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防疫？隔离最早出现在汉代

从2002年的非典肆虐，到2019年的新冠横行，短短十几年，国人就领教了两次超级流行性传染病的威力。尤其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口罩、酒精都一扫而空。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仿佛瞬间回到了几十年前配给制的时代，乖乖的戴好口罩排着整齐的队伍，在药店门口等待一人可买5个口罩的配额，去晚了还抢不到。

酒精更不用说了，早早就断了货，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上新的可能性，因为有限的产能已经被各级单位买断，毕竟相比于个人来说，公众单位对于酒精的需求更显迫切。公共场所消杀，医疗单位消毒，对酒精的消耗太大，至于个人，整体隔离期间，缺了酒精也没什么大不了。

如果说19世纪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炭疽菌、结核杆菌鉴定者，1905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得主)称得上是流行性传染病病原揭秘者的话，那1918年致死人数达2000万的西班牙流感则让人类掌握了使用口罩这个“盾”来防范病毒侵袭。

口罩成为防疫必备品

而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们一直都在吵吵着自己的国家几千年前都在使用酒精消毒了。事实上，酒精被系统的应用在外科手术上，也是在19世纪初。历经几千年，人类终于掌握了对付传染病的“矛”，可以主动出击了。

既然酒精和口罩作为人类与传染病战争的“矛”和“盾”，规模应用均在是19世纪，那么，在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古人是如何抗击疫情的？

古代的疫情及记录

现代医学对于传染病有一套严格的分类方法，我国就将传染病分为三类：甲类、乙类、丙类。而古人则根据年代不同，对传染病称呼为疫、疾疫、疠等，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从现代疾病分类学看，这些疾疫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包含甚广。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传染病发生在周朝，《公羊传》中说：“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这里的大灾就是指大范围的疫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疫情记录。

记录古代疫情的书籍

关于中国古代疫情的发生次数，著名历史学家邓拓先生曾在《中国救荒史》中进行过不完全统计：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数”。汴京大役，死亡人数竟然高达九十余万，疫情一年后困守汴京的金人向蒙古投降，当时记载汴京城人口147万，也就是说一场瘟疫夺去了汴京城接近40%人口的生命。在医疗条件落后的古代，一场严重的疫情，可致十室九空，疫情对古代社会的破坏力惊人。

相比于邓拓先生的统计来说，天津中医药大学的王玉兴教授在2003年发表的《中国古代疫情年表》中列出了更详细的数据：从公元前243年到公元1911年，在这2154年里，中国发生重大疫情共352次；其中，秦汉34次，三国8次，两晋24次，南北朝16次，隋唐22次，宋金70次，元朝24次，明朝39次，清朝115次；平均6.1年发生一次重大疫情，后期频率更快，到了清朝，这个平均数字是2.3年。疫情频率加快的原因，推测可能和记录更详实及人口密度增加所致。

从古代重大疫情发生的原因来分析，一般是大灾以后人和动物的尸体没有得到及时处理，由于细菌蔓延而导致更大的瘟疫。所谓“大灾之后有大役”，就是指的这个道理。

如隋代大业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宋朝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发生大水灾。次年三月,又继发疫灾。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年大旱,接着发生疫疠之灾,“死者十九”。

古代导致疫情发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守城大战，攻守双方均汇集大量兵力、民力，短时间内人口密度急剧增加，公共卫生条件随之变差。再加上双方战死者的尸体，无法得到及时处理，细菌蔓延，饮水受到污染后，瘟疫出现。所谓“大兵之后有大役”。

冷兵器时代的攻城大战

就上面的汴京大役来说，当时金人闻知蒙古人要进攻汴京，提前就命令周围城邑和村落的百姓携粮进入汴京城参与守卫战。汴京在大宋最盛期也只有10万户左右，人数在100万上下，这次抗蒙之战时，汴京人数骤增至200多万人，多了一倍不止。在人口密度增加的同时，危险也在悄然逼近，只是忙于战事的金人和宋人都没时间分心考虑。

