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史评述——德意志城镇特点及在文化信仰方面的历史源流

引言

德国最初成为欧洲大陆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始于10-12世纪，即奥托王朝、法兰克尼亚王朝及霍亨斯陶芬王朝。萨克森统治者“捕鸟者”亨利，即奥托王朝的开拓人，重新开启了向东方及北方扩张的长期政策，击败那些不信奉基督教的民族，逐渐将他们同化，划入自己的领土。

这种政策导致德意志问题始终不被列入计划，同时皇帝也仍旧因为卷入意大利事务而饱受困扰。几乎所有皇帝大部分时间都在属于自己的德意志领土上度过，但意大利——尤其是意大利北部的城镇，始终是重要的财富来源，同时同意大利的紧密关系也让这些统治者能够继续沉浸在他们身为古罗马继承人的美梦之中（虽然这只是徒增笑谈而已）。

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在巴勒莫

中世纪的皇帝们经常四处漫游，行踪不定——在这个时代，伦敦和巴黎已经初步具备世界大都市、行政中心的风采，但德意志却没有一座城市能够与之媲美。亚琛更多时候被视作查理曼在中年之后对自己多年杀伐、东征西讨的犒赏，但他的历代继承人都没有机会在一座固定的城市长期生活的好运。长期驻扎在某一个城市，并将其作为首都来发展是十分不现实的，因为皇帝们需要不断地四处奔走，检阅他们的军队，确保那些诡计多端、反复无常的盟友们依然保持忠诚，也需要开拓新的领域以便寻找足够的饮食供给随行的臣下和随从，包括护卫、教士，以及那些向国王乞求恩惠的流浪者。当然，其中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们需要率领军队四处远征，深入那些异族居住的蛮荒领域。

弹丸小镇

德意志始终未能建立像伦敦一样的首府城市，也从本质上体现出了德意志内部彼此分裂的现实。这也涉及其本身的权力分割问题，这样的问题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注定无法解决。同时，这也使得现代人在研究历史时增加了很多趣味——那些古老的政治文献记录分散在各处，从这些文献中诞生出了宏伟建筑和美妙艺术，我们必须从四面八方不断搜寻、追溯它们遗留下的蛛丝马迹，从中发现令人惊喜的奥秘。

其中一个奇怪的例子当属哈茨山区小镇奎德林堡。这片风景优美的土地曾经与世隔绝一千年之久，直到公元1200年新城区开始修建，奎德林堡仍然死气沉沉，丝毫没有繁荣兴旺的迹象。这座城镇是“捕鸟者”亨利在公元936年逝世之后的埋葬地，亨利授命该地人员守卫和保护他的陵墓，因此奎德林堡人一直自认为有着伟大的神圣传统。

图|如今的奎德林堡

自始至终，奎德林堡都是一个独立邦国，起初由贵族女子组成的修道院组织治理，一直以来都有着皇帝庆祝圣枝主日纪念伟大祖先的传统。海因里希四处征伐，击溃了波希米亚人、马扎尔人、丹麦人，以及不愿臣服的其他国内日耳曼势力，创建了神圣罗马帝国，虽然这个庞大的帝国内部结构松散、混乱，甚至令后世的记述者感到困扰万分。诚然，人们很难知晓这些历史人物究竟是目标明确却异想天开的空想家，还是浴血杀戮、一心争夺战利品的狂热分子。奎德林堡在帝国诞生之初便作为范围明确的行政区域，历经种种风雨，最终在拿破仑大军的进攻之下四分五裂，然后逐渐被普鲁士纳入管辖范围（虽然对于普鲁士而言，这座小城不过是弹丸之地罢了）。奎德林堡同许多其他的小城镇一样，作为德意志帝国蒙昧主义的集中体现，却始终在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令人诧异不已。

我曾经在那里度过了几天愉快的时光，并且仍然记得为了翻过小山，继续我的漫长旅途，去拜访曾经的微型州施托尔贝格。我置身于公交车站漫长队伍之中，无奈地等待着班车的到来，同时逐渐意识到我被困在了“小德意志”属国的泥沼里：这里是一个国家政治地域意义上的边缘地带，仿佛和霍亨索伦家族、哈布斯堡家族的家国大梦没有丝毫关联。因此我放弃了行程，离开了那座车站，决定将目光更多地集中于普鲁士、萨克森或德国其他的主要地区，否则很可能徒费心机，无法挖掘到任何有价值的内容。

话虽如此，位于奎德林堡的大修道院依然是一座十分精美的小型城堡，这座城堡位于山上，旁边是一座小型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这片“弹丸之地”独具一格的展品：一架古代投石弩车、一个由独角鲸的角制作的号角、历代女修道院院长的画像、一座便于拆卸的小型监禁所，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的刑具——这并不十分令人感到惊奇。整个州的财政要划拨很大一部分资金供修道院运转所需，这些贵族修女们则长居此地，为海因里希的灵魂虔诚祈祷。

