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朴园“杭州百忆”（上）

保俶塔、雷峰塔

抗战期间，谢冰莹主编的《黄河》月刊，曾连续刊登过几篇名为《杭州百忆》的系列文章，由流亡中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李朴园先生所写。每篇回忆声情并茂、幽默风趣，既有对杭州沦陷的悲愤之情，又有真挚的友情与趣闻，让人管窥到抗战前杭城的风貌及文艺逸事，以独特视角领略这座城市的过往风情。

李朴园是河北曲周人，早年考入直隶第四师范学校，后就读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1924年至1927年，又就学于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此后跟随校长林风眠南下，在杭州创建国立艺术院，李朴园任校长室秘书兼图书出版课课长、图书馆馆长及美学讲师。

与国立艺专许多海归教师相比，李朴园虽未留过洋，但博学多才，涉猎多个艺术领域，如主编艺专刊物《亚波罗》和《亚丹娜》、撰写《中国艺术史概论》等著作、组建“艺专剧社”、筹划设计首届西博会艺术馆以及在报刊上发表大量小说、剧本、艺术理论及散文等等，属当时杭州文艺界的风云人物。

1937年11月，杭州即将沦陷，国立艺专开始了长达九年的流亡之旅，此时距该校成立还不到十年。逃难师生途经诸暨、江西贵溪、湖南长沙，到达沅陵时与同样南下的国立北平艺专合并，改组后又经贵阳抵达昆明。1940年年底国立艺专迁往四川璧山，1942年又迁至重庆沙坪坝磐溪。

一路颠沛流离使艺专师生吃尽了苦头。在沅陵至贵阳途中，男生结伴步行，女生由李朴园带队乘车。结果乘车的师生在一个山沟里遭土匪抢劫，不仅将女生的钱财洗劫一空，还把身上的大衣、棉衣全部剥去，到贵阳时好多人连冻带吓都病倒了。幸好当时李朴园穿了条西装裤子，所有搬迁费都放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土匪只搜了腰下的两个口袋，他们没见过西装裤，不知道后面还有口袋，这样才侥幸保住了搬迁费。

到四川后，李朴园积极投身抗日宣传运动，他作为西北抗日戏剧宣传第八队队长，赴陕、甘、宁、青等地组织表演话剧《雷雨》《日出》以及《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等抗日短剧，效果非常好。但他们的宣传工作却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与配合，最后只能悻悻而归。

正是在这种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情形下，李朴园特别思念曾如鱼得水般工作生活了近十年的杭州，写下了这几篇《杭州百忆》。

丑奴儿

第一篇名为《丑奴儿》，表达了美丽的杭州沦于日寇“丑奴儿”之手的悲愤之情。

“去年秋天我住在劳动营。熄灯号后，全营官生鸦雀无声，只剩下不多的几只虫子，幽幽地在四处诉着秋思。如水的月光，从颇大的窗子里泄进来，满窗、满地、满床、满身、满眼，浸透了全室，也浸透了半老人的神魂。”

“千里共婵娟！”

“我在杭州住过十年，杭州有我的学校，有我的学生，有我的良师，有我的好友，有我的游踪寄迹，有我的房屋庐舍，有我十年来的生活记忆。在千里婵娟之下，我想着她。”

“她，是那样一个幽静娴雅的好女子！吴越南宋两代帝王，造成她雍容富贵的风范；苏东坡、白乐天多雅聚，养就她多愁善感的气质，更那堪三竺六桥、柳浪荷风，若许题句十万种馈赠，点缀着她那月貌花容、玉宇環宫。”

“现在，她是被欺侮着！”

“这个欺侮她的丑奴儿，并不是张生口里的‘可憎才’，而是事实上的野蛮种！他，恰像一个可怕的恶鬼，身子短而胖，黑的皮肤上长者黑的毛，五官突出，獠牙外露，只要一阵色情的狞笑，就吓得人毛骨悚然。”

“她会受如此丑奴的欺侮！”

“一股不平之气，在我这给月光浸透了的神魂中发生，它慢慢长大起来，使我对此千里相共的情形，在心底里起了一种反照。我要歌颂她的美貌，称述她的美德，使这美德美貌同她被欺侮的事件，来一个对比，如太亮的月光同太暗的月影！”

“我开始写《杭州百忆》，我愿意把她写出来，给住过杭州的人回想到杭州，给没到过杭州的人知道知道杭州——这杭州，我们是非收回不可的！”

石塔儿头

《石塔儿头》主要写西湖边石塔儿头上的日本领事馆。现少年宫以南濒湖路段，以前均为私家庄园或其他建筑，要去西湖白堤或北山街，必须翻过石塔儿头这个高岗，高岗上便是日本领事馆。直至1929年首届西博会前，才将断桥至圣塘闸一带的部分建筑拆除，修筑成直通北山的平路。