蒙古兵猛攻汴京城十六个日夜，随后撤兵离去。史学界一直有声音认为，蒙古军队从汴京主动撤退的原因是军中发生疫情，不得已而为之。汴京城尚未从蒙古军队撤离的喜悦中回过神来，瘟疫就已经开始蔓延。金元时期的李杲是中医脾胃学说创始人，他亲身经历汴京大役，并在《内外伤辨惑论》中记载：“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凡三月。”三个月之内，汴京城因疫情死亡者达100万人之众。

尽管医学条件有限，在疫情面前，古人并未束手待毙，除了官方组织的抗疫活动及救济之外，民间医者总是奋斗在抗疫最前线，在有限的条件下，他们殚精竭虑，总结出了各种抗疫方略，这些都成为了中医学上的瑰宝。

具有悲壮色彩的古代抗疫之路

对于肆虐的流行病，缺乏系统医学指导的古人很难从科学的角度作出判断，阐明病理及成因。所以，在古代往往把疫情的发生归结为当政者不顺应天道而造成的天对人的惩罚，随着这种思想而兴起的是各种和瘟疫有关的鬼神神话和巫术。

上古神话《山海经》中就有一种可以防御瘟疫的“青耕鸟”，这种鸟区别于山海经中其他的“六足四翼”或“一首十身”的异兽们，仅具有防御瘟疫这一神奇的技能，就让其列身于上古珍禽，可见先民对于防御瘟疫的重视和渴望。

具有防备瘟疫功能的青耕鸟

汉代王充在《论衡·解除篇》中讲述了一个驱逐瘟鬼的神话：上古颛顼帝有三个一出生就夭折的儿子，他们死后成为散播瘟疫的瘟鬼。其中一个“居江水为虐鬼”，虐鬼即疟鬼，平时在江水间出没，能传播疟疾；第二个“居若水为魍魉”，居住在若水间的这一位是魍魉鬼；第三个“居欧隅之间，主疫病人”，居住在房屋的角落中这一位则会使居住之人得疫病。因此在每年的年终岁末，官方就会举行驱逐疫鬼的仪式，借以送旧、迎新、纳吉。

《周礼·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专门的驱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头戴面具，执戈扬盾，帅百隶逐室殴疫，此即后世傩戏的由来。

除此以外，历代流行的设醮、纸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驱疫鬼的具体形式，甚至连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也与驱疫鬼有关。

纸船送瘟神

随着医学的发展和进步，古人逐渐意识到疫情和公共卫生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这在古代防疫史上是一个重大进步。

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作《开沟告诸庙祝文》：“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着力兴工清理城内臭水沟，以防备疾疫。

吴芾于乾道二年(1166年)在隆兴府当知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豫章沟年久淤塞，导致百姓患病不止，吴芾就已经意识到这是沟渠久未疏通导致的疾疫，果然疏浚河流后，疾疫也随之消失。

古人为了应对疾疫，想出了许多种办法，其中流传久远的方法是佩挂法，现存的香囊就是一种最为常见的佩挂物品，古代香囊里放的是白芪、雄黄等中药，不像现在香囊里放的只有香料。

可以防御疾疫的香囊

涂抹法也是古人常用的防疾疫方法之一。顾名思义，涂抹法就是用药物涂抹在身体的某一部位，已达到消毒或者防疫的效果。成书于晋代的《肘后方》中就记载了用雄黄涂抹在眉心、人中和耳门等处避瘟气的方法。从现代医学来看，雄黄含有汞、砷、砒等成分，有很强的杀毒消菌作用，涂抹人体于人体的雄黄，可以渗入肌层，可以起到杀毒抑菌的效果。

中医上还有熏蒸、服药等各种方法防治疾疫，但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效果一般。但是有两种方法，到现在还在造福人类，也是面临疾疫时最行之有效的方法，那就是隔离和种痘。

隔离是控制传染源的重要措施，原理就是将患病者及携带者与正常人群分开，达到阻隔传染源的目的，是防治疫情扩散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方法。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在西汉汉平帝元始二年，遭受蝗灾后，瘟疫横行，当时就设置了空宅专门收治感染瘟疫的病人。

