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剑，是如何超越其他冷兵器，成为文明传承之器的？

在中国古代兵器文明的传承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冷兵器能像“剑”一般，长久以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以“剑”衍生出来的“说剑”、“论剑”等人文教化精神时至今日依然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那么剑何以这样特殊，能够超越其他冷兵器，并且最终成为中华文明传承之器呢？这就要从“说剑”一词的起源谈起了。

“说剑”之“剑”：西周初期的中国，剑从何来？

迄今为止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早关于“说剑”的文字记载出自于《礼记·乐记》：

“……(武王伐纣后)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然后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

这段话出自儒家经典《礼记》，是孔子与宾客交谈之时无意之中所流露的。据东汉学者郑玄注解，它所讲的是周武王灭商之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文教措施：灭亡殷商之后，周武王立刻分封有功之臣为诸侯，接下来又将兵器收入国库之中，改变军队的训练方式，周武王的这些做法似乎都在天下人彰显一种决心：“从此之后，西周就再也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了！”

那么此文最后一句：“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又该作何解释呢？对此初唐时期著名儒学家孔颖达在《五经正义》之中曾经解释说：“裨冕，入庙之服也；搢笏，插笏也。说剑者，既并习文，故皆说剑也。”也就是说当时最为精锐的“虎贲之士”都纷纷脱下自己身上的甲胄，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因此军中原本的实战剑术训练也被称之为“说剑”。不过问题在于，孔颖达对这一词语的解释只是从文教方面进行阐述，未能对“说剑”一词的含义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如果想要对这里的“说剑”一词进行具体阐述的话，那么首先我们就要问一句：“西周初期的中国，剑从何来？”如果西周时期没有“剑”这一武器的存在，那么所谓的“说剑”就是虚妄之谈，是孔子等后代学者的臆断之词，因此我们首先要将这一问题作为核心研究对象进行探讨。

如果仅凭中国史料的相关文字记载来看，西周初期的中国不仅已经诞生了剑，并且周武王还使用过剑这一武器。据《史记·周本记》记载，周武王率领大军攻入朝歌之后，曾经使用“轻吕”以及“黄钺”两种武器对商纣王的尸体进行斩击，这体现了原始文化之中的复仇意识。不过，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直接将“轻吕”改为“轻剑”，后面更是将其称之为“击以剑”，说明在司马迁看来，“轻吕”应该就是剑的一种，并且他确信西周初期确实有剑这一武器的存在。

而按照现代考古发现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最早的“鄂尔多斯青铜剑”出土于公元前16世纪，因此西周初期有剑这一说法基本可以肯定。不过问题在于，当时“剑”的长度大约只有20余厘米，其形态更加类似于匕首，和春秋战国时期兴起于吴越地区的青铜剑很显然有着极大的区别。

因此笔者认为，西周初期确实已经出现了剑，但是剑并非周人或者商人所发明，这种武器很显然是从西方或者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兵手中传承下来的。在周代之前的史料中，对于很多兵器的创造者都有明确的记载，如《世本》记载“挥作弓”、“蚩尤作五兵”等等，但是唯独史书之中没有提及剑是谁发明创造的，至于银雀山竹简《孙膑兵法》所记载的“黄帝作剑”一说，已经是后人的晚成之说，不足为信。故而西周时期的剑和春秋战国时期由东南地区所兴起的长剑，两者之间不一定具有特别紧密的关联，并且它们所使用的金属材料与制造工艺有很大差距，不能将其混为一谈。

“虎贲”是一支怎样的军队？为何只有他们能够“说剑”?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剑”的主体对象——“虎贲之军”，为什么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说剑？他们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呢？据《尚书·牧誓》记载：“虎贲，若虎贲兽，勇士称也。”简而言之，“虎贲之军”的主要特点是勇猛并且奔跑速度极快，他们手中除了配备短剑之外，还需要使用另一种防具来抵御敌军的进攻，那就是“干”，或者可以称之为“盾牌”。

西周初期，周武王的军队主要由三大兵种构成：“戎车”，也就是车战之兵，据司马迁记载周武王有戎车三百辆；“虎贲”，也就是手持盾牌和短剑的步兵，有三千之众；而其他士兵们通常使用矛、戈等长兵作为武器，总数量在四万五千人左右。由此可见，“虎贲”的地位相当于周王室的禁军，不过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带头冲锋冲击敌阵，使用剑盾杀出一条血路。在长兵器盛行的西周时期，盾牌与短剑进行搭配，使得步兵们在面对长兵器的攻击之中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保证自己能够接近敌军身边，从而发挥短剑灵活轻巧的威力。

从“虎贲”所担任的重要职责来看，能够被选入“虎贲军”的士兵们势必有着极为高强的武艺技术，他们很显然是中国最古老的“剑客”。由于执行任务的危险性，他们又被称之为“死士”，正因为他们舍生忘死的英勇精神，因此在周天子的大规模裁军之中，这批曾经为国家流血流汗的勇士们得到了极为特殊的安排，他们不仅作为禁卫军守卫王都镐京，甚至还能代表周天子出使四方。

“说剑”之“说”：剑器是如何超越兵器本身，得到文化升华的？

那么英勇善战的“虎贲勇士”是怎样精进剑术的呢？这时我们就需要理解“说剑”之中“说”的根本含义了。“说剑”，又可以称之为“论剑”。而孔颖达则将“说”解释为“论”，因此虎贲勇士们“论剑”，也就是经常聚集在一起研究剑术理论与剑理剑法的聚集性活动，他们很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对剑术理论研究最早的一批剑客。

从周武王一系列大规模的文教举动来看，“剑术”在西周初期就已经超越了原始的冷兵器属性，从杀人的利器变为了具有文化教育功能的物品，此时的西周短剑已经初步具备了健身功能、娱乐功能以及修身养性的文化内涵。由此，剑在中国人的心目之中占据了其他冷兵器所无法企及的崇高地位，人们对于剑与剑术文化的推崇最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剑论的滥觞更是连绵不绝、流传千古。

对于剑道的发展和赞誉，司马迁曾经在自传之中介绍说，司马家族的先祖曾经在赵国论剑，并且他还留下了对剑这一武器的极高赞誉：

“非信廉仁勇者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

在笔者看来，这是司马迁对“说剑”或“论剑”的极高赞誉。他认为“论剑”在当时是“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的高深学问，这也正是为何古人将汉代之前的剑术称之为“剑道”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说剑”已经远远超出了剑这一冷兵器战前杀敌的初级意义，而是在“说”剑这一器物本身的文化艺术内涵和人文精神，毫无疑问，这种冷兵器认知观对后世之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世的中国文人往往以剑喻身，书剑并举，这种中国剑文化的独树一帜，在中国乃至世界冷兵器历史上都留下了光辉而精彩的文化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