图|奎德林堡城堡山上的修道院

这座小教堂始终保持着古朴素净的风范，与这个国家众多的建筑瑰宝别无二致，直到1945年一名美军中尉将其占为己有。但随后他的家人对此感到羞愧，又将其全部奉还。但即使如此，这里高雅素净的氛围中依然透露着一丝古怪——“捕鸟者”亨利的墓碑是后世修建的，整体风格十分简洁，过于现代，与整体环境格格不入。诚然，即使是奎德林堡这样一座宁静安详，完全与世无争的城市，也无法指望它完全不受所谓的“现代中世纪精神”影响。

这座修道院之所以如此整洁完好，是因为如今我们见到的已经是重建后的建筑——原有的中世纪哥特式唱诗班席被拆除，因为“风格过于法国化”（这种时候，罗马式风格反而莫名其妙地成为德国的“正统”），每一扇主窗口都挂着带有鹰形徽章，写有如尼祭文的旗帜挂满城堡内的墙壁。

“二战”胜利后，美军接管了这片地区，奎德林堡最初被划归民主德国，逐渐恢复了某种程度的和平与宁静，而这种生活也正是此地居民长久以来所习惯的，这种寂静安宁几乎融入他们的血液之中。修道院旁边的博物馆展出的除了纳粹鹰徽石雕碎片外，还包括当地显要人物的精美照片，包括一名牧师、一名医生及一名律师（众多恐怖电影的常见人物设置）。后世的研究者们曾经重新打开陵墓，以确认过纳粹是否真的曾将亨利重新下葬，然而经研究证明，那具尸骨是赝品，不属于亨利本人。

有人认为，早期的中世纪统治者只不过是被神化的形象，受人顶礼膜拜，但事实证明，这种理论至少在英格兰是完全行不通的。中世纪的英格兰人并没有这种对君主的狂热崇拜，他们或多或少只对阿尔弗雷德大帝以及他的蛋糕传说表示礼貌的感谢。然而，英、德两国所处的历史环境迥然不同。在英国，只有极少数城镇能够追溯到关于其初建的历史文献——除非恰好有受过教育并且对此感兴趣的人（大部分都是诺曼人）将其记录下来，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点。不列颠地区的人口流动年代久远而复杂，先后有不列颠人、撒克逊人和维京人在此定居，时间跨度久远，几乎无法追溯。

图|如今的施瓦本

然而，德国的城镇却经常能够查询到十分精确的建成时间——甚至在边远的施瓦本北部、东北部和东南部都是如此，因为历代皇帝大都曾在这片土地上和他们的异族敌人作战，安排臣民迁居到这些地区，并划定了主教辖区。经过长期发展，这些地区人口大量增长，历史上也曾有过雄心勃勃的计划，甚至有人计划将一部分黑森林彻底砍伐，并将沼泽和荒野改造为农田。“捕鸟者”亨利被纳粹视作圣人，不仅因为他是历史伟人，尽到了君主的责任，奉行扩张精神，还因为他是瓦格纳歌剧《罗恩格林》中的主要人物。

当“捕鸟者”亨利拔出他的宝剑砍向一棵树，也就是标志着一场比武选拔赛的开始，抑或是高歌一曲，呼吁全体德意志人团结一心，共同抵御外敌时（“再也没有人能够凌驾于德意志帝国之上！”），观众们大多激动万分。这部惊世骇俗的歌剧虽然因为激昂的美妙音乐而不失为一部杰作，但瓦格纳本人必定完全无法预料，他的作品竟然会以这样一种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方式上演，我们依然无法在脑海中抹去这样一幕（除非我们竭尽全力忘记那些真实的历史事件，而将全部注意力都倾注在欣赏音乐本身上）：每一次歌剧序幕的第一小节开始响起时，狂热分子脸上都会浮现出欣喜若狂的表情。

文化传播

“捕鸟者”亨利为他的帝国四处征战、开疆拓土，为整个国家在漫长中世纪时期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诚然，时常有昏庸无能或三心二意的君主（他们也时常耽于意大利的事务）忘记祖先的伟业，停下扩张的脚步，但毫无疑问，每一任皇帝的首要任务都再明确不过——高举宗教的旗帜，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击溃那些蛮族日耳曼或斯拉夫部落，让他们归顺臣服。这种扩张的过程并不存在什么边界上的限制，因此德意志在11、12世纪的领土演变大体上与美国并没有多少不同。

