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日打工，没那么残酷，也没那么浪漫

赴日打工，没那么残酷，也没那么浪漫

2021年6月9日，日本东京。人们在可俯瞰东京的建筑里自拍。（图/视觉中国）

采访接近尾声时，一个片段从帆帆的脑海中闪过。他还记得，2000年的农村老家，父亲的一个朋友从外地归来后，徐徐讲述自己在日本当厨师的经历。许多细节帆帆已记不清，但“日本”“厨师”“工资1万多”，这些话语深深留在了这位十几岁少年的脑海里。如同蝴蝶效应，这一深刻印象，让多年后的帆帆在遭遇生意失败与求职无门时，选择重复那位叔叔的轨迹。2022年8月28日，帆帆只身前往日本，成为一名研修生。

无独有偶，从事研修生工作至今已18年的青山，也分享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2006年，山东泰山脚下的泰安县城里，一位小伙从日本归来，带回70万元，一时之间，风光无两。小伙在当地买房买车，还将30多万元存进了银行。这一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乡野。对当时的人们来说，70万元是天文数字，是自己20年都挣不出的钱。

研修生被视为中国务工群体的淘金热。许多研修生在网络平台分享在日务工日常，“每日工作8小时”“周末双休”“活儿不累”“月入过万”等词条，让许多人跃跃欲试。但事实上，研修生并不是什么新鲜词语。

研修生，也叫技能实习生（下文均称为“研修生”）。这一工作岗位起源于日本在40年前创立的研修生制度。其初衷是希望借国际合作，将日本的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社会老龄化严重，这个制度逐渐“变质”，不再符合创立时的初衷，而是演变成老龄化严重的日本为自身一些低端劳务，比如工厂 、车间、农业、建筑工地等，吸收外国年轻人作为廉价劳动力的重要方式。即便如此，在异国滤镜加之国内严峻的就业形势下，研修生年逾10万元的收入，仍让许多无学历背景、无一技之长，又想在短时间内改变命运的年轻人趋之若鹜。其中甚至不乏00后的身影。

研修生被视为中国务工群体的淘金热。（图/pexels）

时光回溯到18年前

采访前夕，青山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在他负责的厂子里，一位越南研修生出了事故，这个事故并不大，不过作为日方中介代表，处理研修生的大小事务对青山而言，早已是常态。

这家位于日本东京旁边的茨城县的食品加工厂里，中国人和越南人加起来有200人。其中来自中国的研修生约160人，越南的约40人。他们中有很多回国后再次返回日本的中国研修生。

研修生们往往学历不高，基本是高中或中专毕业，没有明显特长，在国内打工最多五六千元一个月，但又要租房又要自己承担饮食，往往到了月末，工资所剩无几。“而在日本，只要不乱花费，一个月至少能攒七八千元，一年下来，存个十来万元没问题。所以说他们还是挺愿意来的。”青山说道。

18年来，青山一直在跟研修生打交道。自2005年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位于济南的山东国际合作联合有限公司负责研修生相关工作起，青山始终没离开过这个领域。目前他在日方担任中介。这小二十年间，他跟随着去日本务工的人潮看到中国一步步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还记得自己2005年刚接触研修生工作时的情况。当时山东工厂工人的月工资约为700元，而当他们去日本成为研修生后，月工资在13万—15万日元之间，折合人民币1万多元。将近15倍的工资差，吸引了大批想要当研修生的人，在他们眼里，“出去干一年就相当于在中国干十年”。

那时候报名研修生的人非常多，强大的人员竞争，无形中提高了日方的选拔条件。以青山所在的山东省来看，研修生的录取率约为七分之一。“那时候对日语要求高，日语差的人很容易面临淘汰。”青山说。

尽管当时正逢赴日打工热度最高的时候，但那时的研修生制度其实已经“变质”，与事实并不相符。

而研修生制度发展到如今，更是有了新的变化——中国经济极大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 ，加上日元汇率不断走低，都让赴日打工的魅力变得越来越小。很多人选择去韩国、新加坡务工，或者去其他国家做海员，日本不再是中国出国务工群体的第一选择。

