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疫情期间的防疫举措

在历史上，被称为“疠疫”的瘟疫疾病在北京几乎常年发生，只是轻重不同。作为封建王朝的首善之区，统治者历来重视京城防疫。清代北京的防疫卫生体系经历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过渡阶段。在清前期，京城防疫卫生事务主要由官办的太医院、临时设立的五城药局，以及民间的善堂、药铺承担。至清末，清政府在参酌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近代防疫卫生体系。

其一，太医院施医给药。每逢京城疠疫流行，太医院往往奉旨承担京城的医治和防疫任务。清前期，太医院在五城设有医药局。顺治十一年（1654）奉旨，“于景山东门外筑房三间，由礼部奏派太医院官施医给药”。康熙二十年（1681），“设厂十五处，于五城地方，派佥都御史督同五城御史，发内帑办理。施医由太医院奏派，每厂医官、医生各一人”。二十一年，“改设东、西、南、北四厂，照旧办理，奉旨以为常例”。（任锡庚《太医院志》）后来，五城药局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奉旨裁撤。

此后，每逢瘟疫发生，清政府仍在京师五城分别设立临时药局、棺局，疫情消失，则随即停止。例如，道光元年（1821）七月，“京城内外时疫传染，贫民不能自备药剂，多有仓猝病毙者”，清政府命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慎选良方，修和药饵，分局施散，广为救治”。（《清宣宗实录》）二十七日，五城各按地面设一总局，“贮药备棺，仍间段分设小局二三处及三四处不等，分派员役前往巡视，先以赍药救生为重。其药慎选著有成效良方，赶紧多制，遇病即施”。当天，五城领到随方药四千丸，每城分领八百丸散放。二十八日早，“民间闻风而至，五城顷刻散竣”。八月初一日，又散放药四千丸。（录副奏折，道光元年八月初二日，都察院左都御史那清安等奏为遵旨酌议分城设局救治时疫章程事）经过五城药局多次散放药丸，当年秋季的疫情很快得到控制。

直至清末，太医院及其在五城分设的临时药局一直是京城防疫的主要医疗力量。除此之外，京城诸多善堂施药，也在防疫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广宁门外的普济堂，就是清代京城一家著名的民间医疗慈善机构，“每年冬月，堂内收养贫病之人，堂外每日施粥，穷民藉以存活者甚众”（《清高宗实录》）。除了普济堂等善堂之外，京城一些商民药铺也往往为京城百姓和来往行人免费施药。

其二，隔离病人，防止传染。清初京城一带天花流行，为避免传染扩散，清廷命令：“凡民间出痘者，即令驱逐城外四十里，所以防传染也。”但由于“所司奉行不善，有身方发热及生疥癣等疮概行驱逐者，贫苦小民移出城外，无居无食，遂将弱子穉（稚）女抛弃道傍（旁）”。见此情形，巡视南城御史赵开心认为这种做法不妥。他建议在城外东、西、南、北分别建四处隔离点，“其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各定一村，令彼聚处，庶不致有露宿流离之苦”。顺治帝采纳其言，随后谕令：“民间男女果系真痘，自当照例移出，令工部择定村落，俾其聚居得所。至身方发热、未见痘疹者，毋得辄行驱逐。”（《清世祖实录》）

其三，取消或推迟大型活动。顺治初年天花在京城流行，为避免传染，顺治帝先后取消多个重要活动。例如，顺治二年十一月初四，“以京城出痘者众，免行庆贺礼”。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万寿圣节，“以京城痘疹盛行，免朝贺”。九年正月初一，顺治帝“避痘南苑，免行庆贺礼”。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京城痘疹盛行，当年朝贺元旦的蒙古王公等“已出痘者许其来朝，其未出痘者，可俱令停止”。（《清圣祖实录》）为防控疫情，道光帝曾谕令将道光元年顺天乡试推迟一个月再举行。

其四，通过粥厂散放药饵，医治患病饥民。康熙十八年京师大地震，因此造成流民甚多，清政府在开办粥厂、赈济灾民的同时，也散放药剂，防止瘟疫发生。康熙十九年四月，康熙帝谕大学士：“天气渐向炎热，老幼羸弱聚之，蒸为疾疫，转益灾沴（lì），朕甚忧焉。”如果饥民内有染疾疫者，令太医院及五城医生诊视。

其五，为防止疫病传染，遣送或劝返流民。每年清明前后，五城粥厂停止，为便于饥民回籍，凡是没有能力回去的，由清政府出资遣送，尤其关注老病者，以防疠疫传染。饥民回乡途中，如果患病，由沿途地方官“留养医治，俟病痊，再行转送”。为预防疫病扩散，清政府也时常劝阻流民进京。乾隆八年十一月，京师流民日多，为避免“薰蒸成疫”，乾隆帝命直隶总督高斌饬各州县，将来京就食灾民，“沿途劝阻回籍，领赈安业”。

除了粥厂这类流动人口聚集的场所之外，即便是平时没有疫疾流行，清政府在一些重大活动、有外来人口聚集时，也都会特别关注疾病的诊治。例如，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各省为祝万寿来京者甚众，“其中老人更多，皆非本地人”，且“时届春间，寒热不均，或有水土不服”。康熙帝命“倘有一二有恙者，即令太医院看治，务得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