“1929年以前，从旗下到灵隐寺的汽车，一出杭州市，先要经过一个高岗，然后从断桥走上白堤，经过孤山，通过西泠桥，走上到灵隐的大路。1929年西湖博览会开始，才把湖边的房拆掉一部（分），汽车可以不通过那个高岗。”

“杭州只有一种租借地，原来是在二十里外的拱宸桥。后来日本在拱宸桥的租借地收回了，中华民族死对头的日本帝国，便把他们的领事馆移到了杭州市。可恶的是，不前不后，不左不右，日本领事馆的位置正在西湖入口的这个高岗上。”

“在杭州，一提到石塔儿头，任谁都会联想到日本领事馆，在那样的一个高岗上，在秀丽的保俶塔下，有那么一个丑恶的水泥大门，门上有那么一个丑恶的金色菊徽，其中住着一些丑恶的倭寇，同一些为虎作伥的不争气的同胞！”

“在日本领事馆的墙下岩石上，刻了许多‘南无阿弥陀佛’佛号之外，又用很大的字，刻得很深的，有一个‘南无大日如来’！”

“这‘南无大日如来’，在中国的佛号摩崖石刻上不常见，日本人是常常称道的。菩萨自然没有侵略的意思，但在日本领事馆旁深深大大地刻上这一种佛号，不知道的人会以为日本的‘大日’就要到中国了！谁敢说日本小鬼没有这种居心？”

“1934年以来，杭州的古瓷余姚窑出现了。那时的日本杭州领事是井村，他不但陆续收买了许多最完整的，具有历史价值的古瓷，并且以观摩为名，在杭州有名几个收藏家的家里经常出入。”

“有一个自称日本领事馆秘书的，不争气的杭州人，就是那时介绍井村到各处参观的人。后来，日军在1937年12月24日占领了杭州，这个不要脸的皇（疑为黄，原文如此）帝子孙败类，便是首先介绍地方维持会人选，组织维持会的人。”

“这个败类，我在收藏家的家里，同余姚窑买卖最多的喜雨台上，先后会过他许多次。这是一个四十多岁，高高个子，长长的脸，经常穿着一件灰色罩袍的货色。至今，一想到石塔儿头，我就想到这个侮辱黄帝子孙的人！”

“石塔儿头是藏污纳垢之所！”

“1927年的冬天，我第一次为筹备西湖艺术院到杭州的时候，天上有一点小雨，我同林风眠、王代之两位先生，在静静的红泥路上，乘着黄包车到孤山下的罗苑去。经过那高岗，看到了那丑恶的‘金菊花’同‘大日’，心里就凉了一半！”

“此后，我时常从孤山到旗下去，去的时候，我坐船从湖里去；我坐黄包车从湖边去；要不我就步行从湖边踱，尽可能避开那‘金菊花’，避开那‘大日’，我看到它们就生气！”

“只有一个时候，当‘九一八’后，我在大量地写着抗日剧本的时候，常到石塔儿头去。其次，当我从骑射会（松木场）骑着马到湖边的时候，特意从石塔儿过，我要加强我的抗日情绪，我要以我的‘大势’压倒他们的‘大日’！”

“可不是吗？西湖是如何圣洁的地方？是如何美丽的地方？西湖是如何具有中华民族历史意义的地方？为什么容许一种丑类在那儿存在？为什么容许他们在美的仓库门口待着？”

“西湖博览会避开了它是对的！现在，我们要扫除它，像扫粪一样！”

大佛寺

《大佛寺》通过回忆曾寄宿于西湖边大佛寺的几位朋友，记述了那个时代文艺青年的坎坷命运。

“从石塔儿头靠右首进西湖，第一个值得留恋的是大佛寺。大佛寺本名是兜率宫，所以改名大佛寺，是因为在它的西院，有一个就山岩雕成的释迦半身像，有两三丈高。年代久了，头上的裂缝里生着些小灌木同草，喜鹊老鸦屙了石佛一鼻子屎。”

“这寺，在历史上，在传说上，在各种各样的西湖佳话上，都没有什么动人的故事，虽然西湖上的一树一石差不多都有故事可讲的，我之所谓值得留恋的，不在大佛鼻子上的老鸦屎，不在大雄宝殿的香火盛，却在一个个朋友们的故事里。”

“孙伏园在北京编《晨报》副刊的时候，有一个以写‘火舌’一文出了名的青年，抗战前后病死在法国，死后一文不名，还是房东太太出钱送到了坟地上，这个人就是浙江嵊县人龚双玉，曾在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当过图案系助教。”

