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的韦小宝

（刘新凤）

当金庸写尽了英雄的时候，他不得不考虑去写另外的一种人。

鹿鼎之计，乾坤之谋，本来是属于郭靖、杨过、乔峰、陈近南之类的英雄豪侠仁人志士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然而，事实上，虽然郭靖杨过们不吝微躯，同赴困难，但其矫健的身影，最终也还是很快被历史的洪涛所淹没；乔峰如日中天，勇不可当，可以威迫耶律洪基不使伐宋，化干戈为玉帛，但在民族与正义的两难选择之中，他也不能不断然自裁，拋却身家性命。

陈近南身为反清复明的天地会的总舵主，无疑是一个领袖群伦，担负时代的大英雄，可谓众望所归。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丹心耿耿、为反清大业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民族斗士，在他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也不得不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十几岁的、毫无信义和责任感而言的、不学无术厚颜无耻的泼皮无赖小流氓身上，用一句不太恭敬的话，则是实在有些黔驴技穷。

任谁都知道，这是冒险。然而，这险文必须得冒。

因为，这不是英雄的时代。这时代属于痞子。在这样的国度里，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鬼域得以横行无忌，而等待英雄的，却只有末路。

韦小宝身无长技，但并不是个可恶的丑角。相反，他很可爱，可怜，可悲。

这是一个被病态社会彻底扭曲了的、污染了的、彻底同化了的可气又可笑、可悲又可怜的畸形少年。他出生在妓院，纯粹是一个婊子养的狗杂种，因此，他不但远不是一个英雄坯子，相反，却是社会底层最肮脏角落里所生养、成长起来的下三赖角色。一个偶然的机遇，使他来到京城、混进皇宫，这为他意外地提供了一个英雄用武的极好场所。

谁能想到，在官场里混，与在妓院里混，所用的应当、也最好是一种手段呢？

原来，丽春院居然竟如那个社会的一个缩影，难怪韦小宝对它十分眷恋。

正因为如此，所以，韦小宝丧失了成为好人、正派人的机会和土壤。他所接触到的人或所接触到的事，乃至他所接触的一切，无不对他施加了一种摧折之力，压抑、残损，让他根本无法正常成长，于是，并不需要较好的生存环境便能勉强存活的他，终于对这些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韦小宝成了一个那个时代的“正常人”，进而走上了那时代胜利者的成功之路。

我们无权责备韦小宝。

正如我们允许并且理解花木野草选择季节和气候绽放自己的蓓蕾一样，在那样的时代产生韦小宝那样的人物，实在天经地义。为了生存，韦小宝必须适应时代而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本身绝对不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何况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生存便意味着发展。

现在的我们宽容韦小宝，无异于后人宽容也许同样可笑的我们。所以，尽管我们同样并不欣赏韦小宝，但我们却决不鄙薄他，决不轻蔑他，尤其是那种东施效颦式毫无思想含意和深度的浅薄的鄙薄与轻蔑。

陈近南或者并没有我们思考的这般复杂和深远，简单地说，他似乎只是急于求成，因而不择手段。总之，他也恰如我们一样，容忍了韦小宝。收这位既无天賦又不用功的泼皮做了自己的徒弟，已经显得太过，让人难以置信，何况，又让韦小宝当了青木堂的香主，又原谅了他对天地会的不义不忠？这在局外人看来，过于优礼有加，难免起疑做师傅的私心太重。

其实，陈近南的此番抉择，正是不但说明了他对自己的深刻了解，同时也披露了他对时局与社会的本质认识。

仅凭这一点，陈近南便无愧于江湖对他所寄予的殷殷厚望。

遗憾的是，韦小宝不是英雄，甚至连一个常见的好人也不是，而是一个无赖，尤甚是他竟未必是一个纯粹的汉族人，除了“辣块妈妈”的罗刹鬼、红毛鬼等外国鬼子外，他母亲韦春芳也不知道他的父亲到底是汉族、是满族、是蒙族、是回族、是藏族，抑或哪族的血统都有。以他这样一个档次的未必是汉人更绝对不是英雄的家伙，而来承担“大汉族”顶天立地的豪杰汉子们所承担不了的重任，这并不能证明英雄的委靡和汉民族素质的蜕化，相反，只能强调时代的变迁已经到了足以扼杀一切生机、活力与正义的时候了。

至此，金庸为自己的英雄梦，找到了一个并不完美的值得忧虑的终结。

时辰已到，一切沉睡者、嗜梦者、呓语者，都应醒来。

现实，.如铁一样，黑硬而冰冷。……

金庸在骨子里，是悲观的。

一种永远属于文人、属于智者、属于对现实生活与理想世界拥有着强烈的不屈不挠的永恒渴望的探索者的悲观。

这悲观的前提，是追求，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