧头还能用来破坏敌军的拒马或者城门，而质量低劣的斧头往往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对于假冒伪劣斧头的危害，蜀国丞相诸葛亮深有体会。在一次攻城作战之中，蜀国军队奉诸葛亮之命使用斧头猛烈攻击敌军设置在阵地之前的拒马，结果由于蜀军所使用的斧头质量粗劣，不仅没能清除拒马，还损坏了很多战斧，好在敌人看到蜀军的冲锋气势之后吓得全部逃走了，故而没有造成更大规模的危害。战后，诸葛亮痛定思痛决定改革斧头制造技术，并且亲自制作了100把做工精炼的战斧，为士兵们讲解使用劣质战斧的坏处。

隋唐时期，斧作为一种特种兵器，在战场上依然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平定安史之乱的唐朝中叶名将李嗣业在香积寺迎战安禄山的骑兵之前，得知对方的骑兵骁勇善战、战斗力十分强悍之后并没有慌乱，而是冷静的命令陌刀手和长柄斧手在前方组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专砍敌人的马腿，再加之以弩手配合，最终将叛军打得落花流水。

到了两宋时期，士兵们的装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随着锁子甲的普及，无论是辽、两宋还是金朝，士兵的披甲率都十分之高，普通的刀剑难以伤到对方;而另一方面，所锁子甲对钝击类武器的抵抗能力较差，因此我们在《宋史》之中能够清楚的看到，随着两宋政府对军备的重视，简单粗暴的大斧成为了中原士兵专用的破甲工具。

在北宋的《武经总要》之中，至少四种军用战斧已经纳入了统治者的视野之中：大斧、峨眉斧、凤头斧、剉手斧。其中“大斧”就是长柄斧，其主要的作用就是用来劈砍马腿;而峨眉斧、凤头斧则是一种攻城用斧，可以在城下进行掘进作业，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和敌方士兵短兵相接;剉手斧的构造就比较特别了：斧头和斧刃呈现90度的垂直状态，这种斧头是守城士兵专用，用于劈砍云梯上攻城士兵的手脚。

除了用于贯穿铁甲之外，沉重的大斧还可以用来对抗持有巨盾的敌人，斧头上的倒钩可以将盾牌拉开，并且沉重的斧刃和大锤一样能够对当时木质结构的盾牌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公元11世纪中叶，广西爆发了规模宏大的侬智高起义，北宋朝廷派出的几波军队都被侬智高的“标牌军”打得大败而归，而归根究底是因为“标牌军”所持有的巨型盾牌为叛军提供了可观的防护能力。狄青上任之后，命令各军打造“大刀巨斧”，最终破解了“标牌军”的防守能力，平息了侬智高之乱。

两宋之后，斧钺作为冷兵器逐渐退出了军队的舞台，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斧钺的能力不够强，而是因为其他冷兵器更加适应集团军作战的能力，随着战争人数的增多，斧的优点和缺点也在被无限放大。

斧钺在古代冷兵器时代的优点与缺点

相比于同一时期的其他地区文明来看，斧在世界冷兵器历史上算是最受欢迎的冷兵器之一，那么为何斧钺始终无法作为制式兵器在中国军队得以推广呢?首先我们来看斧钺武器的优点：

其一，在远古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之中，斧钺是劳动群众喜闻乐见的生产工具，用斧作为武器可以缓解军队武器的稀缺性;

其二，斧头的制作工艺十分简单，并且经过了数百万年的研究和改造，作为士兵武器来说制造单价十分低廉;

其三：斧的发力点在斧头的前端中心刃部，相对于刀剑等武器来说更加适合贯穿锁子甲以及盾牌，在这一方面它和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其四：相对于中国历史上其他武器来说，斧是最为亲民的武器之一，和弩一样，即使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人也能够娴熟使用这种武器与敌人进行搏斗。

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我们发现斧钺的前两个优势正在逐渐消逝，而斧钺的以下四个缺点却暴露无疑：

第一、攻击距离较短，和同时期的刀剑、长枪比起来，杀伤范围有限;

第二、斧威力的施展需要较大的空间进行施展，在密集型方阵编队之中不利于发挥，很容易误伤友军，而枪和矛就无需顾及这一点;

第三、虽然斧相对与其他兵器来说容易使用，但是却难以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想达到《水浒传》李逵那样用斧的程度还需要数十年的经验积累;

第四、从传统冷兵器格斗理论来说，斧作为一种较为笨重的武器存在着变招较慢的致命缺陷，在武器缠斗之中，对手在躲闪掉敌人的攻击之后都会下意识的夺取对方的兵刃，对于斧钺来说，只要抓住了斧头的木柄，那么使用斧头的一方就几乎等于被缴械;而同一时期的刀、剑等冷兵器却几乎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对方在夺取兵器的兵器的过程之中会不可避免的被利刃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