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在未来的数个世纪中，德意志开始衍生出一类特定的神职人员，他们一般被称为“好战主教”，这类人虽然身为神职人员，但对掠夺杀戮的热情丝毫不亚于头戴法冠，主持晚祷。这些采邑主教以私人名义大规模攫取土地，因此在德意志全境形成了大大小小无数个交错纵横的私人领地。中世纪早期，贵族主教通常都会在自己的领土内大兴土木，尽管屡经战火和劫掠，抑或漫长时光的洗礼，面临偶然的破坏，其中一部分建筑依然得以幸存至今。在北部的萨克森小城镇希尔德斯海姆，当地的主教大教堂最初由主教贝恩瓦德出资兴建，至今依然宏伟壮丽——两扇大门一扇雕刻着亚当夏娃生活的图景，另一扇雕刻着耶稣像。据记载，其建造时间大约为公元1010年。

图|希尔德斯海姆

身为贵族，宗教界的权势人物自然有机会受到最优秀的启蒙教育的熏陶，但却出于一种古怪的原因，热爱用沉重不堪的青铜艺术品来表达纪念之意，所使用的青铜甚至超过了两吨。这是一种前人秉承创造精神的艺术尝试，这些人在漫长的上千年时光中始终以耶稣基督的宗教为生活重心，关注着亚当与夏娃的蒙福和堕落，也因此，这扇雕刻精美的大门毫无疑问是真正神圣的圣物。同样，埃尔福特地区的大教堂也弥漫着相似的古怪氛围，这座教堂中伫立着一座奇特的青铜人像雕塑，大约与贝尔瓦德大教堂青铜门兴建于同一时期，它两臂伸开，各握住一支蜡烛——这座雕塑确实与“杰作”二字相去甚远，但当人们伫立于此，面对这座雕像，凝视良久，不禁会陷入沉思：手握代表光明的象征，这座雕像究竟在这里度过了多少年月？漫长的时光中，雕像在此历经风雨，给人一种跨越漫长时光的神秘感。

相比之下，在世界范围内，欧洲的皇帝们所占据的土地相对小得多。与当时庞大的中华帝国相比，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不过是小小一片弹丸之地。与伊斯兰世界所占据的广阔疆土相比，基督教国家的整体范围几乎只有一个行省那样渺小，单单巴格达这样一座伊斯兰教大都市，便是亚琛或科隆这样的欧洲中世纪城市所无法比拟的。直到约公元1050年，中世纪德意志所包含的领土也不过只是现代德国西部的一部分，并且自荷兰至更广阔的欧洲大陆东部地区，还有无数异教徒敌人环伺四周、虎视眈眈。众多德国城市中，不来梅的宗教传播工作可谓典范，众多不顾一切、舍生忘死的传教士勇于深入异教徒占据的土地，尽管敌人数目众多并且野蛮好斗，传教士们依然努力拯救他们的灵魂。

宗教界为此展开了大规模探险，于10世纪初到达石勒苏益格和梅克伦堡，11世纪中期到达了冰岛、奥克尼群岛和日德兰半岛。虽然中途有曲折，但总体而言，这些传教活动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皈依基督教的地区必须放弃原有的信仰和习惯，非常需要新的神职人员来引导，也需要严厉的惩罚手段进行监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长久以来的异教传统始终难以彻底消弭，虽然根植于德意志的基督教土壤之上，这样的传统在很多地方依然挥之不去，并时常成为部分地区的主流。

图|现代人扮演的维京战士

在这个时代，基督教还远远未能奠定广泛而坚实的基础，而德意志的疆域范围又错综复杂，从阿尔卑斯山顶到今日的奥地利地区，并且不断扩张深入至北欧维京人的国度。在基督教深入扩张的过程中，修道院普遍占据着先锋地位，城堡和教堂不断拔地而起，控制着越来越广阔的地域，形成了十分密集的网络。随着帝国军队四处征战，领土逐渐扩张，传教也逐渐深入到这些地区，传教士们将基督教的节日、装饰和福音仪式等文化传播到各处，并将基督教中关于原罪诱惑和升天获救的教义植根于异教的土壤中，战败的异教民众便十分容易地被纳入信奉基督的范畴之中。通过政府赠地、官方文件等正式程序，这些饱受战火重创的地区便再无力反抗。起初政府尚且将这些地区用作边塞防御，很快，它们便正式演变为公国或直辖领地。皇帝如何制衡公爵的权力，确保皇权不受威胁，这一大问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君主制度被彻底废除之时，始终未能得到彻底解决。

结语

因为皇帝本人时常需要亲临边境，不论是扩张还是防御，都需要他上场指挥作战，这意味着皇帝很难在某个固定的地区长期驻扎，或巩固自身的权力、树立威信，对采邑主教或手握大权的公爵实施有效镇压或管理。这导致了公爵的权力过分膨胀，最终引发威胁王权的暴动。到了17世纪，当皇权最终在维也纳得到稳固加强，一切为时已晚，长期以来产生的复杂宗教问题经过日积月累，最终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我们同样无法清楚地知道，这样无休无止地扩张究竟是不是最为正确的历史抉择。

参考资料：

《日耳曼史》

《德意志史》