到了南北朝时期，隔离治疗传染病已成为国家制度。南朝萧齐时代，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这是将隔离制度制度化的最早记录。

清末专门的防疫场所

晚一些的唐代设有“疠人坊”，也就是麻风病院，类似现在的专门医院。唐代释道之在《续事僧法》中记载：“收养疾疠，男女别坊，四时供承，务令周给。”这就等同于现在的免费医疗，管吃管住包治病。

让人感觉中医奇妙之处的还不是几千年前的隔离制度化，而是种痘。种痘是免疫学范畴，和现在的疫苗原理类似，就是让正常人接触低剂量或者低活性的瘟疫病毒，从而诱发免疫系统工作，让正常人产生抵抗力。这是不是听起来和疫苗的原理一模一样？

唐代《千金方》中就有记录让正常人与病人同床。元代记载中是这样：“避时疫，可与病人同床，传著衣服，亦不相染。”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两种方法风险很高，让正常人穿着衣服和感染者同床，以此达到人工免疫的目的。

人痘接种法在清代的著述中记录的比较详细，人痘接种主要有两种方法：痘衣法和鼻苗法。痘衣法和前面讲的方法类似，就是让正常人穿上天花感染者的内衣，让其接触弱病毒环境而产生抗体。这种方法的危害性是过犹不及，极容易让正常人感染上天花病毒，可算作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无奈之举。

鼻苗法相对比较科学，又可细分为浆苗法、旱苗法和水苗法。鼻苗法重点在选苗，要选疫症逐渐好转的天花患者的痂屑，痂屑就是苗。选好的苗要放入新瓷瓶中，密封后置于清凉处保存，春季保存一个月，而冬季寒冷可放置一个半月，这就成了制好的苗。浆苗法是直接用棉花团蘸天花患者的痘浆，然后塞入种痘者的鼻腔中，以此激发免疫力。浆苗法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而旱苗法是是把前期制好的苗碾碎用吹管吹入种痘者的鼻腔，水苗法则是把苗打湿后，用棉花团蘸后塞入种痘者的鼻腔。后两种方法比较安全可靠，因为久置一个多月的痘痂相当于是减毒的疫苗，植入人体后人体受感染的几率大大减小。

清代发明的种痘法是现代疫苗的先驱

人痘接种法源自几百年前的中医，经丝绸之路传至土耳其，18世纪初由君士坦丁堡再传至西方诸国，英国医师爱德华·琴纳在此基础上改进后发明牛痘，成为人类疫苗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此后，西方科学辉煌期来临，法国化学家、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改良接种技术，随后于1881年5月5日成功研发绵羊的霍乱疫苗，并于1885年6月6日让一位儿童接受疯牛病的疫苗注射，这便是人类史上第一剂注射疫苗。

展望，未来是我们的

100多年来，人们通过疫苗的正确使用，有效抑制了由细菌引起的疾病，提高了百万人群的健康水平。疫苗根除，或明显减少了许多重大瘟疫的流行，例如：天花、小儿麻痹症、麻疹、百日咳、破伤风、黄热病及白喉等流行疾病。过去二十年间，脑膜炎、肺炎和肝炎的防治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步。

我国疫苗产业链的研发和生产端，以往大部分以国企为主，随着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研发实力不断增强，民营企业的数量、生产的疫苗品种均大幅度增加。随着基因工程技术、新兴载体技术、佐剂技术以及新的免疫学理论的发展，新兴疫苗发展迅速，疫苗的适应症也从传染病慢慢扩展到了肿瘤等非传染性疾病。

此次新冠疫情实际上更像是一场国际范围内的考试，中国在最短的时间交出了最令人满意的答卷；但是反观美国，虽然它曾一直都在各个领域处于领先，但在遭遇病毒袭击的时候，美国的表现也不过如此，甚至可以说让人非常失望。而中国，用自己的一系列行动证明，大国正在迅速崛起，不久的将来，中国必将会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社会治理、医学等方面都进入世界顶级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