真正愿意去当研修生的，很多都是迫于生计、无计可施的人，对他们来说，这可能是摆在他们面前谋求相对高收入的唯一道路。

2023年2月11日，日本东京。一位女士骑车经过银座地区。（图/视觉中国）

成为研修生

“为什么来日本打工？迫不得已。”

帆帆今年37岁，出身于农村的他，17岁开始倒腾服装，多年来的兢兢业业，使他终于在30岁时在小三线城市买下了车子、房子，还拥有了一笔积蓄。

但也许上天真的不眷顾这个努力的小伙。帆帆有一个商业伙伴，是他堂叔家的兄弟，帆帆很信任他。2020年，货物出了问题，这位曾经的兄弟、生意场的上游，辜负了帆帆的信任，选择了跑路自保。他并没有将实情告诉帆帆，帆帆对此一无所知，在用光了手里的积蓄后，还继续贷款往里投钱，弥补共同生意上的窟窿。

纸终究没包住火。帆帆变卖了房、车，一家人又回到了老家的房子里，还倒欠了十几万元的债务。悔恨不能吃饱饭，他一直在反思着、思考着。“未来应该怎么办呢？”

身处人生谷底的时候，他脑海中不断盘旋着那段尘封的记忆，他想去日本试试。查阅大量资料后，2022年2月，他在一个旅游学校报名。4月，他收到面试通知，并且顺利通过面试。

2022年8月28日，他踏上了日本神奈川县的土地，成为一家食品加工厂的车间操作工，“日本人吃鱼不爱吃刺，我负责制作的就是鱼丸”。

萌萌选择成为研修生的原因，更像残酷生活现实的藤蔓上偶尔开出的朵朵浪漫之花。2022年6月，去日本之前，萌萌一直过着与帆帆动荡的从商生活截然不同的人生。

她是湖北荆州人，原先的工作是高速收费员。这是一个在多数中国人意识中，类似铁饭碗的工作。而她迈出国门的原因，也不像帆帆的故事那样残酷。

去年元旦，她和几位研修生朋友去宫岛看烟火，往返电车费、船费共计1700日元，折合人民币100多元。这种小成本旅行，在她来到日本的这九个月里，已开展了不下十次。“来日本赚钱是一方面，再一方面我想出来看看，这也是我最大的一个梦想。”

她不知道从哪里加过一个中介。每次打开朋友圈时，中介发的一条条与日本劳务相关的内容，如同一个船桨，时不时搅动着她的内心。想到自己常年不变的3000元的月工资，加上老公5000多元的月工资，还完房贷、车贷，再刨去夫妻二人以及女儿的消费后，总是“月光”。

萌萌最终联系了那个中介，对方让萌萌到山东威海进行面试。2022年6月30日，萌萌搭乘飞机到达日本山口县岩国市，成为一名盒饭打包工人。

从高速收费员到盒饭工人，有人觉得，这是职业等级的降格。兴许是作为工人的失落感与异国生活带来的虚荣感产生了对冲，萌萌并不觉得有什么。她表示，“我觉得很多人是羡慕（我）的吧”。“

像我这样出来，第一是需要勇气，第二的话，日本签证多难，很多人想出来旅游也是来不了的。”她的语气里带着些许兴奋。

“为什么来日本打工？迫不得已。”（图/pexels）

福利与工资

帆帆回忆起初到这个房子里的场景，房间里的物品，大到被子、被套，中到杯子、牙膏，小到创可贴，都准备得十分齐全。厂里知道中国人爱吃面，还送给帆帆一大袋面条。这给了帆帆极大的信心，他心想，“条件这么好，一定能省下钱来”。

工厂还提供工服，帆帆上班时取一套新的穿，下班时脱掉，有专人清洗；他们还给帆帆配置了一辆自行车，帆帆从家骑车去公司，仅需5分钟；只要是上班时间，帆帆几乎以食堂为主，周末偶尔自己在家做饭。

“日本人不爱吃鸡翅、鸡腿，这些食物在日本特别便宜，我经常买。几块钱（人民币）的食材，能吃好几天。”帆帆说得很坦然。

帆帆目前和另一位研修生一起住在厂里提供的一间三室一厅的房子里，按照市场价算，其月租起码要5000元，但帆帆只需要提供200元住宿费。与此同时，日本研修生制度相对成熟，对帆帆这类研修生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十分完善。