“他在北京的时候，原在人艺剧专服务，工余参加王月芝主持的阿博罗美术会，成绩不错。后从北京到厦门大学去教书，爱上了一位小姐简小凤，但时运不济，小凤飞到别人脚边去了。龚双玉失了恋，到了西湖艺术院，同孙春苔住在大佛寺。”

“春苔呢？二次回到法国，同陈学昭闹了别扭，知道刘既漂在西湖艺专当图案系主任，便也回到西湖艺专，在图案系当教授，与同病相怜的龚双玉住在一起。我，1929年之前原是个孤魂野鬼，便时常到大佛寺同这两位朋友诉诉苦。”

“他们所住的房子，是大佛寺顶好的房子，不是房子好，是房子的地段好，风景好。大佛寺本来正对断桥同锦带桥之间的湖面，从湖边到走廊边，有一带高六七丈的慢坡，那慢坡上种的是碧桃、桂花、梅树同竹子，树尖在人的脚尖。树，春秋四季都是绿的，春秋四季都有鸟在叫。隔着绿树，隔着鸟鸣，西湖上的近水远山历历在目。那小船，那歌声，无时不使你觉得身在画里。孙春苔和龚双玉，两个失恋的朋友，就住在这里，弄得窗明几净，倒也不俗。”

“我常到他们那里去，有时碰到慢条斯理的陈醉云，有时碰到活猴儿似的朱苴英。碰到了，山核桃、风干栗子、沙地老菱、高桥豆腐干、塘栖枇杷、南湖蟹……这些东西总是有的吃的。”

“有一次，忽然在走廊里发现了大花生同柿子的皮，很多，还不曾扫。我有些怪了，因为孙春苔同龚双玉，在我所知道的朋友中间，算是情感比较细腻的，吃东西也有他们一定的项目，像大花生、红柿子这种并不细腻的东西，一向是少吃的。”

“恰巧，此后几次我常碰到在野外写生的图案系学生，有好几次了，我看见那时还不叫刘雪雅的刘俊英小姐，每次，她都在吃着大花生同红柿子，而且，一看到我，总会把她那包着东西的手绢儿翻开，‘李先生，你吃吧！’”

“我看到了她手绢里的大花生和红柿子，仿佛也看到了孙、龚走廊上的大花生同红柿子。我知道，刘小姐是逃婚到了西湖艺专的，也是个失恋的女郎。一个失恋的女郎，去看两位失恋的少爷，他们虽是教授与助教，没留胡子没结婚，总还是少爷。”

“有一天，刘小姐同孙少爷、龚少爷三个人在大佛寺吃大花生和红柿子，我去了，刘小姐红了脸，孙春苔同龚双玉在微笑。妙，刘小姐为谁红脸呢？是孙春苔微笑龚双玉同刘俊英呢？还是龚双玉微笑孙春苔同刘俊英呢？这种微妙的微笑迷住了我。”

“仿佛就是那一年的冬天，孙春苔同着龚双玉、雷圭元、阮贻炳、侯子步、陈士文，一同到法国去了，刘俊英不久也退了学。我呢，因为徐葆炎的关系，1929年的春假，在西泠印社有了我的奇遇，接着在忙西湖博览会，也就顾不得别的人和事了。”

“1930年的春天，嘤嘤书屋搬到上海环龙路，我同陈醉云也合股开了一间中央书店，开到屋的楼下。春苔三次回到中国来，住在嘤嘤书屋。一天，我到店里去，醉云不在，便到屋里去，在春苔的住室碰到刘雪雅，一切了然了！”

“抗战前的一个晚上，有位朋友匆匆忙忙来我家里，告了一件惊人的事：他的太太，自从我们住在湖边村以来，便来往很密，她，是一个很热情、很坦白的女子。这位朋友呢？工作能力很强，计划事情很周密，也是一个好朋友。他说，她失踪了！”

“当然，他很伤心，说了许多责备自己的话，也说了许多可疑的事。做朋友的，对于这个能做什么呢？无非劝他不要伤心，公平地批评他们两人的长短，劝他耐心等待，说她一定会回来的。此外，只有在暗里打听她的去处。”

“经过多少朋友的磋商、推测和寻访，结果，知道她住在大佛寺。她生活得很舒服，每天有黄油、面包、牛奶和水果吃，而她的丈夫却急得寻死觅活，半个月来几乎瘦得不像个人样子！”

“大佛寺，这样地成全过，也败坏过我的朋友，而现在，它的晚钟天天打给日本丑奴和汉奸丑类听，打给多少盼望着抗战旌旗早到杭州的朋友听。孙春苔同刘雪雅不知在何处？龚双玉埋骨的地方亡了国，而那位伤心的朋友同他的太太沦落在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