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缓解老龄化危机，日本盯上了印尼劳工 | 京酿馆

一边引进10万印尼劳工，一边要求“外籍研修生三年内不得跳槽”。

▲日本东京涩谷街头。图/新华社

文 | 陶短房

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正展开合作，解决各自面临的劳动力问题。据媒体报道，日前，两国签署了一项合作备忘录——印尼将在未来5年内向日本派遣10万名劳工，以帮助日本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10万外劳“下东洋”

11月28日，印尼劳工部和日本外务省国际协力机构(JICA)举办了首届印尼—日本联合人力资源论坛。双方在这个论坛上共同宣布了上述消息。

印尼方面表示，印尼正处于人口增长高峰期，15-64岁间工作适龄人口就业压力巨大。根据协议，将有7万名印尼工人持“特定技能签证”前往日本。该签证允许持有者在日本停留5年时间，另有3万人将在不同项目下赴日工作。

两国还同意建立一个交换就业信息的平台，为赴日工作的印尼人提供技能和日语培训。日方还计划向印尼公立学校提供日语教材，帮助后者开设日文必修课。

当地媒体称，印尼人口已逾2.7亿，尽管经济增长率稳定在5%左右，但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与此同时，其外劳（外派劳务）输出方面滞后于菲律宾等东南亚邻国。长期以来，印尼一直希望向中东、韩国等“外劳引进大户”成批输出劳力。这样既能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又能开辟“侨汇”这一稳定的外汇收入来源。

另一方面，日本由于人口出生率长期低迷，老龄化现象严重，劳动力短缺问题积重难返。JICA一项研究显示，至2040年，日本将需要引进约670万外劳，以填补国内劳动力数量下滑的缺口。

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0月，日本约有180万外籍劳工，其中印尼外劳7万余人。虽占比不大，但外劳增长率相对较高，是主要国家中增速最高的。正因如此，日本政府对和印尼达成这项协议寄托厚望。

但有日本媒体指出，日本内阁并未将外劳这张牌押在印尼一国身上。11月底，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曾对越南方面表示，引进越南人力资源“对日本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日本东京，一位年长店员在店门口等待顾客。图/新华社

逐渐敞开的外劳引进大门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标榜所谓“文化同质国家”属性，对引进外劳和外国移民持消极态度。不但外籍移民、劳工，就连本国少数族裔的阿伊努人、琉球人等也往往被社会和职场打入另册。此前，有学者曾撰文指出，“替代移民”对于日本政治家而言是“禁忌话题”，无法从这个角度“有意义地探讨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

然而，随着日本老龄化趋势的深化，形势逆转了。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截至2023年1月1日的居民登记数据显示，日本国民人口在2022年连续第14年下降，减少了约80万人，降至1.2242亿人。

同时，新华社援引日本总务省今年9月17日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29.1%。另据新华社报道，有日本研究机构预测，到2040年，日本第二次生育高峰期(1971年至1974年)出生的一代人年龄超65岁后，届时老年人在该国总人口中占比将升至34.8%。与之相比，2022年，日本生育率降至历史最低的1.26，跌破80万。预计2040年将出现1100万劳动力短缺。

鉴于此，日本内阁近年来不断呼吁增加生育率，但收效甚微。此前，岸田文雄曾在议会上呼吁，称由于出生率、人口和劳动力的迅速下降，日本“正处于社会功能失调边缘”。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引进外劳、开放移民政策不但不再是禁忌，甚至成为一种潮流。

在此背景下，曾被全球职场界称作“世界上最不友好外劳政策”的日本《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在2017年11月被相对宽松的《关于外国人技能实习的正确实施及技能实习生保护的相关法律（技能实习法）》所取代，外国技术工人引进流程被简化。

2019年，日本再度扩大外劳签证计划：允许34.5万外劳在5年内进入日本，其中低技术外劳允许停留5年，高技术外劳停留无期限。

2023年，日本内阁批准了法务省提出的新签证制度提案，以吸引高收入者和高价值毕业生。此外，政府开始讨论一项促进日本和外国学生出国留学交流的提案草案，其中包括为后者提供兼职工作机会和居留途径。

与此同时，日本有关部门也建议废除备受争议的技术实习计划，并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制度来保障长期工人和短期工人的安全，同时尊重外劳的人权。

一些专家将大规模移民视为日本劳动力萎缩、人口老龄化和国内消费下降的最后一刻解决方案。还有人建议，日本可以效仿加拿大等成功依赖移民的国家，制定每年流入一百万移民的目标，以抵消人口下降的影响。

▲日本年轻人走在东京街头。图/新华社

“骨感”的现实

然而，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现实是极其“骨感”的。

一篇人口学者的论文指出，日本内阁曾公开预测，2040年日本每年需引进64.7万适龄外劳，才能填补国内劳动力短缺的空白。但2018至2020年，该国引进外劳总数与之相比存在很大差距。

许多分析家指出，日本企业和职场，尤其最缺乏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等低技术行业，对引进外劳有各种烦琐、严苛的名额比例限制，且越是这样的企业和行业，对“低端外劳越歧视”。

此前，在东京举行的一次劳动力论坛上，有曾在日本留学，并在日本有工作经历的印尼人指出，日本职场对外劳、尤其劳动密集型外劳很不友好，“语言障碍、工作角色模糊，和五花八门的潜规则及所谓传统、惯例”，令低端外劳无所适从，“许多中小型公司仍然不愿意接受外国工人……且企业越小越麻烦，尽管它们其实最缺人”。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在12月，执政的自民党根据内阁专家小组的“强烈建议”，继续维持“外籍研修生三年内不得跳槽”的争议性规定。

这项规定已引发诸多外劳强烈不满。他们指出，这令其在本就困难重重的日本职场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即日本雇主刻意凭借研修生制度对他们予取予求，而他们就连“惹不起躲得起”的权力都被制约——鉴于非高技术工种的研修生滞留时间只有5年，“三年不得跳槽”意味着其在日工作期间，60%的时间都不得自主。

显然，对许多外劳而言，日本仍然很难被视作一个“宜就业”的劳务输出理想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