每个月，帆帆会交纳三个保险：雇用保险、厚生年金保险和健康保险——雇用保险即失业保险；厚生年金保险即养老保险，研修生三年期满回国后，可以返还；而健康保险可以保障研修生生病时，治疗费报销70%。帆帆给记者展示了2023年1月的工资单，总数为27万日元的工资，扣完保险、餐费、住宿费后，到手22.9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1600多元。

青山表示，日本研修生的工资多以小时为单位计算，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但研修生之间还是存在到手工资的不同，这跟所在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加班时长以及是否有夜班相关。比如在东京，一小时最低工资是1070日元，折合人民币约55元。日本加班费很高，加班1小时的工资是平时的1.25倍；若是上夜班，即晚上10点之后，工资则会变为平时的1.5倍。这是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数额，有时候也会上浮，没有固定的上限规定。

在日本的中国人喜欢加班，帆帆跟萌萌也都是夜班工作者。他们的工作时间基本是在晚上8点到凌晨5点之间，午夜12点到1点休息1小时。这样虽然辛苦，但每个月工资都能在1万元左右。

组图：帆帆在空闲之余，也会逛逛当地景点。（图/由被访者提供）

焦虑与思念

日本是全球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全国除了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外，越是偏僻的城市，工厂越是严重缺人。研修生成为日本工厂不可或缺的重要劳动力。按照2020年12月日本出入境管理局统计的数据，日本全国有来自中国、越南等国家的研修生约40万人。

前不久，“789万名日本老人还在打零工”的新闻刷屏。帆帆对此很有体会，他的同事里有很多大龄老人。“50岁的、60岁的、70岁的，基本都是40岁以上。”萌萌的感受也是如此，“年纪最大的那位老奶奶，估计有70多岁，但人家干活可麻利了”。

在疫情之前，每逢春节，厂里都会给中国研修生放假，还会为他们庆祝春节——让中国员工自行去市场买中国菜食材，费用由厂里报销；将餐厅让渡出来，做中国菜，举办春节会；除厂里提供的日本酒外，青山也会带些白酒过去，员工们分为十几桌，觥筹交错，谈天说地。

为了让研修生更好地融入日本生活，研修生制度里有一条人性化的规定：研修生初到日本之后，不是直接进厂 ，而是先学习一个月的日语与日本的法律法规、生活常识等。法律上把这一个月叫做“讲习”，其间没有工资，但用人单位会发名为“讲习津贴”的生活费，约为6万日元。上班时，考虑到帆帆是外国人，同事多数时候都会配上手势，比如双手在头上比爱心就是可以，双手交叉就是不可以。

萌萌表示：“尽管我日语并不是很好，但不影响我出门，日文跟中文长得很像，很多时候可以猜到是什么意思。”

真正困扰帆帆与萌萌的难题，往往是在异国他乡时对家人的思念。

前不久，家里人给帆帆传来消息：父亲病了，肺部感染。帆帆和叔伯们商量着，几番思忖之后，决定暂时不回去。而长达3年的母亲、妻子身份的缺位，也让萌萌心生焦虑——女儿11岁了，这次是母女俩第一次分开，女儿会跟自己疏远吗？有一次，女儿问她：“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萌萌没有回答，但眼泪早已浸润眼眶。“只能劝自己，我出来（务工）是为了给她更好的生活。”

日本是全球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图/pexels）

中介，无法绕开的一环

《新周刊》记者曾对国内多家劳务中介提出采访需求，但无一例外，均遭到拒绝。青山对此做出了解释：“这个制度的确存在很多弊端和灰色地带，可能这是很多中介害怕媒体的原因吧。”

研修生制度规定，三年期内，研修生只能在规定的用人单位工作，去其他单位工作属于非法就劳，本人和用人单位都要受到严惩，处以300万日元以内的罚款以及一年以内的判刑。因此，若研修生不想干这个工作，只能辞职回国。但这就意味着，为此学语言所花的时间以及劳务费，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截至目前，这种矛盾依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一般来说，每位求职者从报名到面试，到拿签证出国、最终进厂成为研修生，通常需要半年时间。为了招聘到这批人，日本单位需要等待大半年。“如果你来了以后干一个月就走，他肯定不愿意。安安稳稳地干，不要辞职，是日方最大的需求。”

但很多人去了日本之后发现，日复一日地进行同一份工作、每天重复同一个动作，让他们感到枯燥、无聊，他们甚至会以身涉险，去“打黑工”。这无疑让人身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

矛盾难以解决，但若中国劳务公司负责的话，则能减少这类事故的发生。求职者往往是盲目的。他们总是一个需求——“只要挣钱，让我干什么（行业）都行”。但其实为了避免上面所说的矛盾，中介应该根据求职者的既往工作以及掌握的某项技术进行推荐，尽可能推荐跟他之前工作相同或相类似的工作。“比如他在工地上干过电焊，那就推荐日本的电焊行业。”青山说道。

赴日务工潮高峰时期，中国劳务中介达到600多家，现在仅存300多家。良莠不齐的中介，是务工族迈出国门之前的第一个大关。

青山接触过许多遇到过很多无良中介公司的人，他们报名之后连合同都没见过，就稀里糊涂地来到了日本，随后发现事实与中介所说的区别太大，但也只能认栽。青山还想起了十年前发生在劳务中介行业里的巨大丑闻。

当时，吉林的一家中介公司将许多男性研修生派到日本长野县种生菜。长野县人口约2000人，而中国研修生占到了将近300人。

他们规定，中国研修生出门时，必须戴红帽子，否则就要罚款。红帽子成为研修生的一个标识，方便全村人对他们进行监视。他们在压榨研修生，将加班费设为20元的同时，还对研修生施加暴力行为，这严重违反日本法律。

被日本媒体曝光以后，日本的律师委员会终于介入，最后以该日方中介被捣毁，中国劳务公司也被日本出入境管理局叫停资格为结束。

青山对此给出了几点建议：第一，选中介时要看它是否具有商务部资质，一般来说，靠谱的中介在商务部可查；第二点，直接去有资质的中介公司报名。因为有些人在当地劳务公司报名后，当地公司最终还是将他们推到了有资质的公司。这就意味着，工人将会被“扒两层皮”，收费两次，这通常比路费贵得多。

第三点是最难的。网络上信息比较乱、多且繁杂，筛选本身就是一个难题。

若中介存在夸大宣传，比如将8000元工资夸大为12000元，更是无处可以验证。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很多人走弯路。“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只能尽可能谨慎吧。比如反复多次确认工资、确认有没有后续服务等，多问问题，自己也多查查相关信息。”

萌萌和一起务工的伙伴们的合影。（图/由被访者提供）

研修生的未来

多数人选择职业时，一定会考量的因素是这份工作对于职业发展是否能加分。然而，这一点在研修生身上相对尴尬。他们或在农场种菜，或在工厂打包罐头，这些工作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这个岗位也并没有不可替代性，他们更像是通过虚度时间来换取金钱。

那么，研修生有没有上升空间？

青山认为，这跟个人有关。在他负责的工厂里，因为是食品行业，研修生们通常穿着白色工作服，但他们的帽子上却大有文章。日语过二级的研修生，帽子上会被绣上两道杠，而一级的话，就会绣一道很粗的杠。

这是厂里鼓励研修生在工作之余寻找自身的上升空间的重要方式。日语好的研修生，将来可以做外贸，或到中国分公司做翻译等。

青山认识一个日语过了一级的研修生，这位研修生回国后创办了日语培训机构，成为一名日语老师。对他来说，研修生工作成为了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如果一直待在国内，可能人生又是另一条路。

研修生制度最初规定一个人只能做一次，一次最多能干三年。2020年开始，制度发生了变化——五年结束之后可以再回来干五年，相当于研修生可以续签。

第一个五年叫研修生，第二个五年叫特定技能一号。特定技能一号结束之后，还有特定技能二号，特定技能二号可以带家人一起办永驻。但这个特定技能二号现在只有建筑行业和造船行业才有。

帆帆虽然目前是研修生，但仍然保持商人的计划性与前瞻性,他把它看作一个再次翻身的机会。

工作之余，他总是思考着能不能再寻找些新的商机。当然，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想法。“我家孩子今年15岁了。我想看看能不能给他寻摸一条路走，让他过来留学，或者哪怕作为一个普通人，挣点儿钱，回国买套房也行。”帆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